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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飘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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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和胡秋原因其“历史问题”——早年曾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赴台后常常成为论敌“揭老底”的对象。在60年代初发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中，有“愤怒青年”代表之称的李敖，以第一速度投射他的反抗力量，向周围环境表示他的强烈不满与攻击。其中发表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气点名批判了四十位名家学者。其中一个重要靶心是胡秋原。李敖诊断他得了“超越前进病”：“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师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争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他说，胡秋原的论调，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跟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论”“同出一厂”。胡秋原迅即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创造》，文中称李敖是“梅毒主义”。声援他的还有郑学稼、徐道邻等人。李敖为此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作反批评。其中任卓宣助战最为卖力，发表有《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抱不平》等文章。
双方论战均不冷静，互扣对方红帽子，把文化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如《文星》杂志说胡秋原是“与*联合战线的闽变分子”，是“狄托第二”，“在伦敦住*招待所”，“做过《文汇报》主笔”，要求警备司令部出面调查，并在《中央日报》显著位置登出特大广告。胡秋原只好于1962年9月18日宣布起诉，进入法庭，并写《此风不可长》、《诽谤集团公然煽动政治清算问题》两书，其中也为“闽变”的十九路军辩护。后由二十五位“*要人”出面发表声明调解，无结果。由此可见，所谓“中西文化论战”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是再明显不过了。李敖由于触犯了党政要人，尤其是他要求当局开放政权和实行*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构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故无法为国民党所容，1965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封闭了《文星》杂志。1960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胡秋原扩大事态，说《文星》老板的后台萧同兹“背党卖国”，乃与“匪帮”盲进运动相呼应，弄得萧同兹被动，李敖也以“叛乱”罪于1971年3月19日被捕，后被判刑十年。
但李敖把牢底坐穿恢复自由之后，仍不停止对“胡天胡地胡部长”的攻讦，仅1988年就写了《胡秋原冒充胡部长》、《胡秋原“诚实”吗？》、《蒋总裁口中的胡同志》、《胡秋原式的“患难之交”》等犀利的杂文。这些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证明胡秋原的言行确有不相一致之处。胡秋原长期游离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难怪左派说他右派，而极端的*人士怀疑他为左派乃至为*分子“所包围所利用”，还有西化派指他为传统派，而传统派说他根本上是西化派。这便使李敖有空子可钻，去抨击胡秋原以折中为名的保守论及其政治上的“两面派”之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胡秋原（8）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挺身而出
虽然胡秋原属于承认中国文化有不足，希望借助西化来加以补救的主流折中派，但就其选择而言，常常会不自觉偏离这种貌似公允客观的立场，往左或右的方向游走。如果说在与李敖论战中他是偏右的话，那么在1977年夏季掀起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中，胡秋原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观念均明显左倾。
那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彭歌在《联合报》上发表了《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的文章，对乡土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骢公开点名，作了严厉的政治抨击，再加上余光中在《狼来了》中扬言要对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信徒的陈映真“抓头”，整个台湾文坛由此陷入一片悲愤、焦虑和恐怖之中。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胡秋原在1977年9月出版的《中华杂志》上，刊出《谈“乡土”与“人性”之类》，对彭歌的文章提出掷地有声的批驳。声援者还有徐复观、郑学稼这些老一辈理论家。这些文章均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的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因而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间的矛盾冲突。后来胡秋原还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写了序文《中国人立场之复归》。此文鲜明地主张文学的民族性，认为文学可以写“小人物”和穷人，可以写“繁荣后面”存在的“广大贫困与不幸”。胡秋原对乡土文学的肯定性的评价，澄清了右翼方面对陈映真他们的诬陷，防止乡土作家的首级被“血滴子”取去，对台湾左翼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这场论战中，陈映真和胡秋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尉天骢同时加盟《中华杂志》编委会。胡秋原也常以国民党开明人士身份声援“党外运动”。如1980年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胡秋原在《中华杂志》发表社论，劝国民党当局宽大处理。到1988年4月“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时，陈映真任首届主席，陈又邀胡秋原任“统联”名誉主席，这正是胡秋原当年说的“从未完全赞成国民党”的具体表现。
不怕开除党籍的统派
