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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中国崛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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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个方面，即（１）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２）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９０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溢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２１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最大的命题，借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就是如何通过〃历史三峡〃。检讨近代中国的历史，我相信，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世界历史逻辑之手，指挥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命运施加着巨大的影响。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观念形态与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一起涨落，中国各种政治运动和力量与世界几种主要的政治运动共同兴衰，中国最终的选择与世界形势施加于中国的制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丧失了文化先进性和政治领导地位的国家，中国从世界其他主导性国家那里寻求〃问题〃和〃方案〃。中国２０世纪的各种思潮、运动、选择，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世界历史深深地镶嵌进中国历史之中，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逻辑力量，影响着中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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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2）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受着王朝治乱循环逻辑的支配。每一个朝代，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结构。而这种打破封闭结构的力量，总是内外结合的，但是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闭结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经典思想，这一长期在东亚地区领先的文明，越来越找不到走出封闭循环的出口。中国的思想界和推进历史创新的动力，陷于枯竭，并且危机重重。虽然有些反西方论者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落败是偶然的，可是，对历史只要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强制力量的冲击，实际上是宋代以来中国一再遇到的情景再现罢了。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更为严重，以至于使中国重建封闭结构的机会也完全丧失了。中国历史于是便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型〃，他预言这一过程将持续３００余年。
治乱循环结构的打破，使中华民族在２０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２０世纪，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７０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时，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年轻人在完全没有战争和###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但他们能否在没有内外战争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呢？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参与创造中国崛起过程的人们来说，有责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创造力量以及将力量用于缔造和平，将之视作更为伟大的事业。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家的兴衰正如家族的兴衰。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其生命也存在着一个周期，从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作〃国家生命周期〃。他这样解释这个观点：在单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发明速度、创新速度和生产率的下降，缘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应，即没有愿意重复新工业或老工业周期的新人来替代第三代人；对承担风险的态度的转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高额利润未被再投资于生产资本；行会、工会、公司、政府实行垄断；工人和投资旧技术的企业家抵制变革，等等。他从技术变革、生产率以及社会能力、价值观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避开了一般周期理论家都提出的周期年限问题，比如康德拉季耶夫４５－５０年周期，乔舒亚·戈尔茨坦的５０－５５年的周期，库茨涅茨２０－２５年周期，莫德尔斯基１００年霸权战争周期等。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历史周期的权威研究。不过，金德尔伯格国家生命周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来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经过短期的动荡，中兴，最后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对兴衰的这个方面，历史上政治家们也有相当多的洞察。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非常自信地宣称，他找到了克服治乱循环铁律的办法：〃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正确地看到，王朝兴衰的根源乃在于统治阶层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要出现的僵化症候。他开出的药方也确实是正确的，那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让政府时刻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家的兴衰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特定时期，世界总是朝着形成一个等级秩序的方向运动。几个主要的大国彼此角力、联合，从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的国家开始崛起，有的国家则走向了衰落。而该秩序的领导者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总是严重地冲击着现状。主导国家集聚资源应对挑战者，并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相对衰落，伴随其地位的降低，该秩序就可能解体。如果该秩序的领导者是在战争时期遭受重大挑战，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新兴国家是在和平间歇期发展成为领导者，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较慢。最好的情况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像英国与美国那样。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就国际体系而论，即使在面临列强瓜分蚕食、力量严重衰落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半壁江山沦陷后的４０年代，其国际地位甚至还能上升到世界四强，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单独吞下它，大国联合起来干干净净地吞下它，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大国〃，一直是体系内部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体系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伴随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国道路，中国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辩论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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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3）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期，这个大国面临着对其身份的焦虑。渴望肯定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从而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在笔者看来，理性的反应是不陶醉于力量，不停留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转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
因此，就需要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为中国的崛起定位。根据对世界权力兴衰的回顾，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并且对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提出令人信服并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中国很显然还处在国家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
由于学养、学力的不足，该书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作者希望得到各界方家的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许多学者那里吸取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使我与这个、那个知识谱系建立起了联系，在此我要对所有这些学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有所创见更属不易。我要向本书援引过的所有学者，包括那些我对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更要向那些大师们致敬，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那些大师们所达到的清澈、澄明境界，也许我永难企及。
在这里，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只特别举出我一直奉作精神导师的两位学者，他们是###，吴敬琏。自从９０年代初期来到北京，我就与###先生结为了〃忘年交〃，在我眼里，他乃是当今圣人。吴敬琏先生的学问人格，素为晚辈敬仰。我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吴先生来港出差，他专就本书约我深夜长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看到先生从书稿中摘出的那些需要修改的段落和句子，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尊敬和感激，还有震惊和汗颜：震惊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文稿中存在如此多的错误而感到羞愧。
一些章节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传阅过。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叶自成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纠正了本书第七章中的一个重要错误，向他表示感谢。我国资深外交官王禺生大使审阅了第十二章，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学识、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黄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就该书的主题进行过多次交流，从他那里我总是能够得到教益和鼓励。本书能够写完，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挚友，《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先生。是他的热情倡导和不断激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庆幸有这样的君子之交，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无私的朋友，也许我走的将是另外的路子。真挚的友谊是我们风雨中的慰籍，激励我们进取，因此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我要向我供职单位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本书导论等个别章节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摘要发表过，这里我要对编发这些章节的编辑，社评部主任柏晶伟和长期负责国际报道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昕晔，表示谢意。
张剑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于北京昌平白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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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崛起定位（1）
导论：为中国崛起定位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２０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世界历史及其转型的架构下评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著的历史潮流。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１９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自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次，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１３。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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