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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到这儿，强弱已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仗其优势战具外，还选择了他们最易取胜、最少牺牲、最让中国防军失望的打法。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英国人放弃近战肉搏，专意于远战炮轰。“炮”与“炮战”，是英国人的制胜法宝。“炮灰”一词，是颇有宣传意味的。用于鸦片战争中被动挨打的清军将士，是再恰当不过的。看不到敌人，更打不到敌人，敌人却将死亡倾泻在你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无奈与无望呢！
　　火炮引发的巨大声响，巨大爆炸，巨大破坏，都是最易于瓦解被轰击者斗志的。
　　英国人打到哪儿，胜到哪儿；中国将领，谁首当其冲，谁失败，谁死亡。生与死，胜与败，已无悬念。这总该让后生于鸦片战争、没听过枪炮声、没流过血、更不知道别人的死亡为何物的革命学者们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与他们一家独鸣的“批判的武器”并不是一回事！
　　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要说飞机大炮了，放个炮仗，多数人不还是要捂上耳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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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国也有张骞、班超样人物
上两节文字，我们粗线条地分析了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鸦片战争失败的不可避免性。这都是很让后人“憋屈”的历史遗产。
　　最好将这“遗产”扔到爪哇国去！
　　历史既然没有回程，因而对历史的思辨只是今天的云影。云卷云舒，没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滩上。历史智慧之为虚无，正如历史蒙昧之为真实一样不可改变。
　　思索到这一层，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代史，有如一串永远不会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论如何细数历史家底，都寻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于是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中国近代史加“糖”。
　　以“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发泄压抑，赞扬“禁烟派”以伸明正义，歌颂牺牲者以呼唤献身，夸大“三元里”以虚张民气；最妙最妙的，还是以诅咒英国侵略者，尤其是丑化侵略者中的头面人物为历史主旨，不断在新一代扫盲班里播种仇洋恨外的情绪，似乎这样的辩证法才能平衡历史的失败感；或者说，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彻底地将“坏事”变成了“好事”。
　　我们将处在对立面的敌人及自己营垒里的败类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创造历史的任务，业已超额完成，历史的写手们十分自负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那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呀！
　　随手翻一翻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那些流行最广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总可以看到对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那个英国人查理？义律（Capeain？Charles？Ellilt）的谴责。
　　站在中国的、被侵略的立场上谴责非中国的侵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历史教科书并不是民族感情的艺术抒发，它揭示的应该是由双方较量所隐含的“全部”历史内容和“全部”历史教训。因为快意于谴责，人们竟没有功夫去认识自己的对立面，故而也不可能从“人”的、即一个英国人完成其时代使命、国家任务的角度，去认识义律。义律在中国教科书中的“妖魔化”，“符号化”，丝毫无助于让中国人了解对手、了解世界。
　　沿用类比的思维程式，站在英国的立场，查理？义律无疑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一位张骞式或班超式立功异域的英雄。一种较为中平的参照是：大汉民族有理由赞颂张骞、班超，不列颠民族即有理由赞颂义律。
　　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也不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这更不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家威风。
　　查理？义律是一面镜子，认识了他，也便认识了英国的民心民意、战略战术。战争，是双方的对抗，岂能不知己又不知彼呢？
　　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系里，义律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从“级别”上看，义律与堂堂天朝大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均不在一个等高线上；从“使命”一看，义律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的总监督，后加的“领事”头衔，似乎也未履行严格的任职手续。所以他与汉代张骞、班超衔皇命而通使，亦降一格。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不般配的较量中，却步步紧逼，处处主动，终于让每一个中方对手都败下阵来，因而，人们没有理由不承认他的存在与价值。
　　可惜，中国史学家对义律的情况了解太少，分析太浅，因而在中国百姓的印象里，他只是一个体现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恶的化身。
