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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关注“将”的牺牲，是一贯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将”一个个甘于赴死，表明了军队“中枢”的坚刚。太平天国乱起，清军中的满汉将领又一个个视死如归，仍然表明了“长城”不倒。
　　“永安突围”，是太平军的“硬仗”。“硬仗”不死“将”，又正常，又不正常。“正常”在太平军的每一次战术实施都是“天兵”（士兵）打头阵，“天将”压阵；“不正常”在这种驱民为兵、驱兵赴死的做法，违背了洪秀全们“天兄”、“天弟”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兵”、“将”关系。诀窍在于如何让“兵”们自觉为“将”而死，却又感到是在为自己的“义务”或“信仰”而战。这中间，就有一种“理想”或“理性”的教育与灌输程序。
　　洪秀全们的“理想”灌输分为两步。在“拜上帝会”阶段，他们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輥？輯？訛　这让穷极、愚极的百姓看到了做“人”成“神”的希望，故一呼百应，趋之若鹜。“拜上帝”，形式耳；“拜自己”，才是真。在“太平天国”阶段，洪氏则宣扬“从前及后一概打仗开天功臣，职同总制世袭”，（活着的）“大则封丞相、检点、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享福无疆”。？輥？輰？訛　简言之，即“刀头上出官”，打江山，坐江山之谓也，“种铁杆庄稼”比种五谷杂粮省事，所以一夕之间，“民”变成“兵”，“兵”着了“魔”，一心一意只想用自己的鲜血浇灌那株梦想中的荣华富贵。
　　当“兵”的不知道，自己用牺牲仅仅换回一张空头支票，高高在上的“将”或“王”却在即刻兑换到了现世享受。洪天王和他的一大群“娘娘”固然要“天兵”用生命保护，另外的五个“王”也都按革命座次每人分配六至十一个妻妾指标；其余高官可娶三妻，中官可娶二妻，小官允娶一妻。而士兵们即便有妻也要被拆散在“男营”与“女营”里天各一方！宣扬“兄弟平等”的“太平天国”，一开张便是高度不平等的。最大的不平等，即“天兵”有牺牲权，“天将”有享受权。
　　有的研究者可能会用南王冯云山的牺牲、西王萧朝贵的牺牲来驳诘我们的上述论析。他们俩的牺牲是事实，但都有偶然因素，因而并不能代表太平天国上层领导者的无畏无私。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6）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优秀的人才，“其忠勇才德与智谋气度实为太平天国之第一人”。？輥？輱？訛　他牺牲于1852年6月上旬。此前，太平军兵围桂林三十一天，不克，舍桂林北上，趋全州。远望坚城壁立，似乎也没有攻坚战的愿望。大队人马沿全州西北郊柳山脚下绕行而进，照例是士兵在前，将官在后，南王冯云山作为压阵者，更是走在后队。士兵步行，将军骑马，王爷坐轿，是那顶金黄色的大轿引起了守城清军的注意。朝着大轿，连发数炮，冯云山身负重伤。南王受伤，激怒太平军，于是回师攻城。城破，太平军屠城三日，全州老少无孑遗。待三日后太平军离全州北上时，行至距城十五里之蓑衣渡，遭遇江忠源“楚勇”。太平军兵败，二千多人阵亡，冯云山即于此时伤重牺牲。考冯云山之死，与“将”或“王”的一线战斗无涉。要说祸源，还是因为太平天国“王”的特殊化与讲排场招致射杀。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第一位“高干”烈士。他没看到胜利，没充分享受权力，因而还没有机会腐败变质。生命的匆迫，获得后人的怜悯，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他还不是一个讨嫌的角色。因他而起的全州屠城，却暴露了“天兵”的残忍。
　　萧朝贵牺牲于1852年9月。作为太平军的先遣部队，萧朝贵率部离湖南郴州后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进抵长沙城南。与清军对阵，毙西安镇总兵福诚、副将尹培文。为了不失战机，萧朝贵督军攻长沙南城门。骑着马，挥着刀，衣着光鲜亮丽，在军后督战，这又成了守城清军的“活靶子”。枪弹也认人！飞弹射来，萧朝贵应声落马。伤重不治，当夜死去。与冯云山相比，萧朝贵的牺牲多了一些壮烈。
