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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王定烈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总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10岁那年，王定烈也终于得到了上学的机会。那年，王家家族中，有富裕的家庭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按照中国传统，这样的私塾，也接纳同一家族中读不起书的孩子。当然，私塾的教材，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二年，王家家族中一个叫王执中的人回到了家乡。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王执中有个梦想，就是重拾王家过去的辉煌，中兴家族。于是就在家乡办了一个初级小学，王定烈开始在被大家叫做“洋学堂”的初级小学读书了，并深受王执中的器重，甚至被寄予“中兴”王家大业的厚望。而王定烈也很争气，不但在初级小学读书成绩好，到了他14岁小学毕业，也就是在　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组织，就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而在王定烈读书的蒲家场第五高小里，有许多教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所以小小的王定烈已经从那些教员中了解了不少革命的道理。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了由川东游击队改编成的红33军的一名战士，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没想到，参军后的王定烈，仗还没有打几次，却碰上了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一时间部队里官兵人人自危。因为识字，十几岁的孩子王定烈也被叫到团部审讯，开口就问王定烈为什么识字，王定烈结结巴巴，刚刚说了句“我妈妈……”，就被审讯者打断，认定王定烈母亲是靠剥削压迫得来的钱供王定烈读书的。于是，王定烈被关了起来。幸好第二天33军的军长和政委赶到部队说明缘由，王定烈和其他战士被释放。随后的1934年和1935年，王定烈随着部队转战巴山蜀水，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剿”的进攻。1935初，红军主力发动了“陕南战役”，连连攻城略地。随后，四方面军又准备西渡嘉陵江，但这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消息，为了和中央红军在川东会师，于是四方面军又回师川东，准备攻打万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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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后卫”部队
就在四方面军将士士气大增的时候，张国焘又出来“捣乱”。这个一贯“左气”十足的人，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革命已经面临低潮。一下子变得“右”字当头，不顾川陕军民经过数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竟然要自动放弃川陕根据地。当年4月份，红四军开始往西撤退，一直向西，渡过嘉陵江。在嘉陵江边上，王定烈看见川陕省苏维埃也在大搬家，党群领导机关、兵工厂、医院都已经撤到了嘉陵江西岸。部队离开嘉陵江，经过江油、中坝、茂县，渡过岷江，且战且走，6月到达理番。不久就和一方面军会师，又传来“两河口会议”的决策：红军北上抗日！王定烈所在的部队99师，在红军撤退时，一直担当后卫掩护任务，现在大部队北上，99师还是后卫，部队沿岷江节节抵抗，掩护主力进入草地。99师进入藏区后，开始准备过草地需要的粮食。9月12日，军部下达了撤出阵地向草地开拔的命令，但到了中午，副军长又匆匆赶到部队，说总部来电，撤销北上计划，准备南下。原来是张国焘搞分裂，拒绝北上抗日。为了掩护主力的侧翼，99师在阵地上又坚守了几天，才看到已经过了草地的部队，疲惫地从草地又折了回来。
　　1945年11月，王定烈在桐柏与战友合影
　　后排左起：常志义、杨劲、王定烈、刘醒亚、徐景林就这样，四方面军边走边打边打边走，到后来部队大量减员，每个团的人数都不足千人，只好合并建制。1936年3月，99师并入红5军，“川东子弟兵”红33军从此取消番号。王定烈所在的295团并入红5军15军43团，团长由15师师长兼任，叫郭锡山。7月，红五军为右纵队，再次过草地。一年前，兄弟部队就从这里经过，路上仍时时可见累累白骨。王定烈和战友一边行军，一边组织“收容队”掩埋遗骨。就在此时，18岁的王定烈自己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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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烤”治好感冒