　　义律（1801—1875），因英国在华设立商务监督处，于1834年7月15日随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勋爵初次抵达澳门，开始接触中国事务。其时，义律的职务是商务监督处秘书。律劳卑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他以为，自己既然是大英帝国驻华商务处的总监督，作为官方外交方面的代表，就应该有与中国广东地方官员直接洽谈有关事宜的权力。但这要求被广东方面拒绝了。一怒之下，他竟敢于、并真的指挥两艘英国巡洋舰闯过横档、镇远、大虎诸炮台，直抵广州黄埔。义律作为律劳卑的贴身随员，自然体验了用武力解决争端的冒险乐趣。？輦？輶？訛
　　当年9月26日，英舰退回澳门。
　　10月11日，律劳卑病故澳门。
　　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律劳卑的宿命。除了进行了一次尝试性侵略外，他还是英国官方第一个提出武力胁迫清政府遵守近代秩序的人。
　　1834年8月21日，律劳卑在广州给英国首相格雷伯爵写信报告情况，指出：“满族政府在思想上极为愚蠢而且在道德上极为堕落，梦想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族，完全不了解国际法的原理和实践，所以该政府不能够由文明国家按照它们中间所公认的和实行的那些规则加以处理或对待。”如何对待呢？律劳卑建议：“命令一支英国军队率领一些小艇在沿海一带活动”；“准备一小支军队，随着西南季风的开始进入中国海域；它到达后应占领珠江东部入口的香港，该岛非常适合达到一切目的。”？輦？輷？訛
　　这封信的“建议”，已经勾画了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战略框架，甚至战后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割让香港）都已初见端倪。
　　义律作为律劳卑的秘书，一定了解这封信的全部内容；或许，他还参与了意见；甚至也不排除就是他这位秘书草拟了这封信。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阴谋。
　　站在英国人的立场看，这封信含着一个预见。
　　当历史事变真的如律劳卑设计而发生、发展时，英国人只是在完成一个设定的目标，他们处处主动，走一步看三步，稳操胜券；而中国人上上下下都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进攻，更不知道敌人的最终目的。
　　律劳卑的死，没有影响“律劳卑计划”的实施。
　　第二任商务总监督是德庇。
　　第三任商务总监督是罗宾臣。
　　其时，义律仍在驻华商务监督处任职，先后为船务监督、监督处第三监督、第二监督，并于1836年12月14日，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第四任总监督。
　　他的务实，很像他的前任德庇与罗宾臣，能否与清朝的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无所谓，最重要、最实惠的还是将买卖、尤其是鸦片买卖做大。而他的远见与野心，又很像他的第一任老上司律劳卑。
　　无独有偶，义律几乎是在林则徐抵达广州、刚一实施禁烟措施的同时，他便像律劳卑那样捕捉到了选择战争的理由。在写给伦敦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义律评价林则徐禁烟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輧？輮？訛
　　律劳卑与义律，“越位”地预言战争和策划战争，表现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军事战略意识。这与清朝官吏的贪墨腐败及昏聩无能，该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即便拿他们与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文官林则徐、最优秀的武官关天培相比，他们对形势走向的清醒程度及对斗争方式的掌控艺术，仍然高出中国官员。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概括：义律这个小人物有时能够代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代表他的国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却不可能代表道光皇帝，更不能代表国家。
　　我们决无贬低林则徐的意思。在历史的回放中，当我们与林则徐一同感受皇恩浩荡进而再感受失落的时候，禁不住要为他的雄才难展发一声浩叹。
　　1838年冬日，北国清寒。陆行一月，12月26日，林则徐抵达北京。应诏陛见，当时是无上荣耀之事！
　　次日清晨，林则徐递上折子，“卯时”，被道光皇帝第一起召见。破格的礼遇是“命上毡垫”，即坐下来，舒舒服服回答皇帝的垂问。这一天，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的对话持续了“三刻”有余。
　　从12月27日起，林则徐连续八天受道光皇帝召问。这是一份君臣际遇的最高纪录。刘备访诸葛亮，“三顾”而已。“三顾”还有两顾不遇，正式访谈只有一次。为了这“三顾”之恩，诸葛亮闹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林则徐被召问，八天竟有八次之多，圣眷之隆，殷勤之意，尽在虚席而问间！外加的礼遇是一次紫禁城骑马，四次肩舆上殿。？輧？輰？訛
　　最高的礼遇，最大的信任，其实呼唤的是最纯粹的忠诚、最彻底的奉献。
　　所以当林则徐捧着那枚镌着满汉篆文的、“编乾字六千六百十一号”的“钦差大臣关防”走出军机处厢房时，他早已将自己的“生命权”抵押在道光皇帝的御案上了。
　　时代变迁，即使民主的精神，自由的意志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常识行为，我们依然保守地认为：为了那份国家级的信任，人可以舍身一搏！
　　林则徐的悲剧，是忠诚遭受践踏，是功业遭逢抹煞，是釜底抽了薪，是航船拆了底，是终极依附的精神家园后院起了火……
　　陛见之时，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许诺是：“断不遥制。”其实，林则徐的一举一动都受道光皇帝牵制。？輧？輱？訛
　　禁烟小有成果时，道光皇帝鼓励林则徐放手大干，曾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
　　烟禁了，烟焚了，道光皇帝高兴了，高兴得忘乎所以；英舰兵临天津了，道光皇帝害怕了，怕到乱了方寸。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林则徐给我惹祸了！
　　帝王有理，永远有理，错也是对。
　　臣子无理，永远无理，功也是过。