从大陆到台湾，从30年代到90年代，胡秋原大半时光都卷入论战的漩涡中心。到了晚年，他在90年代的统独斗争中，不再游移于左右翼之间，而是坚定地站在统派的一边：既反*的“独台”，又反民进党的“*”，成了坚强的民族主义战士。他于1988年9月由美国赴中国大陆探亲访问，在重睹故国山河的同时，与李先念、邓颖超会面，提出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正当胡秋原由西安前往敦煌前夕，国民党中常委在台北召开会议，认为胡氏大陆之行违反了国民党党纪，决定将其开除党籍。
胡秋原的“自由人”身份，使他一直与国民党离心离德。他遭国民党批评和党纪处分已不止一次。1933年参加“闽变”一事，他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拷问。第二次为1959年，蒋介石亲自召见他，派他为“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可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两次在伦敦私下会见*驻欧洲主持经济工作的旧友侯君。事发后，国民党中常委鉴于他当时就写过两封信报告蒋介石，故只给他警告处分，但蒋介石认为处罚过轻，改为停止党权半年，并在国民党第八届二次全会讲话中批评胡秋原“党德败坏”，行动上“与其平时*理论完全相反”。此事整整闹了三年，后调查证实胡秋原只是在机场与*干部邂逅，虽然也彼此讨论过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但毕竟多半为叙旧，在伦敦也未如《香港时报》某主笔检举的那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中央社”驻英记者王家松寓所，此事才算了结。但胡秋原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做法，仍我行我素。他在1988年10月18日台湾耕莘文教院欢迎他大陆归来的会上作报告说，国民党对他的处分，违背孙中山在大陆之遗志。他劝告国民党“勿作株守偏安一岛之计，自误其前途”，并“希望在台的本省外省同胞团结起来，为一个新的富强安乐的中国而努力”。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对“*”、“*”、“德国模式”等主张；强调中国是十亿人的中国，并非一千七百万人的中国，台湾民族、文化与大陆无本质的不同，当局鼓吹台湾“立国论”必定增长“*”气焰；强调大陆十亿人民都是我们的同胞，称大陆为“匪区”会伤害大陆同胞的感情，不利于两岸的统一。他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喇嘛与*人士攻讦*和鼓励港英政府制造纠纷，反对1988年以来美国公开要求台湾掀起的“大陆热”降温，尤其反对台湾以“政治实体”名义重返联合国，因为这样将“拆散中国”，不利于中国统一、再建和复兴，并认为“三不”、“三*义统一中国”皆为统一中国之障碍。
几乎一生都在论战中度过的胡秋原，为了国家民族千秋万代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他不停地挥动自己手中的笔，共写了两千万字的文章，出书一百多种。为了著书立说，他几乎没有一般人享受的嗜好和娱乐。他觉得看书写文章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娱乐。他称写文章为“一人麻将”。他晚年一直关注着祖国统一大业，充满了忧患意识。笔者在台湾访问期间，他特地托人送到笔者下榻的宾馆亲笔手书一张条幅，上有一首七律云：
抱头肝胆护危亡，辛苦初忘力短长。
同室操戈元海笑，红巾愠泪稼轩伤。
追随二霸成奇祸，回首自亲是正常。
霁色阴霾交互见，半分喜悦半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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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1）
未能魂归故里的文艺总管
大陆出版的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张道藩在1942年发表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时，常常语焉不详。此文发表在《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共两万余字，署名张道藩，实际执笔者为李辰冬（1907—1983）。李氏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曾赴法国留学，后因投稿关系与时任*次长的张道藩相识。张对李颇为欣赏，把他调到陈果夫任教育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当研究员。《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便是在张、李二人讨论的基础上，由李辰冬执笔，张道藩订正，再请国民党*戴季陶、陈果夫审阅的。张道藩原本想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自己设计的文艺政策，可考虑到中央内部意见不易统一，便改用个人名义发表。这篇论文并非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有关文艺政策的正式文件，不过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与官方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正如台湾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长歌出版社，1976）中所说：“这篇文章，严格地说来，算不上文艺政策。”但由此说“只是张道藩对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就过于轻描淡写了。它提出了一整套与左翼文艺运动对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会引起重庆的左翼报刊《新华日报》、《野草》、《群众》、《新蜀报》的群起批驳。
除了左翼文艺工作者抵制张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见，还由此引起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梁实秋。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于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上发表《关于“文艺政策”》，认为“文艺政策必然配合着一种政治主张经济主张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艺范围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表面上看来，张道藩与左翼文艺南辕北辙，但就企图用“文艺政策”管制作家，和苏联用“文艺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并无两样。张道藩针对梁实秋这种“误解”，在《关于文艺政策的答辩》中说：“我们提出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政府施行统治的意思”，只不过是“向我国文艺界建议一点”具体做法。其实，张道藩文中所讲的“六不政策”（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和“五要政策”（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是用“三*义与文艺之必然关系”要求作家必须遵循的创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许违背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官方审查文艺作品的标准，当权者监控文艺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党不愿意作家们脱离官方领导，因而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赵友培在《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一文中站出来反驳梁实秋，并指出张道藩前头讲的“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与后面讲的“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文艺毕竟还是需要政策的。