因为一直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天，王定烈突然感到胃痛，四川的土话叫出“羊毛疔”。怎么办呢？要是掉队，要么倒下起不来；要么被反动武装杀死。王定烈一开始还挣扎着走了几步，但每走一步，都像万箭穿心。渐渐，王定烈坚持着也无法迈步了。忽然，王定烈想起小时候，曾看见家人治疗“羊毛疔”的土办法。于是，王定烈从军帽上取下一根针，把胸口处的皮挑破，把里面一根筋跳出来，掐断了，让里面紫黑色的血渗出来。不知道是奇迹还是纯粹的精神作用，王定烈的“羊毛疔”被治好了。治好“羊毛疔”，王定烈能够勉强跟上部队了，但王定烈又感冒了，那天他赶不到宿营地，在山坡上睡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赶路，他虽然赶上了部队，却因此得了重感冒。其实他的团长郭锡山那里有药，就是不给王定烈，后来看王定烈的病一时好不了，竟然想借故战斗紧急，机关责任重大，把王定烈甩掉。当时病得很重的王定烈，因为走路相当艰难，就拿一根绳子，把自己和马绑在一起，让马拖着自己走。于是团长就把那根救命绳子割断，把王定烈抛在路边。幸好，政委赶上来，救了王定烈。更加幸运的是，随后部队被困在了一条大河边，原地滞留了两天。政委和马夫小马生起一堆火，把王定烈抬到火的附近烤。大火烧得王定烈声嘶力竭地痛叫，但出了一身身的汗，把王定烈的感冒治好了。过了草地，部队到了哈达铺。哈达铺是个小镇，有买食品的地方了。王定烈手里有一块光洋，看着食物，王定烈把光洋掂来掂去的，还是舍不得。这时帮王定烈烤过火的小马跑来，一把抢过去，说大难不死，不吃等啥？哪天一命呜呼，想吃也吃不到了。于是拿了一块光洋买了一个锅盔（烧饼），和四个战友分了。
　　

悲壮西行路
这年的12月，红5军通过了西（安）兰（州）公路，在定西县华家岭宿营，第二天一早，就遭敌人第37军和第3军攻击。凭借着兵力、火力的优势，在飞机的掩护下，敌人进攻凶猛。红军奋力死战，副军长罗南辉被敌人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撤出战斗，红5军向会宁城前进。半道上，王定烈看见司令部驮行李的白马，站在路边发出苍凉的嘶鸣。走近看，五六十个战友全被炸死了。他们是团直非战斗人员，早在拂晓前就比大部队领先一步开拔。在牺牲的战友中，王定烈看到了马夫小马。小马的脸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那天“烤”王定烈时，小马手上烫的伤也还没有好。站了一会儿，王定烈牵了白马继续前进。走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因为白马已经负伤，再加上驮了重的东西，一下子就倒地了。王定烈把马背上的东西背到自己身上，那些东西，不但有全团的文件箱，还有全团的生活费啊。王定烈就这样背着这些东西，向北走，向北走。紧接着是这年的11月初，中央军委决定，要红四方面军渡过黄河，夺取宁夏，建立宁夏根据地。但在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当时，向西渡过黄河的只有红30军、红9军、红5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万1千多人。11月10日，传来命令说，部队更名为“西路军”，做好准备，夺取凉、甘、肃三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然后再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线路”，以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西路军独自向河西走廊挺进，也开始了与西北军阀马步芳武装浴血拼杀的悲壮历程。1937年3月14日，是西路军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也是王定烈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天。那个时候，西路军两万大军只剩下不足3千人。王定烈原是红33军265团团部文书，红5军在高台县溃败后，番号从此撤消，43团与红30军的268团合并，他下到5连2排当战士。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马家军一路追杀，掩护红30军入山的红9军几乎全军覆灭，30军87师也大部拼光。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268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扫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扫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几乎不是用武器而是用生命在抗击敌人。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立刻倒在地上。七八个马匪骑兵操着马刀冲上来，距他只有10多米了，刀尖仿佛能戳到鼻梁。他已经没有反击能力，面对凌厉的攻势，有战士调过枪口，用仅剩的弹药向冲过来的敌骑射击，解救了危在旦夕的王定烈，卫生员小李把最后一条绷带给王定烈包扎上，又回阵地投入战斗了。王定烈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爬，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朝山下爬去。王定烈从上午爬到黄昏。这时王定烈看到有一支红军部队，正在那里集合开饭，他就拿出自己袋子里的饭碗，那个部队的炊事员就给王定烈一碗像稀饭一样的东西。然后，王定烈就昏睡过去了，到了晚上，王定烈醒来，那支红军部队已经撤走了。正当王定烈非常焦急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两个负伤的战士，于是3人就结伴而行。下山以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队，他们只能在晚上赶路，白天躲在草丛里。第二天，3人看到了一间房子，大家高兴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了，进屋一看，里面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个红军伤员了。这些战士都和自己的部队失散了，又都是伤员，大家疲惫不堪，饭是没指望吃了，能喝口水已经很不错了。正当王定烈迷糊之际，突然枪响，有爆炸声，惊醒的王定烈一看，敌人正从窗户外面，往屋子里扫射。这次王定烈没有中弹，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可是枪声刚停，敌人就闯进来，对着战士们一顿乱砍，王定烈手动了一下，就立刻挨了十来刀。