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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最初１０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该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正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而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第三，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为中国崛起定位（2）
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在回应来自内部的挑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角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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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吗？
　　第一章　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中国的一些学者刻意渲染这样一个观点：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他们把１５００年作为欧洲超过亚洲的起点。比如，拜罗克和弗兰克就认为，１８００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２。中国以及亚洲、拉美等国家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剥削的结果。
　　实际上，被学者们一再援引为权威作家的麦迪逊对于上述说法，是持批评立场的。他把上述说法称之为〃有时被当做事实的离谱的想象〃，而他则认为，真正的事实是：１１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他援引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融资方面。似乎显然的是，从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而拜罗克则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观点……〃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而〃捏造了数据〃。
　　麦迪逊指出，中国从１４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到１９世纪，超过１／４的ＧＤＰ仍然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这些产业在１５００年时的相对重要性与在１８２０年时完全一样。中国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标准方面较温和的改进发生在宋朝，在此之后的６个世纪内，中国人均ＧＤＰ一直停滞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缓慢和经济体制的缺乏改进，农村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对此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从唐朝到１９世纪之间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国学者在使用麦迪逊提供的数据，即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时，〃忘记〃了麦迪逊指出的另一个事实，即中国自１１世纪已经陷于停滞。这种故意的忘记，原因之一是为了来论证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挨打的结果，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给中国带来了贫困化。这是西方的左派历史学家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最爱使用的论述方式。为了使这一论证看起来符合历史，就要把历史的起点定在西方扩张到东方的时期，也就是１９世纪。
　　

历史现场：李鸿章对俾斯麦
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文明，〃成为未来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更有甚者，将意味着中国以参透了的西方达尔文主义态度回敬西方。这就是西方一些观察家感到担心的〃中国的仇恨心结〃。
　　但是，〃制夷〃世界观是狭隘的。这种世界观总是无法全面检讨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在政策上，总是无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再顿挫，在希望之中总是失望，其中的症结，就是顺利时沉醉于成就，困顿时沉陷于愤怒。对于失败，总是无法得到深入的检讨。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６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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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感到奇怪，以４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不过数千或万余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４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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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
全球主义固然揭示了国家的限度，但同时也是国家生长的条件。因为，全球主义，是因应全球问题而产生的。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谋求解决本国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也就是，任何想在一个国家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试图脱离全球进程解决问题的集团或领导者，都应当汲取阿富汗的教训。这个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０１年，一直与全球进程相脱离，结果是退化为孤岛一样的国度。阿富汗甚至没有国家，而是相互战争的不同组织。塔利班政权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者，由于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塔利班的经济支柱只能是鸦片种植和走私。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在塔利班瓦解前，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报告称，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鸦片产量的３倍。
　　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依法治国〃与宪政转型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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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排名〃大跃进〃
　　第二章　增长奇迹
　　　　中国排名〃大跃进〃
　　中国连续二十多年的转轨性增长改变了同世界上重要经济体，尤其是同周边经济体的力量对比。
　　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财富数量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按照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换算，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已经位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二位。１９８５年，中国的ＧＤＰ为２６６４４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八位，排名在加拿大、巴西之后，到了２０００年，增加到１０８００亿美元，超过加拿大和巴西上升到第六位。２００１年，中国的ＧＤＰ达到１１７６８亿美元，接近法国２０００年的水平。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正在不断缩小与其他经济大国的距离。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０年，用ＧＤＰ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９个经济大国的变化分别为：美国由６５９％上升到１０８％，日本由１６６％上升到２２７％，德国由３５９％上升到５７６％，英国由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