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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的一页。
　　《关于在天津附近武库中所发现中国新式军用物资报告单》
　　三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87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装在箱中。
　　六十六门克伯虏大炮，口径70毫米（1897年埃森制造），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速射机关炮，口径57毫米，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诺尔登费尔德式机关炮，口径47毫米，折合英寸。
　　四十二门大炮，其中一部分为诺尔登费尔德式，一部分为上海机器局制造，口径37毫米，折合英寸。
　　十门速射机关炮，口径37毫米，折合英寸。
　　二十门小口径的速射机关炮。
　　三万支具有最新标记的毛瑟枪和曼里彻式来福枪。
　　三万把刺刀，军用品及其他。
　　约值二百五十万英镑。
　　按：上清单，不包括数量巨大的军用物资。枪与炮，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英国大使说：曼里彻式卡宾枪的类型，比供给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的那些卡宾枪甚至更为新式，那些克伯虏大炮绝对比德国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为新式。不但武器先进，而且数量巨大。八国联军入京，仅一万六千人，拿这些武器，可能武装两倍于八国联军的中国军队，而且还占军器上的优势。
　　好武器睡觉，不知责任在谁。
　　其三，落后的训练，低劣的素质，清军仅可残民，无力御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看庚子年间，清军与义和团斗，多能胜之。以聂士成部弹压拳民为例，基本上每战必胜，如黄村之战，落垡之役，皆兵到乱平。但面对洋人，始则相抗，终则不支。这还是清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董福祥甘军，众逾万人，攻东交民巷使馆。使馆守军仅四百人，攻之月余，不下，董部死者千人（一说二千人）。清军之不堪，可见一斑。
　　下面，有一个对比性事例，颇有意味。插说数语，留待三思。即在八国联军入侵行列里，有一支“中国军团”，又称“华勇营”，隶属英军。为英国殖民者1899年组合于山东威海。“华勇营”共四百人，占三千英军的百分之十三。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这支华人勇营由威海乘船赴天津前线，加入“英军第一军团”。六月初一（6月27日），该营参加了进攻北洋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三日（7月9日），参加了进攻海关署军火库之战，六月十七、十八日（7月13日、14日）参加了总攻天津城之战。这支全由中国人组成，攻击中国城，攻杀中国人的部队“战功赫赫”。1902年，其中十二人被挑选出来，远赴英国参加了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庚子之战，“华勇营”阵亡二十三人，英国威海殖民当局在庚子战后，特在威海竖了一座中英双语纪念碑，表彰“华勇营”的功勋。　“华勇营”存在八年，1906年解散。
　　有人骂他们是伪军、汉奸。
　　骂人并不能改变历史。对比百年前“华勇营”的善战与“清军”的不善战，后来人似乎应该想到国体、政体、军制、军法对人的重新塑造。
　　当中国人空喊“以夷制夷”的时候，西方人早已悄悄地“以华制华”了。用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也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发明。由此反证的是：中国人，并不固持家国观念，殖民化，总是从精神奴役起步。
　　［注释］
　　①　宋玉卿《戊壬录》，罗惇曧《拳变余闻》互见。
　　②　宋玉卿《戊壬录？立储始末》。
　　③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④《清史稿？毓贤传》。
　　⑤　《清史稿？德宗纪》。
　　⑥许指严《十叶野闻？毓屠户》。
　　《袁世凯奏议》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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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把血肉筑长城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为《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侵华，山河沦陷，壮士奋起，自保家园，故有“义勇军”之称。“义勇军”志在抗倭，因而又名“抗日义勇军”。
　　考“义勇军”之名，始见于北宋仁宗朝。《宋史？兵志四、五》“乡兵”目下，有详尽记述。原以为是民间自发结队，但看“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以及被选入军还要“涅手背”为记的官方规定，始知“义勇军”亦非纯粹之“民兵”。
　　“抗日义勇军”起，田汉为之诗，聂耳为之曲，《义勇军进行曲》遂响彻中华大地。
　　战争结束，和平实现，大抵是出之居安思危的警诫，这支歌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每每唱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瞬间仍能怒发冲冠，壮怀激烈。
　　秦长城，多用土石。
　　明长城，多用砖石。
　　民国长城，则用血肉。
　　这是一种既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伟大。
　　和平无权嘲笑战争。苟活者无权嘲笑牺牲者。
　　逃避牺牲，这是弱国、弱民的无奈。
　　甘愿牺牲，这是强民、强国的选择。
　　虽然我极不情愿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再用自己的血肉、去垒筑那道卫国的长城，但我不敢虚无，不敢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关头，的确是抗日志士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最后挽救了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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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据说，日本的的学校教育中曾有一个蚕吃桑叶的“花絮”。教师指着长长的日本地图，说这是一条蚕；又指着大大的中国地图，说这是一片桑叶。蚕吃桑叶，才能长大；而桑叶，就是供蚕一口一口蚕食的。
　　日本的孩子，能是这样被暗示着、提醒着认知世界的吗？
　　中国的孩子，也从历史与地理教科书中，获得了关于日本的启蒙知识：遣唐使学习了中国，倭寇武士骚扰了中国，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
　　教育是有功利的，正如宣传之有偏见。
　　经过教育与宣传的轮番轰炸，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不带偏见地看待邻国。当然这是就今天的民意状态而言的。如果倒退一百年、九十年、八十年，则情形又当别论。
　　本节小标题，并不含调侃的幽默。袒腹而卧，敞牖而寐，竟不知东邻为贼，这是上世纪之初中国人的厚道与愚蠢。
　　甲午战争，日本人尝到了侵略中国的甜头。庚子之乱，日本人与另七国人结伙，享受了趁火打劫的乐趣。“二十一条”签约，日本人酝酿着独吞中国的美梦。《田中奏折》出笼，日本人勾画起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法西斯蓝图。“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则是日本人所有前期密谋的侵略启动。
　　中国人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从日本人那一方面看，他们的侵略机器，早已发动上路。因而，同一段历史，中日两国，各有表述。“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概念。但我以为“八年抗战”的表述，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非历史的。因为，自从日本人开始图谋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很少）即针锋相对，予以还击；待日本人武力相加时，中国的将士又奋起抵抗之。日人“侵华”，华人“抗日”，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何止“八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法西斯分子，就是一伙“贼”，他们“惦记”中国，处心积虑，由来已久。当时的中国人或因为种种局限不识世情，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已成之局、对现实未成之势，就不应该再闭目塞听了。
