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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生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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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们带走了这桶丰田汽车防冻液。
第二天一早,警察给凌信诚打来电话,让他到公安分局来有事要谈。凌信诚嘱咐保姆看好孩子,因为司机还未过来,他便自己开车去了分局。
到了分局后和他谈话的,除了前一天上午去他家的那两位民警之外,还有一位是他父母遇害时曾找过他的姓吴的队长。吴队长态度非常和善,语言却较直接,等凌信诚刚一落座,便率先开口发问:“你女朋友昨天是不是一直没有回来,她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凌信诚说:“不知道,估计不是在她大姐那里,就是在她朋友那里,她以前也跑出去过。”
“昨天你们从医院分开以后,她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没有。”凌信城看看警察的神情,有些放心不下,他问:“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
吴队长没有回答他的担忧,但他拿出一份检测报告给凌信诚过目。凌信诚也顾不上详细去看,他急着追问:“我女朋友出什么事了?”
那位姓吴的队长答道:“根据我们化验,你儿子的病是乙二醇中毒,而毒源我们初步认定就是昨天在你家卧室储物间里找到的那桶丰田汽车防冻液。”
凌信诚目光惊呆半晌,喉头蠕动半晌,才万分不解地说出话来:“可那桶防冻液是放在二楼的,我儿子是在一楼,而且他那天根本没去二楼……”
另一位年轻些的警察把凌信诚的迷惑不解一语道破:“我们初步断定,这是一起人为投毒的案件,你的女朋友丁优,不能排除作案嫌疑。”
“优优?”
凌信诚惊得几乎不能言语:“这不可能,优优虽然脾气大些,但人很善良,而且她是喜欢小孩的,而且她……”
凌信诚被吴队长再次打断:“她喜欢你的小孩吗?”
凌信诚哑然无语,但他对于优优要毒杀他的乖乖,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那小孩是有些怪的,我还背着优优去问过心理医生。医生说孩子小时候受了惊吓,可能会有一些神经反应一时纠正不了,慢慢长大,配合一些心理治疗就会好的。我把这些道理都跟优优说了,她都知道。而且我们俩人关系很好,她也知道我喜欢乖乖,她不可能下这种毒手!你们这样怀疑她,你们又有什么根据?”
几个警察对视一眼,年轻警察说:“要是证据已经充分,我们早把她抓了。”
吴队长接着说道:“现在只是怀疑,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个怀疑通报给你,不是因为你是丁优的男友,而是因为,你是孩子的父亲,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孩子。我们的怀疑你可以不马上接受,但为了慎重起见,你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我们找到证据之前,避免让丁优接触孩子。我们干公安工作这么多年,我们既然怀疑,就有我们的道理。你现在可以不信,但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在孩子母亲不能照管孩子的时候,你要负起全部责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警察的话让信诚无法开口继续为优优辩解。其实他为优优辩解只是对自己心理上一个宽慰。他在离开分局后开车开到半途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用手持电话呼司机过来。因为他的手脚控制不住地发冷发抖,心里慌得特别难受。他不相信老天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施于惩罚,让各种闻所未闻的人间悲剧不断在他身边发生。自从父母遭遇不幸,他一度消沉至极,是优优和乖乖,成为他最亲的亲人,成为他生活中的阳光,成为支撑他忘掉悲痛,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如果,这两个他深深爱着的亲人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残杀,他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也像儿子一样,从此将永远生活在一个恐怖的噩梦之中,怀疑透明的蓝天也藏着阴谋,鲜艳的花朵也涂满血迹,对他身边的每一张笑脸,都会觉得暗含杀机!
