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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也没耽误，立即送到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手中。杨得志看后，沉吟片刻说：“此情报可靠吗？”彭富九回答：“这是打入敌军军部的我方地下工作人员发来的情报，应该说是有相当的可靠性。”杨得志司令员说：“那好！你再通过电台侦察一下敌军电台来往通信有无异样。”彭富九遵照杨得志的指示，通过电台又收到了敌军的几个密码电报，通过破译，证实了敌人第3军的北进行动。野战军首长根据这些情报，断定敌第3军想趁我军与北平援敌对峙之时，从背后夹击我军于徐水地区。野战军首长决定将计就计，抓住敌第3军孤军北进的有利时机，以少部兵力仍在徐水地区阻击北面之敌，集中主力6个旅，轻装兼程南下，以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20日拂晓将北进的第3军包围在清风店地区。激战两昼夜，全歼该敌，生俘敌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共11000余人。此役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性作用。战斗结束后，杨得志非常高兴，亲自把在战斗中缴获的敌军长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一件雨衣奖给彭富九，并满面笑容表扬彭富九说：“老彭，干得不错，这一仗没有你们准确的情报，不可能会这样顺利地取得胜利。”
　　

活捉张振汉
再回头说长征。到了1935年的6月，红军部队派出一个团，佯攻湖北宣恩县城，如果打下宣恩，将直接威胁国民党徐源泉“剿匪”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徐源泉马上调张振汉的41师救援，张振汉给徐源泉发电报说，他将兵分三路，可以很快就赶到中堡。不料这份电报被彭富九他们破译，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昼夜急行130里，赶到中堡，在那里布下天罗地网，等待敌军到来。经过三昼夜激战，红军消灭了41师并活捉了他们的师长张振汉。就在敌军被消灭前，彭富九侦听到敌军电台发出了“SOS”求救电报。于是彭富九就给敌军发了明码电报，命令他们保存好电台，不准破坏。战斗结束，投降的敌人果真把完好无损的电台给彭富九送了过来。说起这个张振汉，还和贺龙打过交道。当年就是张振汉在贺龙后面围追堵截，贺龙才带领军队，被迫离开了湖北苏区。中堡战斗结束后，贺龙在一个山头大树底下，摇着个大蒲扇，两个战士把张振汉押上来。贺龙一见到张振汉就说，老兄啊，咱们这次又见面了。张振汉回答说，唉，惭愧，惭愧呀！消灭了张振汉，狡猾的徐源泉知道红军已经破获了他们的密码，于是想使个反间计，利用这个密码，给下面几个师发了个电报说，红军2军和6军不团结了。2军已经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以后见6军要打。碰到2军要让。这电报彭富九他们译出来以后，就送给任弼时，任弼时看了笑一笑，划根火柴烧掉了。任弼时根本不信敌人那一套。但徐源泉的手下，却有人很不解，回复徐源泉说，他们在每一次战斗中，没有发现2军、6军失和啊，他们配合作战很密切。徐源泉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再发电报，说前电作废。当初，彭富九他们部队从湘西突围的时候，把18师留在那里，牵制敌人。1935年底，18师遭敌人围追堵截，处境艰难。由于敌我力量悬殊，18师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到了12月，贺龙、任弼时命令18师突围，和主力会合。18师转移撤退的时候，一路上彭富九他们一直通过电台，告诉18师周围的敌情。有一次，给18师提供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前面多少里地有敌人一个师。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份电报还没有发完，18师电台就收线了。18师继续懵懵懂懂地往前走，就在快到敌人包围圈的时候，彭富九他们终于和18师联系上了，赶紧告诉他们，前面有敌人一个师，18师立刻调头。最后，18师终于突围到了贵州，并和主力部队会合，但只剩下600多人。
　　

错把四方面军当中央
张国焘分裂中央南下以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和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当时的联络手段受限，红2、6军团对这件事并不知晓。而四方面军电台的呼号、密码与中央红军都是一样的。因此，有一段时间，彭富九他们一直把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成是中央的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了陕北。当时，红2军团过金沙江后就往东，准备和一、四方面军汇合。在彭富九他们准备翻越雪山，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逸做动员的时候还讲，翻过这个雪山后，就可以和一、四方面军汇合。这样，我们红军就有8个军，力量更壮大了。可是，红2军团的将士，都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分裂，四方面军翻过草地又回去了。因为不清楚真相，红2军团一直把四方面军当成是党中央的电台。有一次，已经到达延安的一方面军终于和红2军团取得了联系。在延安的周恩来还发了个明码电报，发给任弼时说：弼兄，我已到陕北，伍豪。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弄得他们一头雾水，莫名其妙。红2军团和一方面军就联系上了一次，此后再也没有联络通。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党中央到了延安之后，想方设法要和红2军团联系，还专门在瓦窑堡架设了天线。之后，红2军团接到了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发来的电报，让他们过金沙江，北上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合。到西康，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就派一些人，打算到红2军团散发传单，传单诬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还宣布开除他们的党籍。但任弼时等人觉悟很高，把张国焘的那些传单全都扣下，没让散发。而红2、6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长征中的秀才周素园
长征途中，有一些人让彭富九终生难忘，其中一个就是贵州毕节的周素园老先生。这人是清末的秀才，但早年就已经投身革命，曾经是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时云南军阀龙云，是他的学生。红军刚到毕节，开始打土豪，战士挨家挨户调查谁家是土豪，跑到他家，进去一看，老先生家书房里面马列的书多得很，而且有的还是俄文版的。周素园一见到红军，还问道，你们是不是贺龙肖克的部队？我要见他们。战士很奇怪，就去报告，可当时贺龙和肖克还在战场上，于是王震就去看他，跟老先生聊，说这么多马列的书，都看过没有。他说大部分都看过，他还说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王震又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抗日救国，你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啊，不抗日就要亡国啊。最初的时候，红军考虑到周素园很有号召力，就让老先生组织起一支部队，叫“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但没多久，红军就得撤退，怕周素园不安全，任弼时就建议，把周素园送到香港去，但他反对，60多岁的老先生坚决要跟红军走。部队就给他配了一匹马，派一个警卫员照顾他。电台的战士每天都和老先生见面，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老先生的胡子结冰了，硬梆梆的，战士们开玩笑说，周老，你看你这胡子怎么搞的，硬梆梆的。周素园就敲了敲胡子，幽默地说，是啊，世界上的事情都在变化，我的胡子今天变白，明天还会变红的。红军向云南进发的时候，周素园就给龙云写信，说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北上是因为要抗日，由于蒋介石阻挠要从云南借一条路走。老先生还在信里说，蒋介石的军队要是开进云南，打败了红军，那时云南就不是你龙云的云南了。周素园的这封信对龙云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龙云跟蒋介石采取了消极应付的策略，只要没有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龙云基本上按兵不动。后来，周素园一直跟红军到了延安，毛主席还接见了他。建国后，周素园成了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其实，彭富九一生，碰到的人或许要比周素园更加杰出，但从周素园的行为中，彭富九看到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像周素园这样有声望，有家产，年纪又这么大了，但他还是参加了革命。
　　