　　回首前尘，洞若观火，贼人伎俩，昭然若揭，就让本文从《田中奏折》扯开话头吧。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自从该奏折披露于世，中日间便存在分歧。中方说有，日方说无。《不列颠百科全书》2005年版的阐释结论是：“‘田中奏折’一份据说是田中给天皇建议侵略中国的奏折，现在看来是伪造的。”
　　这结论并不权威。立此存照，意在提醒世人，历史真相往往被掩盖着，仅从地表的标识很难断定进出的门径或埋伏的机关。但这又不能阻挡中国人用中国视点扫描世界潮流——飓风起于西印度群岛，离中国四、五千公里，但中国人却不能不加关注，因为它有可能登陆中国。
　　1929年1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以《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折》为题，披露了日本方面的一份绝密文件《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对满、蒙积极政策函》。因为以首相田中义一名义上奏日本天皇，故又被人习称为《田中奏折》。
　　上折者给这份文件起的名字为《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满蒙均为中国领土，日本人何以“积极”？何来“政策”？
　　让我们看看《田中奏折》所体现的日本人的理念：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74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资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牧等业，达4？4亿余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剧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可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无自由发展矣。矧满、蒙之利源，悉集于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
　　——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满、蒙非###领土，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之领土，亦非###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历史，无不以满、蒙非###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①
　　摘引虽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内阁的侵华意向已十分明确。奏折中的许多设想，后来一一验证，因而中国人有证据指认：《田中奏折》是日本人此后二十年间的扩张、侵略蓝图。
　　说起《田中奏折》的披露，其间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事关国运，故不可不叙。
　　故事还应从日本说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摄政王裕仁继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国《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下台后，田中义一继任首相。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也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田中内阁积极策划侵华方略。从中国方面讲，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4？12”政变，让参与北伐战争的两个现代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与南方政权对立的###，时在亲日的奉军首领张作霖把持之下，但为了抵抗南方政权，直、奉、皖各派军阀又达成了临时联合。总之，田中义一面对的中国是一个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国家。兄弟阋墙，偷儿上房，这对日本人是个千载良机。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军部各省及驻华公使，领事一百多人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密谋对华政策。参加会议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还有外务次相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陆军次长官田俊方、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等人。会议期间，发了十余份文件，最后一天即7月7日，田中义一作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会后，田中义一依据这个“纲领”，并将“纲领”不宜载入、因而更不宜对外张扬的重要决议写成专折，上报裕仁天皇。
　　《对华政策纲领》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国领土的文件，虽用了一些外交词令掩饰侵略意图，但图谋中国之心，昭然若揭。先看这“纲领”的导语：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按：“纲领”是把“中国本土”与“满蒙”割裂开的，这是为日本侵吞“满蒙”（即中国东北全境）制造舆论。
　　再看“纲领”的重要条款：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居，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七、（不公布）我认为，如东三省人自己努力，达到稳定东三省政权，此乃最善之计。
　　——八、万一###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②
　　按：第六条的“特殊考虑”即侵占。第七条的“最善之计”为扶持汉奸政权。第八条的“予以保护”即在引发中国反抗或国际干预时，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条那样的内容是“不公布”的，可见“不公布”的尚不止这一条。秘密会议，商定秘事，这引起各国注意。会议期间，各国情报人员及新闻记者进入日本，云集东京，一探究竟。由于日方防范甚严，探密者一无所获，但外界都哄传着这次会议包藏大计划、大阴谋。
　　1928年6月4日，在张作霖从北京退回沈阳行至皇姑屯时，一声巨响，车毁人伤。待侍卫将张大帅抢救回沈阳帅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灯灭。张作霖曾经“亲日”。但当日本人依照他们的“纲领”意欲鲸吞中国东北时，张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关东军首领对张作霖绝望了，他们要除掉张作霖，造成东三省群龙无首的局面，以便乘势夺取东北。
　　张学良从天津赶回沈阳，侦知了是日本人炸车行凶。国恨家仇，积于胸中，在沉痛处理父亲后事的同时，张学良亦坚定了与日本人斗争的决心。为了破悉一年之前“东方会议”的谜团，张学良综合国内、国际方面的信息，已经在数月前启动了一个侦察计划。他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委员、他的秘书王家桢，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日本“东方会议”的密件。
　　1928年5月，东京“蔡丰源商行”的老板、《日华杂志》的创办人蔡智堪收到了从中国寄来的一盒糕点。剥开糕点，发现一封密信，略谓：“日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折，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即王家桢字。
　　王家桢将如此机密大事托付给蔡智堪，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于台湾苗栗县，十一岁随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青少年时，倾向进步，190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曾与陈少白一起到横滨码头欢迎，后加入同盟会。大学毕业后，自开商行，自办杂志，自备货船进行中日间的贸易，成为联络广泛的富商。1927年，他认识了王家桢。1928年春，被王家桢聘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外交委员会的“驻日办事员”。这“办事员”，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