所以,他才要那么大声地向警察疾呼: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不是优优!他并不是为优优疾呼,而是为他自己,为了他能避开这个他不能承受的噩梦。
但是警察回避了和他的争论,他们的告诫无懈可击。他们让他考虑一下孩子,假使一旦真有杀机,孩子本身无能为力。孩子只有靠他,他是父亲,他必须让孩子万无一失。所以他在离开公安局时不得不向警察们做出承诺,他会负起父亲的责任,在事实真相没有搞清之前,他暂时不把优优接回家住。
按照他和警察商妥的方案,他在街边等待司机的时候,就给住在上海的一个远房姑妈打了电话。这是他在手机里惟独还存了电话号码的一个亲戚。那姑妈在他几年前和父母一起去上海玩时见过一面,知道她的丈夫死了儿女大了,生活有些寂寞。寂寞的人好不容易见了亲朋,说起话来难免有些絮烦,但凌信诚父母下葬时再见姑妈,姑妈除了与他抱头痛哭别无它言。
凌信诚拨了上海的电话,接电话的果然就是姑妈。凌信诚说姑妈我是信诚,您还记得我吗?姑妈说信诚你是我侄子我怎么不记得呢,你在北京呢还是来上海了?信诚说姑妈我有件事想求您帮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凌信诚说到儿子突然泪如雨下,哽咽得一时不知自己要说什么。
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边焦急起来:“哟,小诚你怎么了?你慢慢说,不要着急,儿子怎么了?
凌信诚泣不成声,他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是想起死去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起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死了,那时候凌家就只有乖乖一人,他那么小那么可怜那么孤苦零丁,他说什么也要把他养大成人,才能到另一个世界去见父母。那一刻他把自己的生前身后,全都想到了,他的悲伤通过呜咽冲口而出:“姑妈,我,我爱我的儿子,我要把他养大,我爸爸妈妈让我把他养大……他们让我把他养大……”
“对!”姑妈大声地鼓励:“你一定要把他养大。”但马上又不放心地试探:“现在乖乖怎么样啊,他还好吧?
凌信诚喘了半天气,让自己的心潮慢慢落下,他说:“姑妈,您能来北京吗,你能帮我带带乖乖吗?
“当然能,我现在就可以过去。”姑妈的热情让凌信诚心里备党温暖。他说了好多感谢姑妈的话,两人说好姑妈来京的日期,快说完的时候,司机赶过来了,在外面咣咣敲着汽车的玻璃。
凌信诚擦了眼泪,躲开司机疑惑的目光,他挂掉了电话,打开车门和司机换了座位。司机重新发动了车子,回头问他:“回家?
凌信诚说:“回家。
凌信诚在回家的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我能去他家一趟,说有件事想和我商量。
我从凌信诚的口气中听出昨天凌家围绕孩子而发生的那些事情,肯定有了新的进展,于是马上答应,随即出门,赶到凌家。到凌家后被凌信诚避开保姆,带到楼上,在楼上灯光暗暗的起居室里,向我通报了公安机关对优优的怀疑。他说他心里很乱,让我帮他分析分析,给他出出主意。
我和凌信诚一样,对公安的怀疑,感到格外震惊。四面环顾这间与楼梯、卧室和储物间步步相连的起居室,顿感危机四伏。在惊魂稍定之后,我和信诚将优优的历史与现在,个性与经历,掰开揉碎,细细分析,感觉为区区一点不快而下手毒杀儿童,非优优所能为也。在我的演绎推理之下,信诚似也相信,优优因与孩子怄气,故而杀人取命的说法,过于离奇,不合情理。但当信谈完全相信优优无辜之后,我又提出一个悻论——世上很多祸端,都起于一时之念,一念之差。所谓人心隔着肚皮,表象掩盖本质的例证,俯拾皆是。现实的世界要比理论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丰富百倍,难以认知,以致很多不合逻辑违反常规悻离愿望的事情,屡屡发生。从这一点看,不要说优优杀人,就是优优大姐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忽然一朝动刀杀人,亦未可知。何况优优年仅二十,性格思想,均未定型,其性格的激烈直白,也是易于突变和走向极端的一个心理支点。总之一切难说,应以现在的证据和未来的事实为重,因此不妨慢下最后结论,少做空泛分析。既然公安都说证据不足,那我们作为优优最亲密的朋友,更不能宁信其有,将她看死;而既然公安又有怀疑,我们也不宜只信其无,不加防范。
