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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跃楼而下的生命只如飘零的花朵一样，不再有生命的价值，当赴死成为一种解脱，“13连跳”所展现的全部意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以深入地探究。
　　人道，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诚如当代学者聂文涛所说：“今天，我救助糖尿病患儿，不是为了仁道。孔子说的仁道，那是讲给君子的。而我，曾经放弃了很多次救助孩子的机会，因此不能再谈什么仁道。我今天所要做的，是人道，是追求做人的基本价值。换句话说，面对这些孩子，我能否扪心自问：我还是一个人吗？”
　　人道，成为一种对做人基本价值的追求，成为一种是否还称得起为人的底线。很难想象，在黑暗和杀戮当道的社会里，在“丛林法则”不受任何约束的社会里，人道如何谈起？对人道的认同、理解和感受，成为我们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
　　事实上，人道作为一种久远的人类共同价值，一直与人类的历史实践相伴随。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其后，孔子主推己及人以行“仁”，墨子主“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说，早在中国历史的初期，人道思想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了。后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过儒家的不断发挥，“人道“一词被赋予了更高的人文含义。在西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可以说，法国第一部宪法《*宣言》是人类第一份人道主义的宣言书。
　　作为世界底层民众的福音传播者，*主义从不否认人道主义，但是反对抽象的人道主义。作为西方*主义的衣钵继承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则把爱当作实现人道的杠杆。弗罗姆认为，人的苦难是由于缺乏爱引起的。缺少爱虽不能引起生理意义上的死亡，但却是促使人走向坟墓的根源。然而，生命的意志深深扎根在人身上，作为生物的本能，它表现在肉体和精神中。这是对生命的渴望，也是爱的基础。马尔库塞则设想在一种无抑制的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充分爱欲化，人的自由和幸福能在此获得充分的实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左翼代表，施密特认为，借助爱就能实现人道化。因为，爱是幸福的状态，而获得这种状态又依赖于对某人或某物的爱。而且，爱改善人的状况，提供人生的意义，使人充分发展。这些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人道主义和爱的接纳。在东方大地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革命的人道主义”，他要求“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曾经激励了无数工人、农民干部等工作者奋不顾身，投身于捍卫人民健康的事业中去。人道，也就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价值观。
　　富士康的“人道主义”
　　如果说，富士康更人文一些，在公司制定的各项策略中，渗透着人文关怀，思考着人的尊严，照顾着人的情感，其实一样能给企业带来财富，并且带来财富所不能收买的凝聚力。。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人道：无从躲闪的良知拷问（2）
毋庸置疑，相对于其他不规范的企业，诸如一系列的“黑砖窑”事件，富士康是一个合乎国家规范要求的企业。而郭台铭本人则起于寒微，在台湾地区口碑甚佳。有人说他很孝顺，也很爱家人。他热心公益，也做关怀、回馈社会的事情——他曾捐款4000多万元协助改进流浪狗处理，捐款亿元给台大成立抗癌中心，通过其所成立的永龄基金与辅仁大学等8所大专院校合作发起“永龄希望小学”课程计划，加强弱势、贫苦学童课业辅导……据台湾地区传媒人杨钊在回忆，印象中郭台铭是“一个亲切的好人”。可以想见，接连发生这样的惨剧也是郭台铭不愿意看到的。
　　相反，在富士康积极应对跳楼惨剧引起的连锁反应的同时，普通民众却对此事客观上抱有了娱乐的不敬态度，这无疑让人为之神伤。网络上疯狂流传着这样一些帖子：“今年过年不跳楼，跳楼就到富士康。”“大家跳才是真的跳。”“自从进了富士康，腰不酸腿不疼了，一口气上到10楼往下跳，不费劲。”“今天您心情郁闷么？不想活了么？对生活失去兴趣了么？富士康给您提供完美的跳楼场所，以及全方位的跳楼理由，加上浓郁的跳楼气氛，您还在犹豫什么，马上拨打电话，加入富士康吧！”各类调侃、揶揄语录层出不穷的同时，还有更多的网友在为“第N跳”倒计时。网友的置身事外围观调侃的心态让人无法分辨传播者到底是在调侃富士康企业，还是在慰藉轻生者？抑或兼而有之？这突显了网络社会的集体冷漠和娱乐至死。对此，许多评论界人士认为，科技也要以人为本，也要以人道主义作为自身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欠缺“以人为本”的意识，而网友的调侃则是网络本身衍生出来的浮躁和病态的负面效应，理性的言论和严肃的探讨在网络中往往会在网民浮躁空虚的心理主导下处于广场边缘。这反映了在时下的中国，人文关怀成了一种奢侈，一些中国民众对生命的不尊重的态度。应该讲这些现象都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历史上看，人道精神的缺失，对任何一个组织都是极其危险的。远不必说，惨绝人寰的“黑砖窑“事件披露出来后，当地政府的形象受到了极大损害，而要弥补这些损害，则需旷日持久的修缮，这其中所要消耗的大量资源，岂止亿计！所以，人道的底线必须坚守，只有把人道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信仰，才能形成完整的、普遍遵从的道德规则，从而奠定法治的基础；反之，如果突破人道底线，则“道德堤坝”将会失守，法律就不能被尊重，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法制的事件；如“袭警”“向法官泼硫酸”等恶性事件都反映了这些恶果。毫无疑问，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任何一分子，都必须坚持基本的人道主义，实施最底线的人道关爱，否则后患无穷。
　　在富士康这样的企业里，工人丧失了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屌毛”是他们相互的称谓。在这个只有机器和像机器的人的世界，他人，对于自己的意义确实轻如“屌毛”，没有多少人文上的意义。
