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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明朝看风景(精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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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迹”这样的话。神宗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于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流徙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流徙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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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府：云南三大土司府之首
大约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一个名叫木公的诗人，在丽江城中的制高点狮子山上，目睹脚下大片大片匍匐着炊烟的苍苍青瓦，以及家家门前流过的清清雪水，他或许想起了南宋柳永的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抑或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觉诗兴大发，援笔伸纸，写下一首《述怀》诗：
丽江西迩西戎地，四郡齐民一姓和。
权镇铁桥垂法远，兵威铜柱赐恩多。
胸中恒运平蛮策，阃外长开捍虏戈。
忧国不忘驽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
这位木公并非一般的诗人，而是明嘉靖年间纳西土司。研究明代的土司制度与丽江古城的发展史，都绕不开木氏家族。据《纳西族史》记载：“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经元、明、清三朝，传世二十二代，共四百七十年。而明代木氏土司，是其极盛时期，与蒙化、元江并称为云南三大土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处理和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历朝当政者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加之生活习性所致，少数民族一般都住在远离中原的边鄙之地。或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或气候恶劣，驽愚未化，中央政权极难控制。汉之于匈奴，唐之于鲜卑、回纥，宋之于契丹、女真，皆因为没有处理好民族矛盾而酿成经年不息的战乱。自秦至清历经的朝代，惟有宋朝国土面积最小。其时中国的版图上有辽、西夏与赵宋王朝并存。含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都在辽国的控制中，大金灭辽，北宋南迁。金与宋基本以淮河为界。南宋的疆域更为局促。元朝灭金灭宋，国土的疆域再次扩大。朱明王朝成立后，少数###没有唐宋那么突出，但也不是河清海晏，疆域安定。东北与西南两处，民族之间的冲突时起时伏。朱元璋处理###，可谓恩威并重。凡拥护中央朝廷的，一律加封；凡是叛乱的，则重兵剿灭。
明朝的官职，分土、流两种。所谓流官，一般在汉民地区所设置的省、府、州、县任职，按年限升黜有律。而土官则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鄙之地。担任土官亦即土司者，则是当地民族的头人或酋长。流官不能久任，到了年限就得迁转。而土官则可以世袭，官职代代相传。这一任职方式，到清代世宗皇帝进行“改土归流”的改革后才宣告结束。
明朝在西南，即今天的云贵川，任命了三百余个土官，丽江纳西族的木氏家族，可谓是最为荣耀的一个了。
元、明两朝开国皇帝的赏赐
木氏家族与明王朝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洪武十五年（1382）。
却说朱元璋取得政权以后，曾多次招降云南境内的梁王和大理南诏国的段氏，都遭到拒绝。此情之下，朱元璋只好采用军事手段了。他于洪武十四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三位大将率三十万大军到云南###。第二年，当明朝大军攻破大理后，时任丽江土知府的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出境迎接大军，率众归顺。这是云南第一个归顺朝廷的土官，因此朱元璋相当重视。他给阿甲阿得赐姓为木，从此，阿甲阿得的后裔都以木氏为姓。关于木氏家族统治丽江的情况，自阿得之后，记述甚详。此前，《木氏宦谱》虽有记载，但比较简略。族谱中记述的第一代祖先叫叶古年，是初唐时期的一个摩娑。这个纳西王是唐朝的一个军事官员，但除了名字，他的事功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值得记述的是元朝纳西王家族的第三代阿琮阿良。他的父亲牟保阿宗是个传奇人物，据说懂得各个部落的语言文字，并深谙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经典，在世就被纳西人奉为先知和圣人。由于他的努力，长期分裂的纳西族各个部落终于统一，他们联合拥戴牟保阿宗为惟一的纳西王。
阿琮阿良是牟保阿宗的独生子，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在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蒙古皇帝宪宗亲命御弟忽必烈远征大理。忽必烈自甘肃临洮出发，经过四川松藩过大渡河，一路所经二千余里，都是荒无人烟、鸟兽绝迹的雪山草地。这一次军事行动放在世界的军事史上考量，也无疑是一个奇迹。当忽必烈的大军在距丽江东北方向二百四十里地的宝山乘坐吹胀了的羊皮筏渡过金沙江时，阿琮阿良就派出使者赶到江边欢迎，并表示了归顺之意。两天后，阿琮阿良又亲自来到距丽江八十里地的刺巴江口欢迎蒙古大军。这一举动令忽必烈十分高兴。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元朝第一位皇帝，便晋封阿琮阿良为荣罕章管民官。几年后，忽必烈又赐阿琮阿良一颗重四十八两的银印，授予他提调诸路统军司之职，并管理原本就是属于他统治范围的七个州府。
作为中央朝廷的命官，阿琮阿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一百二十九年之后，他的四代孙阿甲阿得仿效他，再次在西南土著中率先迎接明朝王师。为了纳西部落的利益以及境内民众的福祉，两人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纳西王变成了丽江府知府
一个民族的兴衰，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除了战争、灾难、文化与风俗的作用，领导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也非常重要。民族的进化过程同生物的进化过程是一样的，都是优胜劣汰。这个道理虽然浅显，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各民族之间为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常常爆发激烈的战争。最近，我曾到东北及内蒙古等处考察辽金王朝的遗迹，便发觉史书上记载的诸多重要城市如宁江州、塔虎城、宁潢府、会宁府等，都变成了一片废墟。特别是辽国都城，位于宁潢府的辽上京，这座在公元十世纪足以与北宋都城汴京相媲美的塞北最为繁华的都会，竟然沦落为一片草场。当我徜徉其间，偶尔从草地中抠出残损的宫砖殿瓦，心中便浮漾起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城市同人一样，有生有灭。但是，有的像天真浪漫的孩童，一场天花就足以摧残她的花季；有的如健康长寿的老人，虽鹤发童颜，却依然散发着令人心荡神驰的魅力。
