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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国无兵-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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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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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第一章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漪的麻脸上绽出笑容，原本细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年初一浸晨，他便命令仆人：“各国公使必将于今日来贺溥儁为大阿哥事，汝等宜预备茶点。”坐等一日，外国公使无一人至。初二日，载漪仍命仆人备办茶点，至夜又寂然无客。初三日，复命备茶点，空等一日，门前冷落如故。载漪不再瞎欢喜了，由喜生恨，他开始捶胸顿足：洋鬼子，该杀该杀！
外国公使不贺“大阿哥”为皇储，自有他们的道理。当时李鸿章曾询问各国公使：“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众公使皆言：未悉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①
自从受了各国公使的漠视，载漪便生出了对洋人的不共戴天之仇。凡有满汉官员谒见他，载漪都会问：“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谒者复问之：“汝欲剑仙、侠客何用？”载漪答：“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谒者乃笑谓之曰：“世无剑仙、侠客久矣，汝将安所求？即求而获之，只可杀一、二外人，安能将外人斩尽杀绝？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②
志其事者，每因谒者之建议，慨叹“一言丧邦”。谁能断定，这“谒者”不是在“戏言”戏说？
“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可用，国家之福。”③ 义和团们何曾料到，他们的革命性是被端王爷发现的呢？
借助“群众运动”，打击私敌，谋取私利，这是端王爷们的发明。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等于大河的口门打开了，或森林大火点着了。只不知，这水将淹谁，这火将烧谁。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1）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一直处在潜伏状态的“义和拳”（又称“梅花拳”、“金钟罩”、“大刀会”、“义和会”等）突然以十分张扬的姿态，活跃于山东各地。
“地下组织”啸聚于光天化日之下，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一句口号。
这个人，即山东泗水县人朱红灯。这句口号即“扶清灭洋”。
“义和拳”的前身，即嘉庆年间出现的民间组织“八卦教”、“白莲教”以及同、光年间出现的“大刀会”。这些团体并非真正的宗教教派，而是以“反清”即推翻清朝统治为最高目标的准政治团体。“反清”即大逆不道，罪在不赦。屡经镇压后，这些组织的散兵游勇便纷纷加入到太平天国、捻军及各种名号的反抗团队。虽然“反清”任务艰巨，“复明”前途渺茫，但“反清复明”的口号在渐传渐弱中仍然表现了一些汉民族主义者的韧性。
一百年，几代人，“八卦教”、“白莲教”、“大刀会”只有既改名称又改口号，才能适应新的生存。
“义和拳”，不再是一个“拳种”的名称。“反清复明”的遥远梦想，及现实重压下的绝望与渴望，促使着这些练拳人走到一起，筑一个“坛”，拜一名“老师”，推一名“大师兄”，又一名“二师兄”，几十上百人的贫弱者因结伙而强大、而膨胀、而有了为所欲为的可能。
简单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山东省在“门户开放”后外国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拥，故教会势力与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渐尖锐（自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后一年半时间内，山东涉外教案达一千余起）。这本来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每一个被迫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政府有为，不难解决；政府无为，矛盾加骤，最终还要让政府出面解决。但中国的事不是这样处置的，教会中既然有“不知自爱”的传教士、有“仗势欺人”的教民，那么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义，于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经济纠纷、文化冲突、道德较量都转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复仇及屠杀方式加以解决。
问题简单了，权力下放了，政府轻松了，却由此招惹了外国教会、外国使团的抗议。于是，清政府又操起“护教抑民”的法宝。政府一旦偏袒教会、教民，教外百姓便放弃最后希望。义和拳则敞开大门，将一切弱者、屈辱者纳入组织，结为兄弟，“拳”与“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与外国势力合谋或不合谋地加骤起来。
清政府为渊驱鱼，义和拳渔翁得利，一种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弥漫齐鲁城乡。
不过有一个坎儿，义和拳得过去，即如何又要坚持“反清复明”的历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势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权利呢？西方教会、中国教民以及他们背后外国势力的存在，给义和拳一个机会。“灭洋”的口号，应运而生。“反清复明”突变为“反清灭洋”。有革命领袖朱红灯出，“反清灭洋”又改为“扶清灭洋”。
让我等分析一下这三个口号的玄机。
“反清复明”——斗争，重建旧王朝，回到昨天，即便不是倒退，“遗民”气也显得太浓重了。这口号，注定要在历史进程中趋于陈旧、落伍。
“反清灭洋”——两个拳头出击，两面树敌，斗争性强了，却必然陷于两面夹击之中而无法生存。
“扶清灭洋”——拉一个，打一个，保一个，反一个，放弃一贯的国内斗争目标，专力于排外；如此则有利宣传，有利生存，且有受招安、修成正果的机会。
朱红灯是个聪明人。为了“反清复明”的需要，开始他以明朝朱氏皇族自吹，得分不少；如今，再打出“扶清”的旗号，又可得到清朝皇族的赏识。翻云覆雨，左右逢源，有政治头脑，是个人物。
后人无须对朱红灯放弃“反清”大目标予以责难，由“反清”到“扶清”，即便并不表现一个老百姓的国家认同或信仰回归，最少表示了一种话语统一。可惜，朱红灯没留下关于两个口号变换的理论文章，这也使后世的政治理论家难于爬梳出义和拳的“代表”精神及理论创新。
一、“扶清灭洋”：一个百年迷误（2）
“扶清”的口号一喊出，乐坏了山东巡抚毓贤。
毓贤（？—1901），字佐巨，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以同知捐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1888）署山东曹州知府，任内“治盗不惮斩戮”——以缉“盗”之名，杀“大刀会”成员二千多人，由此获“屠伯”之号。刘鹗《老残游记》中写的那位发明“站笼”的“玉大尊”玉贤，即影射此公。因为心肠硬，下手狠，毓贤官运亨通，在先后出任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将军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继李秉衡、张汝梅后，为山东巡抚。④
仇视民众，也仇视洋人，这是李秉衡与毓贤的共同点。基于这一信念，当他们发现义和拳（大刀会）斗争目标转移为“扶清灭洋”的时候，便随之调整了“以剿为主”的策略，改为“剿抚并用”或“以抚为主”。毓贤的这一招，是对义和拳的利用，也是对朝廷政策的利用。就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前一个月、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皇帝下诏，申谕各省督办“团练保甲”。⑤ 中央既然有了政策，毓贤自然可以充分消化、落实这一政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毓贤开始了对义和拳的改造。
“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⑥ 你朱红灯不是高喊“扶清灭洋”吗，我“毓小辫”就承认你“爱国”，爱国不分先后、不分朝野嘛，只要你将义和拳的“拳”字改成“团”字，“义和团”就成了本抚院统一领导下的“团练”，就是合法的群团组织，登记在册，正常活动，官民一体，上下相安，何乐而不为？不要忘了，在打起“义和团”大旗的时候，还要高扬一面“毓”字旗，山东一家，别无分店，切记切记！
义和拳其实是一个既充满年轻人狂躁、又充满年轻人幻想的组织，“反朝廷”从来与“敬朝廷”一皮两面，能吃皇粮，谁掘草根？于是山东境内的“义和拳”纷纷打起“义和团”大旗和“毓”字号大旗。“义和拳”向“义和团”的转变，“拳匪”向“义民”的转变，朝夕完成。
官办“义和团”成了山东省的新生事物。
招安，原来是最有市场的政治交易。
不论义和团们认帐不认帐，朱红灯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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