　　其实，林则徐从北京领受的任务是“禁烟”，烟禁了，他就完成了任务，立了功。至于禁烟可能引发的“边衅”，林则徐曾当面向道光皇帝请示，道光束之高阁，不予理会。所以“边衅”之起，起于道光皇帝的“天威震怒”，“大张挞伐”。但皇帝是不会错的，只有拿臣下开刀。“阵前换将”，林则徐被撤职。
　　与林则徐的因功获罪相比，义律真是太幸运了。在林则徐的压力下，义律令英商上缴鸦片，前后共19187箱。？輧？輳？訛　若按1838年的每箱销价580元计，英商损失达1113万元；若按1839年走私价每箱800元计，英商损失近1534万元。造成这么大的经济损失，英国女王却并未对义律就地免职，“严加议处”。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些中国人自夸的政治信条，却被英国政府遵循不殆。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于1839年5月24日从广州撤到澳门，开始了他与林则徐及清政府的又一轮较量。
　　在缴不缴鸦片的较量中，林则徐胜，义律败。而此后的较量，义律则由相持不下，到处处抢占上风。
　　刚上缴鸦片时，义律曾有一个天真的、西方人的判断，他以为林则徐开具收条，收缴了各国商人的鸦片后，或有政府专卖，进而使鸦片贸易由地下、半地下走向合法，烟款自然会予以偿还。但清方销烟（始于1839年6月3日，终于6月23日）及停止中英贸易的做法让义律清醒。
　　且看义律的具体行动：
　　撤到澳门，首先他拒收林则徐因缴烟而颁赏的茶叶1640箱。？輧？輴？訛蝇头小利没有迷住他。这为后来英方的索赔创造了条件。
　　1839年6月中旬，他公开表态，决不中止中英间的鸦片贸易。在此，他坚持了英国方面的一贯立场，并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鸦片政策。
　　当月，义律高价雇用1060吨位、载炮36门的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即“剑桥”号）为退居九龙海面的英国商船、趸船提供保护。
　　8月13日，在拒不交出于尖沙嘴打死中国村民林维禧的英国水手后，他在英国武装商船“威廉要塞”号上自设法庭，自审英国人犯。这是各国列强后来在中国推行“治外法权”的先例。
　　8月24日，在清方压力下，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商离境。26日，义律率英国商人撤出澳门，寄住尖沙嘴海外货船及潭子洋趸船上。他的坚守阵地与坚持原则，都表现了英国式的固执与忠诚。
　　8月29日，应义律之求、被印度总督奥克兰派遣的载炮28门的英国军舰“窝拉疑”号（Volage），在新任英国海军驻华司令官、该舰舰长士密（H？Smith）大佐率领下，进抵九洲洋面。9月1日，“窝拉疑”号与新来的四艘货船驶至尖沙嘴，与义律所率英船会合。
　　9月4日，义律与士密率领“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等数艘武装船只向九龙山炮台清军寻求食物，清军不允，义律下令开炮。英舰“窝拉疑”号、“威廉要塞”号赶至增援，双方各有伤亡。这是义律亲临侵华战场的尝试。
　　9月下旬，为了缓解水与食物的供应困难，义律与澳门同知蒋立昂重开谈判。这表明义律具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
　　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对中国的战争决定。10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发出第15号训令，正式把战争决定通知义律。随此决定，附有作战计划的“纲要”。而这份作战计划的原始构想，正是1839年4月3日由义律在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提出的。？輧？輷？訛　因而英国内阁通过对华战争决定，本质上又是实践着义律的外交理念。
　　义律与林则徐的相持阶段结束了。有坚强的“国家”后盾，义律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多地体现了英国政府的意志；这与逐渐失去道光皇帝信任的林则徐正好相反。
　　11月2日，士密率“窝拉疑”号、“海阿新”号驶入穿鼻洋面，炮轰关天培乘坐的师船。双方激战，互有伤亡。？輨？輮？訛　义律虽未参加，但他肯定策划了这次突袭。此时，他尚未接到伦敦方面的战争指令。自发的战术行为，表示了他的战略立场。
　　11月11日至13日，英国舰船与清军水师又有官涌之战。这次战斗，被林则徐视为“大获胜仗”，？輨？輯？訛　而从义律方面看，他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对广东海关防务的火力侦察而已。
　　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依道光皇帝旨意，下令封港，断绝与英国的贸易。义律针锋相对，于1月8日让士密宣布，自1月15日起，英舰封锁珠江口。
　　同年1月26日，林则徐接到调任两广总督的谕旨。2月3日（庚子年正月初一），林则徐接受邓廷桢送来的关防、印信，正式就任两广总督。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个月的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George？Elliot）与驻华商务总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负责处理侵华战争及战后的一切事宜。就在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还向二人发来了第一号秘密训令，训令详列了侵华战争的三大步骤、战后谈判条件及条约草案。借用时下流行语，英国人于侵华战争实施之前，即已制订了详尽的“系统工程”规划。接到任命与训令后，义律对未来的战争已经心中有数。相比之下，林则徐此时还没有估计到会发生战争，他更不知如何应付这场战争。
　　山雨欲来，大海扬波。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1840年5月10日，英国上院亦通过了此案。英国的对华战争，进入到了实施阶段。4月底，英国侵华远征军的大小战舰从非洲好望角的开普敦等地起锚，直驶印度加尔各答，在那儿完成集结任务后，便向南中国海扑过来了。
　　义律的任务虽然更其重大，但却变得单纯起来。
　　1840年3月24日，载炮44门的英舰“德鲁伊德”号（Druid）抵澳门海面。
　　6月9日，载炮28门的英舰“鳄鱼”号（Alligator）驶抵金星门海面。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所属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Madagasor）抵达珠江口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