　　如今，他们戏谑贱称的同伴宛如一片片鸿毛，飘落而逝。
　　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但愿对“13连跳”的追索拷问不会是“轻如鸿毛”。
　　愿生者自强，死者安息。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1）

　　企业是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细胞。社会责任是企业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一个组织应以一种有利于社会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社会责任通常是指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如果一个企业不仅承担了法律上和经济上的义务，还承担了“追求对社会有利的长期目标”的义务，我们就说该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环境保护、社会道德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由经济责任、持续发展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构成。
　　忽视企业责任有碍做大做强做久
　　在西方国家，社会责任成为全面考核企业的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2月下旬，苹果公司发布了《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内容包括2009年苹果公司对102家供货商进行审查的结果，以及苹果公司为改善各供货厂商工人工作条件所开展项目的进展情况。
　　在苹果公司所列出供货商存在的问题中，劳动时间长、加班费作假、工资低于最低标准、职业安全、劳工健康、环境影响以及管理决策成了最常见的问题。苹果公司发现，在83家生产iPhone与iPod的中国代工企业中，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尽管苹果公司新闻发言人称，他们从2007年就开始针对上述有关问题对供货商进行审查，以确保员工的合法权益，但整改情况如何呢？
　　跨国公司是真心实意履行社会责任吗？在苹果公司《2010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发布之际，其在大陆的一家零件供应商苏州联建科技（隶属于台湾地区胜华科技）今年2月中下旬，60多名员工发生正己烷中毒，原因是从2009年8月开始，联建在苹果公司的建议下用正己烷取代酒精让员工们擦拭iPhone　4G手机显示屏，由于厂内的部分区域通风不良，酿成惨剧。
　　分析人士指出，社会公众对“血汗工厂”的忍耐限度逼近极限，除了企业的道德缺失，也从经济的层面展示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亡，这可能成为将来“中国制造”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企业的本质是逐利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无可厚非，但不能一味只想到从员工身上榨取。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抛弃“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老板和职工应该实现共赢局面。一个不让员工求得发展的企业是无法做强做大的。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劳工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角色日益凸显。事实证明，只有“社会公民”角色扮演好了，企业才能和职员实现共赢。在丰田等日本企业，企业往往就是员工的“家”，几乎所有员工一辈子只为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和员工组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我国的传统大型国有企业里，其内部也是完全的“小社会”。随着对事物的认识加深，简单的下岗再就业政策的执行乏力，现在看来，企业办“社会”的辅业发展，并非全是弊端，起码它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解决了员工融入社会和企业的现实困难，客观上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除了企业的主动“社会化”、承担员工长期发展所需的必要社会责任外，政府对企业的“适度干预”同样值得研究。未来地方政府需要转变理念，和企业打交道不要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而要将重点放在监管企业对所承诺的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员工的幸福指数提升方面。实际上，这些年很多地区的政府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带来的是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地方政府应该进行反思。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2）
在国外政府的适度干预相对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电信因为裁员在一年半时间内接连发生了30多起员工自杀事件，一时在法国引起公愤。工会组织公开进行谴责，法国总统亲自过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辞职。法国劳工部在发现法国电信员工自杀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后，建议检察机关开展正式司法调查。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法国电信不得不推迟重组计划，采取措施减轻员工压力。这说明，除了追逐利润，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相对国外比较完善的机制和企业相对成熟的理念，对于富士康履行社会责任的整改表现，各界反应不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而只是把这一系列事件看成是员工个人的自身问题。如果是企业的问题，就可以从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的改善等方面入手。”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廖为建则说，依靠“企业办社会”不太现实，政府更应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在富士康建立多元化社会主体和价值取向，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否则就无法解决员工的多层次需求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这些迥异的观念，可能需要重点和一般兼顾地加以实际地统筹解决。