王定烈昏过去了，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又迷迷糊糊醒来。王定烈爬到那些战士身边，挨个推他们，但都没有反应，这些战士都牺牲了。王定烈担心敌人再来，就爬进了一只木头箱子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王定烈听到一阵脚步声，以为是敌人，却原来是这家主人回来了。看见屋子里有一个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红军，那老乡也大吃一惊，吓得转身就跑。王定烈连忙叫他站住，告诉那老乡，自己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老乡一听，就不跑了。看到王定烈伤得严重，老乡甚至还想把王定烈留在家里养伤，但王定烈为了不连累老百姓，还是决定走。老乡给王定烈带了一点粮食，王定烈就拄了根棍子，离开老乡家。那天晚上，王定烈是在路边的石头缝下面过的夜，狼在王定烈耳边叫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王定烈一醒过来，马上想自己该立刻起身，继续走，要走到延安，找到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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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归来
刚开始往山下走的时候，王定烈又遇到了3个红军伤员。大家一商量，都同意下山去延安。大家的干粮袋里都没有东西，就吃山上的草。4个伤员好不容易下了山，又遭遇敌人的骑兵。七个骑兵把他们4个人包围起来。敌人抢了东西之后，叫他们跪下，准备枪毙他们。王定烈哪里肯跪。正当这几个敌人要开枪的时候，远处一个当官的喊住了他们说：不许开枪，要活的！敌人先把他们关在地窖里，然后押送到富义县的监狱，把王定烈扔在一个马槽里。过了好几天，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刀伤，有4处化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发臭到不能近人的程度。浑身虱子成堆抱团，刺痒难耐，捉不胜捉，手也没有力气去捉，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几次昏迷，几次似乎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
　　向恩施进军途中。骑马者前为李人林，后为王定烈（）有一天，监狱来了一个护士，帮王定烈擦洗伤口。她给他擦完头上、臂上的伤口，又要为他擦洗腰上的伤口。但翻身过来，护士竟被吓得惊叫一声，很快地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护士领着几个男人过来，让他们把王定烈侧翻过来。几个男人也被他腰上的景象吓住了。王定烈从他们的对话中明白，原来他伤口处的蛆结成了窝，集成了核桃大的蛆团团，一翻身就扑簌簌往下掉。随后，那护士用纱布把一团团蛆从伤口拨拉下来，把腐臭的烂脓块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过了些日子，王定烈的伤口才慢慢好起来。但是，子弹还没有取出来，一直留在王定烈的脊椎骨上。到了抗美援朝结束了以后，王定烈才有功夫住院，把子弹拿出来。在马步芳的监狱里，有一天居然来了王定烈的“老战友”郭锡山。这郭锡山原来已经投敌。他现在跑来，是想劝这些红军战士也投降敌人。王定烈非常生气，于是就想直起腰来。王定烈咬紧牙关，硬是挺了一下腰，把王定烈疼得当即栽倒。可没想到，这么一挺，本来横在他腰里的子弹，竟顺了过来，就好似动了手术，本来直不起来的腰，也能直起来了。最终看到战士们都不投降，郭锡山也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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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逃亡”
1937年5月上旬，马家军将王定烈和300多名红军战士押解到武威。监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四班。每个连有3个敌军官（连长、排长、司务长），其他都是红军战士。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负伤后被俘的红九军连长）劝他说：“现在我们不能走。敌人说是不当兵的往兰州送。实际上是活埋。何必去白送死呢？革命时间还长着哩！听说毛泽东、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咱们，在这暂栖身吧，找机会逃！”王定烈觉得有道理，便在“补充团”呆了下来。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下令马步芳抽调兵力补充。马步芳顺水推舟，把1500人的红军“劳役团”当作新兵调去顶账。一则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挖去了身边的祸根；二则可以讨好将介石，一箭双雕。1937年8月20日左右，“劳役团”向兰州开拔。到了兰州，他们听旅客说兰州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派人前去联络，可是还没联络上，部队又开拔了，错过了机会。两天后抵达西安，在“革命公园”驻扎，晚上就要乘火车去武汉。“劳役团”党组织立即派人越墙出去找“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西安办事处主任吴玉章闻讯后，一面电告党中央，一面派人买了十几车蒸馍，前去慰问。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斗争，他们终于实现了回归红军队伍的愿望。8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