　　纵观“南王”、“西王”之死，不能排除偶然性。而在“必然性”的范畴内，太平天国的“王”与“将”，其安全系数不但比一般“天兵”为大，也比清军将领为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东王”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的“超前”享受帝王生活。
　　金田突围，才离开家门口，洪秀全即在御林军护卫下处在了极端安全的“中军”位置。罗大纲率众强攻永安州，城破，洪秀全于城破六天后才坐着黄绫大轿姗姗入城。入城，即一头扎进了杨秀清为他准备的“行宫”安乐窝，不理军政、行政。永安封王后，一切皆委东王处置，洪秀全更是“专职”享受。每战，洪秀全都处在“后方”、“大后方”，所以送死的自然是“南王”与“西王”。太平军打到武昌，洪秀全直入湖北巡抚衙门，在大堂上一坐，便找到了当“天王”的感觉。他命人在巡抚衙门外贴上“天朝门”的红纸，又在大堂上悬上“天朝殿”的匾额，后将大小衙门分配给诸王、丞相、军师居住，开始了“小天堂”的安乐日子。
　　没收一切官家、商家的财物后，东王杨秀清又对武昌全城百姓进行了统编。青壮年编入太平军，老人、儿童、女性编入后勤队。
　　顺江东下时，洪秀全乘龙舟，列巨炮，树黄旗，上张三十六灯，舳舻相接，数十里不绝。及攻下金陵，洪秀全在十万人簇拥下、坐十六抬大轿入城。全城实行“圣库制”（公有制），天下之财，尽为我有，何其尊荣？不久，“天王府”建成，周遭十多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固若金汤，金殿饰以黄金，后宫绘以五彩，堆金积玉，美女如云，其奢靡工巧，远逾北京的紫禁城。据《江南春梦庵随笔》载，洪秀全的王后娘娘下有爱娘、嬉娘、妙娘、姣女等十六个名位级别，共二百零八人；在二十四位王妃下，有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级别，共有九百六十人。这有夫妻名分者，达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外加王宫内女宫一千二百人，专供洪秀全享受的女性已有二千三百多人！？輥？輲？訛　天王之乐，何减桀纣？有人指上书为“伪书”，但在这方面，夸大不多。金陵破，洪秀全子洪天贵福外逃被俘，交代其父有八十八个“母后”，当不谬也。这个小太子在九岁时已娶妻四人。“东王”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享受上处处向“天王”靠拢。“天王”出宫，乘六十四抬大轿，他则要乘四十八抬大轿；“天王”的“娘娘”多，他也要选美纳妃，累计册封六十名以上；“天王”出行仪仗宏大，他的出行仪仗，一字长蛇阵，多达数千人。“天王”后宫厮役过千人，他要一千七百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7）
面对洪、杨之流的超级堕落，谁还能再用“小节无害”为其辩护？
　　比之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经牺牲”的巨大创痛，洪秀全与杨秀清们的享乐，是一种背叛。洪秀全与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领袖的背叛”，被他们发展到了极致。背叛了追随者，背叛了他们的革命；当他们彻底背叛了原初鼓吹的“革命”时，他们个人的“革命”随即宣布成功。还有比这再大的讽刺吗？还有比这再大的真实吗？套用《红楼梦》“好了歌”形式，我们可以对洪秀全们的革命作如下咏叹：“世人都说‘天国’好，只有‘享受’忘不了。千人万人搭天梯，谁见一人上凌霄？”
　　或许真的知道上不了“天国”，洪秀全们才抓紧安排自己尘世的享受。
　　领袖人物的享受，是由崇拜领袖的庸众侍候的。所以在洪秀全一歌两训这批神学教材的熏陶下，太平军战士意志里多了一份“神性”使命。相比之下，“太平军”比“八旗兵”、“绿营兵”更具战斗狂热。
　　“神性”也罢，“狂热”也罢，都属于意识形态，看不见，抓不着，洪秀全们不全放心。因而，除意识形态的灌输外，太平天国领袖的治军之道还强调“置之死地”这一招。至于能否“后生”，那要看兵士们的福分造化。
　　毁家相从，断绝后路，这是第一招。初期尤甚。那时的“团营”成员，都是先放火烧了自家房舍，卖了田产，赤身赤心投向“拜上帝会”的。无恒产，无恒业，哪里还会有恒心？有的，只是奴才心、流氓心、侥幸心。
　　留满发，变“长毛”，以示区别，这是第二招。独特的体貌特征，让“太平军”战士与清朝的百姓势如冰火，即使士兵开了小差，也逃无可逃。
　　严军纪，滥诛杀，以苛治兵，这是第三招。太平军军纪极严，“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　兵士如奴隶，人人自危，只有服从与卖命。再如排单行行军，有出行者即杀。