　　可以设想，如果每个企业都能以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己任，我们的社会无疑会和谐许多。
　　履责：从道歉和员工加薪开始
　　富士康这种生产方式注定不是恒久的，并且一直都会处于“血汗工厂”的争议漩涡之中。
　　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曾经有一篇报道披露，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并促使多家关注劳工权益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出抵制苹果产品的号召。该文的发表还直接引发了苹果公司派出规模庞大的调查团履行社会责任，进驻富士康深圳工厂，展开全方位的有关工人待遇的调查。这些，应该不是富士康和其他类似企业所希望看到的。
　　这一次，在不断发生的跳楼事件中，社会大众也适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5月25日，香港的职工盟和大学师生组织抗议富士康，呼吁抵制iPhone，同时高举“自杀非偶然，管理要改善”、“无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标语牌抗议。而在虚拟的互联网世界中，富士康更是遭到大部分网友的唾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包括“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瞿海源等重量级学者在内的150位台湾地区学者、30位海外学者，针对此次恶性事件，联合发表声明，直指“剥削劳工的富士康及郭台铭根本是‘台湾之耻’”，表示不应欢迎像富士康这类的企业鲑鱼返乡。学者甚至疾呼各界持续关注跨国公司的剥削行为，促使台商在大陆的员工劳动条件改善。
　　台湾地区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所长黄德北根据自己的调查披露，Apple等跨国品牌基于“零库存”的生产方式，往往在接到客户订单后才要求富士康等代工厂加班赶工，不能说是大陆民工要求加班好赚更多钱。他两年前曾到台达电珠三角的工厂调查研究，当时台达电就已形成合法加班的模式，但富士康在这次加薪之后，工资才追上台达电标准。黄德北先生的批评没留丝毫情面：“郭台铭是台湾地区之耻”，富士康是羞辱的代名词。并且他质疑：“吴敦义和王金平为何还在帮忙*？”

不能忘却的企业社会责任（3）
台湾地区辅仁大学心理系助理教授何东洪更指出，人类历史近百年来，没有一次因劳工事件促成加薪一倍的案例，这次富士康加薪只是凸显出以前企业对员工盘剥程度的严重。
　　学者在联合声明中除了呼吁台商“终结军事化管理”，建立尊重人性的生产流程，以及希望大陆调高基本工资到生活需求的水准外，也抨击台湾地区当局对富士康事件的反应“不恰当”。东海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杨友仁质疑，在大陆、东南亚剥削劳工的台商，“还算是自己人吗？”他认为台湾地区应更积极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责任。
　　对于岛内这些尖锐的学者批评意见，富士康一改往日的争辩，选择了虚心应对。鸿海集团发言人表示要“虚心检讨，并全力改善”，“请社会各界与媒体，都多给鸿海一些时间”。
　　毫无疑问，“连跳”事件已重创富士康企业品牌形象。近期富士康国际（02038，HK）大跌，在蓝筹股中跌幅居首。其重要合作伙伴苹果、惠普也不得不关注“连跳”事件，诺基亚和索尼（SONY）都说要介入了解劳工工作状况。而竞争对手也正虎视眈眈欲抢夺市场份额。股指下跌也是品牌形象受损的一个侧面反映，如果不及时加以弥补，恐怕也难阻又一次从高空坠落的年轻生命。
　　事实上，富士康已经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4月份阻止了20多起自杀事件。富士康集团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数度用“检讨”一词表态。“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富士康媒体办主任刘坤说，虽然富士康在深圳厂区有42万人，管理难度很大，“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脱的借口”。
　　在深圳龙华厂，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首次公开面对媒体。郭台铭甚至三鞠躬，向系列事件中涉及的死伤员工及其家属、集团的所有员工和家属以及向社会公开道歉。“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郭台铭数度用“痛惜和惋惜”来形容自己的心情。郭台铭说：“首先我自己要以非常诚挚而且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向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所有的员工还有家属，致以最高的歉意。”“大家产生冷漠才造成这些心理因素，而这些呢，我们是没有做得很好，我们也没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有效地来防止。”
　　但同时，郭台铭认为，企业不能承担无限的责任，如果把责任无限延伸，对企业很不公平。他举例：有些员工是因为感情问题而自杀，“很多轻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感情等方面，这与个性与情绪有密切关系，而与集团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压力关联不大。我们将会尽己所能，建立各种各样的管道去帮助员工缓解这样的情绪”。“现在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姻生活，企业如何干涉感情生活”。
　　郭台铭诚恳地说：“需要时间解决，但我们一定会努力地做。”“少说话，好好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