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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一个公告牌，“围城”就此形成。
　　值班的保安盯着员工身上的工卡，收拢着围城里面的精彩。在许多员工眼中，园区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这是一个生产战场
　　流水线上的工作细致而紧张，工作的时间也相对比较长。
　　一个普工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统一的工作服；8：00准时上班，11：00下班，1个小时的吃饭休息；13：30～17：30上班，再吃饭休息1小时，20：00下班。如果算上排队等待和来回走路的时间，中午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
　　所谓的12小时，是指7：30～19：30，包括中午和下午吃饭的时间（合计约90分钟），上够这个时间的，每天加班报3个半小时，加班费按倍支付，周六周日加班按2倍支付。如果不需要加班，16：30就可以下班。
　　一个富士康的离职员工也站出来说明自己以前在富士康的工作与生活。他在富士康做过研发，下过工厂，也曾跟普通工人一样每天12小时站着工作过，整整6个月。他用很严肃的话语批评富士康里面光鲜的一切，特别是对“魔鬼的加班”。在他的描述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加班带给他的痛苦与罪恶。
　　然而，即便如此，富士康的工作规定仍然算是正常的。
　　此前苹果公司对富士康有过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中有个结果是，“抱怨最多的是在工厂淡季加班不足，大约占受访工人的20％”。
　　许多员工也认为这是富士康的实情。生产线工人承认第一个月比较难熬，过度劳累透支体力，需要在生理上战胜自己，以后习惯了就好了。他们也确实希望多加点班，这样可以多拿点钱。
　　不过，员工抱怨更多的，一是下班前集中开会时基层干部讲话时间拖得太长，以致无法在正常时间下班（这个问题富士康2005年大力整顿过）；二是住的地方离公司太远，排队坐车时间太长。很多员工早上6：00就要起床排队坐车，20：30左右才能回到宿舍。虽然员工可以申请住在园区内，但床位毕竟有限，能够争取到的人很少。因厂区大，员工多，富士康对此事的改善措施效果不明显。
　　按照严格意义上的上班时间来说，富士康的上班时间的确很标准，甚至比很多工厂都要严格地执行8小时工作时间（加班的除外）。这些无论是外部的调查，还是内部的员工都认可。不过，在外人看来合理的制度在富士康员工的眼里，或许还有另一面未能被他人所了解。
　　有员工对媒体描述了他们与机器一起的日常工作。
　　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工作的时间的确正常，然而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却不一定正常。
　　这些严格而苛刻的工作方式让许多工人在极短的瞬间宁可用宝贵的代价去换取一丁点时间的休息。这种运作方式是透支着员工的生理极限的。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前，每个员工几乎被机器“劫持”了，久而久之反觉得自己被同化成机器人。　。　想看书来

员工眼里的“军事战场”（2）
扒开8小时制度的光鲜，每一分每一秒或许都是一种煎熬。
　　于是，休息成了许多人的愿望，睡觉成了下班后最有诱惑力的休闲。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3个人，1个普工，1个技术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手指被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机器吃血”，“重复又重复呆滞人的思维”。
　　员工，在和重复无聊的工作做抗争，在和机器做抗争。
　　这是一个生活战场
　　在富士康厂区，随处可见“魔鬼藏在细节里”的标语。这里的管理、运营乃至价值观，都堪称细节化、标准化。
　　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张工牌。用这个牌子，可以进出大门、到食堂用餐、上下班打卡。每张卡的背后都留有火警、匪警、工会、医疗、餐饮等方面的查询电话。
　　每位员工从流水线上下班以后，就连吃饭也是从传送带上拿饭盒，就像20世纪初美国电影《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工人一样，机械地拿上饭盒，然后机械地找位子去“喂机器”。
　　每天，位于厂区的中央大厨房都会源源不断地将按比例配置的饭食用锡纸包好，按时间流水线地分别供应到各个餐厅。
　　甚至，员工日常着装规范也被具体到这样的细节：夹克的拉链不拉或者拉到一半都是不规范的，要拉到前胸位置。
　　如果外面的人员要进入富士康园区，每次都要有厂区内部人员来接才能进入。白天走在厂区的马路上，很少见到闲逛、嬉笑的人群，每个人似乎都有明确的目标，直奔而去。仿佛在厂区慢速度的移动是不符合标准的。
　　单调的生活在重复。员工晚上下班后的活动，基本上就是睡觉。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大家拥有的不多的娱乐基本都在各自的手机上。
　　宿舍安静得只有电风扇转动的声音，偶尔，可以听到员工打电话的声音，可以看到在阳台外忙碌的身影。
　　8个人一个宿舍，按照人数来说，这样的宿舍本该颇为热闹。但是，富士康为了便于管理，每个房间中的8个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车间，彼此之间的上班时间是错开的，就算是上下铺，见面的机会也并不多，再加上工作的辛苦，几乎每个人回到宿舍便倒头就睡，舍友之间的交流非常少，近距离的隔阂使他们之间的话题和信任都不多。
　　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从厂区到最近的餐厅，再到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在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移动着。
　　富士康的福利在代工厂之中是不错的。每月每个员工在电脑房有4个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园区也有游泳池、有娱乐场所，还有相亲的节目。
　　但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福利，当这些福利平均到30万的基数上的时候，作为个体的员工能够享受到的是相当稀少的。并且，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资源必然和权力相联系。富士康内部的员工说，那些上网等娱乐场所必须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普通的工人能够进入的机会相当少。
　　每天加班到20：00或者20：30后，工人很少去参与娱乐活动，只等周末“放风”外出的那一天。
　　于是，这样的生活，他们只想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挣钱。或许他们感觉到，这里不是自己长久停留的地方，这里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员工眼里的“军事战场”（3）