对我的这番左右逢源的分析,信诚先是频频点头,后又一脸沉重。他的理智分明同意我的论断,感情却又过于软弱,软弱得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之重,真实人生的复杂之重,确实有点承受不起。
有了这样周全的分析,下一步应取的对策,也就自然有了。我建议信诚在外面租套公寓,给优优单住。孩子在这边由信诚姑妈和保姆带着,量无大碍。信诚则两边轮流住住走走,兼顾孩子和优优两方面的感情,先这样维持一时,待孩子长大一点再说。
对这样的安排,信诚表示同意,表示今天下午就带李秘书出去找房。并再次委托我找到优优,做些说服劝导工作。
于是我就在信诚的家里,立即给阿菊拨了电话,家里没有人接,手机也不在服务区。又拨优优大姐那里的电话,也是无人接听。和优优有关的人全都联系不上,让我和信诚更加狐疑,忧心忡忡。
第二天中午我亲自前往酒仙桥地区,找到了那间志富网吧,发现果然出了意外,网吧不知何时已经关门。我在门上敲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把门打开。开门的正是优优的大姐,优优大姐是见过我的,便把我让进门去。我看到网吧里除了歪七竖八的桌椅板凳,电脑屏幕已不见一个,我惊问何故,优优大姐遂将工商查封的事情说了,并说查封时优优也在,查封后她去了阿菊那里,刚才忽又回来,说过两天要去南方看看,让她姐夫开车带她,不知去哪里办什么事情,刚走不到半个小时。
优优大姐说这话时,我并未意识到由于这半个小时与优优失之交臂,对后来事态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还在那间被抄得七零八乱的电脑屋里,陪优优的大姐闲聊了一会儿,关心一下网吧被封后他们下步的生活打算,同时问问优优昨天走前的思想情绪。在彼此你来我往的对话之中,我发现优优大姐不仅依然体质虚弱,而且头脑口齿明显迟钝。也许是由于命运屡遭打击而精神委靡,并非外人同情几句所能振奋,所以我草草坐坐,聊不多时便站起身来,向优优大姐要了钱志富的手机号码,便告辞出门。
走出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我站在街边,打通了钱志富的电话,先通报自己姓甚名谁,后打听优优是否就在一侧。钱志富先是有些支吾,后又勉强承认优优在侧。少时优优终于接了电话,正如她大姐描述的一样,情绪异常低落沉闷。我问她现在正在哪里,她说正在车上。我问她现在要去哪里,她说要到铁路售票处去。我问她要去南方干吗,她说也许找份工作,也许换换心情,反正她离了谁也不会饿死。我说凌信诚委托我和你谈谈,谈过之后你再买票不迟。她说不想谈了,也许她和信诚,彼此并不合适,与其勉强凑合,不如好说好散。我说对呀,既要好说好散,好散之前总要好好说一说嘛。优优沉默良久,说好吧,我呆会儿去哪儿,我打电话给你。
那天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优优的电话,回家吃完晚饭又看完新闻联播,电话还是没来。我关了电视,坐在灯下,打开电脑,看着那部不知该如何收尾的小说发呆。呆了半晌,找出阿菊家的电话号码,拨了阿菊的电话。
阿菊在家,让我多少有些意外的是,优优也在,而且她接了我的电话。我问她下午不是说好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没打?优优说没心情打。我说信试委托我找你谈谈,你总要让我完成任务,你对信诚有什么话要说,我也可以替你转达。你今天没心情可以明天,明天我们见面谈谈。你们的关系怎么发展你们自己决定,我只是负责互相转达。优优想了想,说:好吧,我已经买了明天的车票,你愿意到车站送送我吗?见了面我们就谈一会吧。
我有些意外:“明天你就要走?去哪里?”
“仙泉。”优优说:“我想回仙泉看看。”
我茫然不知自己的心情,心里却分明叹了一声,但我用顺应附和的口气,表示了某种赞同:“也好,你出来快两年了吧,回去看看也好。明天我来送你,你是几点的火车?”
优优说了她的车次,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放下电话我想了很久,不知仙泉还有什么能够召唤优优,是她那些早不来往的同学老师,还是她家那间业已典让的老房老屋?还是仙泉体校,那幢象征初恋的拳击馆,和那里传出的呐喊声?