现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完善化，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王平陵在《评〈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中表示，在指导思想上与张道藩无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过于刺激人，不如将这二字去掉，以免让人“感觉头痛”。翁大草的《论情感与理智》、常任侠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补充》，分别从创作是由理智还是从情感中产生，以及民间文艺、边疆文艺问题上作了发挥和补充。王梦鸥的《戴老光眼镜读“文艺政策”》则劝作家们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义为立国之本，“文艺政策”就不会伤害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他戴的这种“老光眼镜”，貌似平和客观，其实是站在官方一边，只不过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笔更显得老气横秋罢了。 。。
张道藩（2）
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骝、夏贯中、易君左、王集丛、太虚法师、罗正纬、陈铨、李辰冬等，共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十八篇（含张道藩的两篇答辩）列入“文运会”文化运动丛书第五种——《文艺论战》，于1944年7月在重庆出版。这场论争，主要是国民党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参与。左派的文章由于写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张道藩从政的一生中，文学艺术只不过是他经营国民党党务的一种工具。他本名张振宗，贵州盘县人，1897年7月12日生。他于1919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美术部、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于1922年伦敦求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回国后，在北伐成功的1928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他在上海结婚时，蔡元培夫人为女方主婚人，陈果夫为男方主婚人。1928年9月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从1932年春到抗战前夕，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内政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长。抗战时期又担任过*政务次长。1942年11月接替王世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由于工作关系，和各种派别的文人常有来往。如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常常给左翼文人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洪深、许广平、张友渔、韩幽桐等按月以“特约撰述，预付稿酬”为名发津贴，并亲自登门拜访，做他们的“*”工作，但这些左派文人并未在政治上从此右倾。有人便将此事密告陈布雷，陈布雷为其打掩护。这种发“稿费”的事一直维持到1943年。正如台湾军中评论家姜穆后来在《国军新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所说：“此项工作显然失败。”但张道藩不甘心，仍我行我素，如让茅盾住“文运会”所在地重庆曹家庵的后楼，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并在一次晚会上作过老旦清唱的表演。张道藩于1944年10月5日在重庆的广播大厦内成立“著作人协会”，呼吁大家重视、保护著作权。此外，他还是国际笔会*笔会首任会长。应该说，他对文艺并不外行。除有美术作品问世外，他另创作有写爱情婚姻的剧本《自救》、《自误》，以及写唐、贺两家族斗争的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的“敌”系指日寇，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剧作写一农家受日军凌辱的悲惨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钟”（“中国”之“中”谐音）可看出。1936年，他还自印有写与军阀作斗争的电影剧本《密电码》。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蓝，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电影院看了由刘呐鸥等导演的这部电影后，很受鼓舞，影响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张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图解，艺术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上写的《念人忆事》中所说：“实在写得幼稚，水准始终在五四初期刚从文明戏解放出来的阶段。”
国民党在大陆失守后，蒋介石隐居台湾草山，对不重视文化工作一事闭门思过。不少人认为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外交官蒋廷黻就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而“笔权”落入共产党手中，许多人认为张道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卷《抗战时期文艺述评》中，就不断批评“当时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艺工作软弱无力，没有“积极的表现，便只有采取消极的禁止”，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响大”，以致文艺界变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责怪张道藩。当1949年冬张道藩来台后，仍受蒋介石器重，成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系统的一员大将。同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50年春，他奉蒋介石之命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被封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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