　　这是一个抉择的战场
　　在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哈姆雷特》中，莎翁借剧中人物之口，大声疾呼一个严肃的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命题。然而，在富士康中，12位员工却在生命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而且，其中一名逝者还甩开了别人救助的手，选择离去。
　　生命诚可贵，收入价更高，无数人为了生存而战斗。来到富士康的人，同样也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着，努力着。那些逝者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改变初衷，放弃了对于生活的抗争，对于生命的战斗呢？
　　亲人、恋人、朋友，他们有着那么多的留恋；花样年华，他们还有无数发展的可能。为什么却在生命的璀璨处选择放弃呢？
　　媒体在追问，试图找到每一种可能的因素，富士康本身也在反思，社会不断关注和猜测，各界调查和分析，然而，他们的选择却始终像一个谜。
　　惊动了政府，引来了媒体，专家学者甚至法师都请来了，富士康的外围十分热闹。在一个外人眼里，富士康是阴霾的，是令人恐惧的。但是，富士康招聘的门口却熙熙攘攘，想要进富士康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还有人为了应聘在通宵排队。俨然一个应聘的战场。
　　“这里的福利好些，工资能够准时发。”不少应聘者对媒体如是说。
　　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是正规军。换言之，富士康的员工不是义务兵，而是雇佣兵，粮饷是低点，但粮期够稳，与拖欠绝缘，也没人敢吃空饷，更不用担心老板拍拍屁股走人。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
　　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三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这阴冷的话语透露出他对死亡的预警。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14级，从师1级到师14级，新人进来从师1级开始，两三年调升1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10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员工，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在富士康，不允许私下组织老乡会。
　　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次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地面对机器，机械地劳动，机械地生活，但他们却是明明白白的有思维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如此庞大的帝国，需要一个严谨的管理体系，企业必须处于强势地位，任何员工团体的强势都有可能威胁到富士康整体的稳定性，因此，在管理上，富士康所谓的安排都有意识地将这些对抗力量分散化，把员工之间的关系距离化。
　　这些独立而无助的员工在面临压力时，渴望援助，但是面对强势的“援助”又会本能地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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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与不加班，痛苦中的无奈

　　“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受到拷问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台铭的“无法保证”也并非推脱。因为，在现有的“代工模式”下，这样的惨剧仿佛早已成谶。
　　工人们“渴望加班”
　　这样的心理期盼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工作如此辛苦劳累，为什么还希望增加加班的时间呢？
　　然而，如果了解富士康的薪酬结构，这样的期盼却又是合理而无奈的——加班可以拿多一点，哪怕是少得可怜的钱。
　　在富士康，一个普工底薪900元——这是连深圳最低工资水平都达不到的数字。除去生活所需，工人们将所剩无几。他们所能期盼的额外积蓄只能来自于加班所得。
　　我们可以按照富士康公开的标准给他们算一下工资单。
　　假如一个普工正常工作天，平时加班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5元。这样，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小时。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
　　富士康的工人明白自己并不是在做选择题。尽管加班让人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工人愿意选择加班。
　　不加班挣钱太少，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加班，无选择权
　　富士康过度加班的问题被曝光以后，媒体开始行使监督权。他们首先要质问的，当然是郭台铭。
　　在前往讲座现场的路上，《中国经营报》记者发问：
　　“有没有打算给更多的员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说不加班的自由？”
　　郭台铭当即停下脚步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员工都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的，他绝对可以上诉。”
　　郭台铭的确可以中气十足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富士康的加班自愿书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很多员工的支持。
　　所谓的加班自愿和郭台铭的态度一样，有着一股强硬的劲儿。
　　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自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必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这份加班自愿书深刻了解工人对加班来挣钱的需求，却漠视工人因连续加班的劳累，用表面的选择权精明地取代了实际的无选择权。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意味着出卖更多的自由。而富士康的“优势”恰恰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
　　正如未满18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10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饶乐琴们在显微镜下遗忘了他们的高强度劳作，一心想着放大他们的劳动所得。
　　
　　

追忆凋零的生命

　　自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至2010年5月26日第12跳止，先后发生过16起员工突然意外死亡事件，其中最大的为28岁，最小的仅有17岁。
　　16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在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内部竟然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鲜活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难以承受继续活下去之重？
　　他们的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但是，富士康这个地方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他们的同龄人，或许在父母的膝下撒娇，或许正在上着大学，或许刚刚开始接触新鲜的社会，沐浴着生活的阳光，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
　　当然，这些只是同龄人的生活，他们跟同龄人在出生之时就划分了界限。
　　这些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在天然朴素中成长，但是也跟快速发展的城市有些脱离。在努力的路上，他们都选择了深圳，选择了富士康，但最后的选择让人不胜唏嘘。
　　他们曾经是一群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子，曾经是有着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一代……如今他们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而去，追忆凋零的生命，让人掩卷沉思。
　　开朗的卢新
　　在好友曾红领眼里，已逝者卢新是一个开朗的人，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
　　“那天他说到那儿去看看风景，讲完这句话之后站了一会，很快的速度，把窗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我们马上起身拉他，拉到他左臂的一点衣服，被他甩掉了。”
　　开朗的他在生死时刻竟然是这样的决绝！
　　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是富士康09菁干班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干部储备班。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的卢新，有个梦想就是能当一名歌手。
　　卢新留下的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他好像就发了1800还是1900，他寄了1500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很不错的。”同事回忆道。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了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