我若有所思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一台晚会,我的视线停滞于光芒刺眼的电视屏幕,心绪却不知在哪里游移。这时电话铃自己响了,来电话的当然不是优优,听筒中传来的是信诚的声音,那声音显得异常疲惫。信诚告诉我他现在正在爱博医院,乖乖下午又发病了,已经送到这里进行抢救。他问我是否找到了优优,我说没有。凌信诚说:听保姆说优优下午回过一趟家的,说是来取东西,呆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又走了。她后来给你打过电话没有?
我刚刚说了一句没有,电话好像就被另一个人接过去了,那人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公安局的,姓吴。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家。他说,现在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希望你能配合。你现在能到爱博医院来一下吗?我说可以。姓吴的警察说:那就谢谢您啦。
那天晚上我十点二十从家中出来,到达爱博医院并见到吴警察时恰好十一点整。我乘坐的出租车刚一停在爱博医院的急诊楼前,早已等在这里的吴警察立即从大门里走出,拉开车门向我询问:“请问你是海岩吗?”
我钻出出租车,点头承认。
“我姓吴。咱们刚刚通过电话的,不好意思麻烦你跑一趟。”吴警察边说边在前面引路,他没把我带往急救室的方向,而是沿着另一条走廊急步前行,很快把我带进了一间宽敞的会客室中。
一进这间屋子我不免疑惑,我看到屋里或坐或站至少有六七个人,全都不像医生护士而更像是公安局的便衣,只有一个中年男人经吴警察介绍我知道是医院夜间值班的干部,但惟独不见刚才和我通过电话的信诚。
我问吴警察:“凌信诚呢,他不是也在医院?”
吴警察说:“啊,刚才他心脏出了些毛病,医生们还在抢救”抢救?“我吓了一跳:”怎么赶这时候他也发病?“
“因为,”吴警察看了一眼医院的那位干部,说道:“因为他的儿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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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是乖乖的父亲,但乖乖死亡的消息给我的震惊之大,也许完全可比凌信诚此时的悲伤之深。当吴警察口出“死”字之后,我有半分钟时间瞠目结舌,心撞咽喉。
医院的那位值班主任——吴警察称他杨主任的——向我做了简短解释:“孩子送来时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我们抢救了两个小时,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诊断为乙二醇中毒。但这次毒量比上次明显要大。在孩子心脏停跳后我们又对血液做了一次化验,孩子血液里的毒液大概还有,还有……怎么说呢,大概还有将近半汤勺吧,成年人都未必受得了,更不要说这么小的孩子。”
吴警察见杨主任的解释告一段落,适时地插话进来:“现在我们初步确认,凌信诚的女朋友丁优涉嫌杀人,现在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丁优。据我们掌握,她在北京有个姐姐,开了一个什么网吧,丁优现在很可能藏在她姐姐那里。那个网吧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然丁优也不一定就在那里,她下午去凌信诚家做案后可能就已经跑了,已经出北京了……”
吴警官对优优的怀疑我已有预感,但他把这种怀疑说得如此果断还是让我心里咯噔一声,太阳穴也不受控制地怦怦直跳,一句话也不受控制地跳出口来:“她没走,她还在北京。”
“在哪儿?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吴警察的问话把屋里其他警察的目光全都拉到我的身上,我片刻才像回答审问似的老实交待:“知道,她在她朋友阿菊那里。”
我说不清我这时对优优是何感觉,除了震惊和百思不解之外,还有没有同情,还有没有惋惜,还是仅仅剩下理所当然的义愤。但那天我无论怀了何种心情,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吴警察和他的同伴,分乘两辆警车,像两只尖锐的箭矢,穿刺了昏暗的城市之夜,从爱博医院一直刺向阿菊的新家。我甚至还作了警方的一个诱饵,敲开阿菊的屋门。阿菊显然已经睡了,敲了半天才起床来问,听出我的声音之后,才衣冠不整地开灯开门,嘴还奇怪地抱怨:“你不是约好明天去车站的么,这么晚还过来干吗在转开屋门的刹那,我看到客厅的大灯刚刚打开,优优已经披衣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根灯绳。警察们随即果断地把我挤开,一鼓作气冲进屋里。我耳中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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