　　关键时刻，施以小惠，这是第四招。极端放纵的例子是允许屠城，允许强掠，允许逼良为妻。全州屠城，见于前文；武昌陷，太平军亦屠城三日，杀军民逾十万人。　天国中期，“天京”被围，杨秀清为了激励斗志，便强令“天京”15至50岁的女性嫁给太平军战士为妻，有不从者即杀。单是为抗拒这种变相奸淫而自杀的“天京”妇女即在万人以上。起事初，洪秀全曾表白：“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妻。”结果是纵杀纵淫，这“革命”如何赞美？
　　总之，太平天国的领袖仿效田单驱火牛入阵的战法，仿效项羽破釜沉舟的战术，将太平军战士视若会说话的战具，任意使用；因而，太平军战士真的为他们创造了势如破竹的战争神话，神话只哄骗幼稚者。本节，仅就太平军战士的前期牺牲作些提示，而在后期，“神话”破灭，“权威”消失，太平军土崩瓦解。西进，北伐，全部送死，守卫天京，一律丧命，这又与洪天王的“太平”许诺背道而驰。
　　太平军“造反”，清军“镇压”，各自立场不同，所以对战争的定性亦不相同。“正义度”的评判如果以“人民利益”和“国家兴亡”为基本参照，相信还有商讨的余地。历史事变既不能保证每一个“造反者”都将“造反”兑换成个人及家族幸福，又不能保证每一个“镇压者”都靠“镇压”实现权力及权力体系的永久安定。这正像矛与盾，不能两立，不能两全。太平天国与大清王朝，经过“造反”与“镇压”的一轮较量，灭者自灭，衰者自衰，何止是两败俱伤呢！这呼应了那个延续两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的诱惑，这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内部矛盾、构建社会平等上的简单化与非理性。一场内乱，绞杀了强梁，成全了英杰，而普遍的“尚武精神”则被割草机碾压一遍。如果进入时光遂道，重回六朝故都当一名天国战士或天京臣民，腥风血雨，感同身受，我相信任何人也不会重蹈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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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生”立功，“民兵”救国
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题目。疆场立功，本是武将的事，济难救国，本是英豪的事。在此，我们推崇“书生”与“民兵”，且提高到为国立功的极限，确乎是有其名而又有其实的。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者中，不少人为洪秀全们遗憾。他们设想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全力北伐，便极有可能一扫淮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将满族统治者赶出长城，而宣告清朝亡而“天国”兴。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没有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到了金陵这六朝香粉之地便扑倒身子开始享受，坐失战机，导致失败。
　　“半力北伐”与“全力北伐”结果当然不一样。
　　但不论如何，太平天国皆无胜局可言。
　　这一判断，已经落在历史事实的后面，因而从理论的预见性上看，它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历史的事变之后，特别指出这一点，其实是基于民心向背的分析。长话短说，即太平天国的北伐，是缺乏人民支持与人民响应的。有一个阶段性的比较：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队伍骤增，“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輥？輵？訛　粗粗匡算，一入湖南，太平军便扩编十倍！由湖南入湖北，兵力又强，武昌东下时，太平军扬言已有五十万众。这大抵是太平天国的军民队伍总数。而北伐之战，部队越打越少。这对太平天国的全国性胜利，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民心障碍”。这话题，暂放下，许容后补。
　　与一些史学家的估计不同，吾辈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清王朝的“民心”未丧，“官心”未乱，所以国家权力尚能整合“民心”、“官心”，与少数造反的“民”摊牌较量一番。得民心转危为安，失民心中途垮台，这便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命运逆转。