辽上京属于前者，而丽江则属于后者。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距昆明约一千两百余里。关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时期，各类史书中均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唐朝时，丽江曾称丽水，但那并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区域。这是纳西古国的版图。那时的纳西王，显然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堡。据《云南通志》记载：古时这一片区域只有一个土官衙门，设在通安，在现在的丽江城东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来到这里，丽江城还不存在。《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县的设置是在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断，丽江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洪武十五年。两年后，朱元璋又给已更名为木得的阿甲阿得颁旨：
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将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饷，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之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
从这道圣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他不再是纳西王而是帝国官员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职位可以世袭。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皆被诛杀。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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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完备。《明史·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得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与“因俗施化”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镇压而让其威服。恩威并济，则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中央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优渥礼遇。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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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对丽江古城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一出机场，便看到机场停车坪外矗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幅画像。丽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北方泉城济南相比，这里水脉更旺；同河街栉比、扁舟往来的江南水乡苏州相比，这里流波更为洁净。是夜，走进古城一间“纳西人家”的餐厅吃饭，看到窗外的古树清波，闻到略含一点辣子味的潮润沁甜的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餐后上街漫步，看到一条条穿过明清风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觉得木氏家族值得丽江人民永世纪念。因为，自阿得归顺朝廷并更名为木得之后，六百余年，丽江没有遭到任何战争的蹂躏与洗劫。
丽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谱》上被称为第七代，但改姓木后，他则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兴去世，丽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统治了三百三十多年。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既是木氏家族的辉煌期，亦是丽江古城的发展期。
历代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在保留纳西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演绎，使丽江古城充满了活力与魅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一句话：“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说的“因俗施化”的过程。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都心仪汉文化，问政之余，以吟诗作赋为胜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因军功屡受朝廷嘉奖，亦雅好吟咏，与当时流放云南的大才子、状元杨慎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杨慎编选过一本木公诗集，定名为《雪山诗存》。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时代汉族诗人行列中，亦毫不逊色。
在丽江逗留期间，我曾专门前往参观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这座背靠黄峰、面临玉河的庞大建筑群，不但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丽江古城繁华兴盛的见证。站在黄峰的楼阁上，我俯瞰十万烟灶的古城，眺望远处逶迤的玉龙雪山，心中忖度：当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建设它的人同时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里，你必然就会按天堂的要求来建造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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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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