顽童警卫员张四贵
还有一个叫彭富九难忘的人，是自己的警卫员张四贵。当初2军团在大云湾——现在叫张家界——打仗，彭富九他们住在土家族老百姓家。那一带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一家也分了土地。家里有个小孩叫张四贵，比彭富九还小，大概在13岁左右，张四贵是个很活泼的小孩，不但会唱山歌，还会玩一些有趣的游戏。和彭富九熟悉了，张四贵就吵着要参军，一定要跟彭富九走。彭富九说你太小，长大以后再当红军吧。可张四贵不同意，加上他父亲也求情。这样，张四贵就当上彭富九的警卫员，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眼看长征快要结束，彭富九他们的部队已经来到渭河边上，渡过渭河，他们就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了。渡河的时候，天快黑了，还下着雨，敌人在后面追。渭河的水大概齐人的脖子，个子高的战士趟水过河没问题，个子矮的就不行了。部队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搭配着手拉手过去的。电台的战士首先把他们的宝贝机器弄过河去，然后再接个子矮的战士过河，轮到张四贵，可那孩子死活不肯上马。彭富九说，你不上马过不去的。张四贵说：队长你走吧，我有办法。彭富九只好站在岸边看，张四贵和贺龙马夫班的战士很熟，或许张四贵毕竟是个小孩，有点贪玩，他就跟着贺龙马夫班的战士，拉着马尾巴过河。结果下水不久，可能是被马踢着了，张四贵的手一松，就落水了。彭富九眼睁睁看着张四贵，在水中挣扎呼喊救命。不一会儿，张四贵被水冲走了，彭富九打着手电，沿着河岸跑，开始的时候还看得见张四贵，没多久就看不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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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多险难
其实彭富九自己也曾经碰到过危险。有一次红2军团在赣西作战，被敌人困在山上，没有粮食，彭富九已经饿了几天，他看到许多战士采山上野果充饥，彭富九也吃了一点，不料又是淋雨，又是掉进水沟里，这么一折腾，彭富九严重腹泻。部队突围出来，敌人还在屁股后紧追，部队只得跑步前进。彭富九拉肚子，跑一阵子，蹲下来拉一次。完了之后，就掉队了，提了裤子又追，刚追到又拉肚子。那回，彭富九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而体力也到了极限。让彭富九支持下来，靠的是意志的力量，要没有这坚定的意志，一坐下来就完了。
　　采访工作照好不容易，部队撤进了大山里，彭富九跑进老乡家，问他们有什么治拉肚子的药没有。老乡说，山里面哪有什么药，只有鸦片泡。彭富九如获至宝，赶紧问老乡要了一颗，吃了还挺管用，第二天彭富九就止住了腹泻。像彭富九当时那样的情况，确实挑战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限。但饥饿才是长征时最大的敌人了。有一次部队到纪昌，彭富九断粮了，他跑到麦地里，捡藏民收割时掉下的青稞，半天，彭富九才捡到一把。凑巧，彭富九碰到了原来6军团电台运输班的班长。班长问彭富九说，你没有吃的了？彭富九说是啊。那个班长立刻说，我们每个人给你半碗吧。于是，五六个战士，每人给了彭富九半碗吃的。这才解了彭富九断粮危机，救了他的命。虽然饥饿时时进逼，但彭富九有一次竟放开肚子饱餐牛肉。原来是他打到了一头牦牛。可是，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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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可是几万条红军将士的生命啊，这是犯罪啊！”做情报工作，最重要不是技能，而是人格。而优秀的人格，则源自于对伟大事业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乃至以后的峥嵘岁月，彭富九将军都经受住了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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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送儿子当红军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要说起来，王家在当地也曾是个大家族。不过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王定烈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十分贫寒了。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阳历的1918年11月15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