　　先说说“书生”。
　　书生的理想，坚定而明确，即“读书做官”。说到“读书做官”，多数人归于科举制的诱惑。这只是“显因”，或一因。根子在中国的“文官政治”或“劳心者治人”。
　　在历史的发展中，“读书做官”是个进步，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是国家统一的理性条件。
　　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代，书生们借读书而入仕的追求，仍然是精神主旋律。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洪秀全、冯云山都是“书生”。十年寒窗，读破了经书；州府应试，跑破了鞋底，都是为了“功名”。洪秀全很有些呆劲，从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十六年间，连续四次去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皆铩羽而归，一无所获。绝了功名之念后，洪秀全才弃儒教而投洋教，建起了“拜上帝会”的组织。先分庭抗礼，再扯旗造反，走到了“读书做官”的反面。
　　俗语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洪秀全连“秀才”也没考上，却起名“秀全”，居然称孤道寡，这似乎又显示了一些“书生”功利至上、无所操守的一面。
　　与“造反”的“书生”相对立的，是仍然怀抱家国忠诚的“书生”。这是“书生”中的大多数。你信你的“上帝”，我忠我的“皇帝”。在“皇帝”的旗帜下，“皇帝派”的“书生”大量集结。从“书生”的分化与相互较量的角度反观所谓“农民起义”，其实是有“野心”的“书生”与有“忠心”的“书生”在进行超出个人层次的比拼。“农民”云者，“群众”云者，皆为“书生”棋局中之红兵黑卒而已。
　　更进一层的反思是：在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宣传判定后，清醒的历史思维千万不要忘记“书生是较量的主角”。
　　在对太平天国的镇压中，“书生”是主角，是谋主，是儒将，是功臣，是英烈。在“考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们在“战场”上得到了。谁能想到，是“造反者”成全了“忠君者”呢？
　　非常之时，出非常之才；非常之难，发非常之策；一个老大帝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用人制度的大调整，这则证明了清政权“活力”还在，“气运”不衰！
　　曾国藩，在改朝换代的变迁中，百年间经历了“打倒扶起来”的翻覆，是一个争议颇大的人物。近年，读书界有“曾国藩热”，曾氏大名又响彻天地间。他的“书生”本色，是很显著的。因为考虑到他的“京官”背景，暂置勿论。
　　第一个“立功”的“书生”，应推江忠源。
　　江忠源（1812—1854），字岷樵，谥忠烈，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后赴京会试，却屡试不售。好在他仪表堂堂，气冠群伦，终被考官以“大挑二等”选任县级教谕之职。倘若江忠源的家乡不在湖南新宁，倘若不是生逢乱世，江忠源或者要文章终老，寂寂一生了。
　　机遇出现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宁黄背峒青莲教首雷再浩聚众起事，骚扰一方。江忠源正好回乡。出于保民护乡的目的，也出于靖乱报国的信仰，江忠源组织乡民，结成团练，得数百之众。侦知敌情后，他率众突袭之，一战而胜，生擒雷再浩。“文职”而立“武功”，江忠源做出一种尝试，或树立一个榜样。这次办团练，也成了湘军建军的先声。这次立功，江忠源被授七品知县衔，奉派去浙江秀水赈灾济民，代理县政。道光二十九年（1849），江氏在秀水任上以治盗缉匪为能事，曾擒巨盗十数伙，一县大治。由此为浙江巡抚吴文镕重视，待以国士之礼，并补丽水知县。如果他一直在浙江混下去，至多是当个小“循吏”，也干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新机遇出现在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崩，咸丰帝即位。曾国藩应诏荐贤，他想到了江忠源。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