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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含义，直到六年之后，程思远陪同李宗仁回归祖国之际，才真正理解。
　　

莱蒙湖畔的密谈（1）
（1）　汽车里的会面
　　1960年9月，受丈夫李宗仁的委派，郭德洁从美国纽约来到香港，在这里用特殊的方式约见了重要的老朋友程思远。
　　香港
　　当年的程思远
　　郭德洁的母亲、哥哥一家人住在九龙的荃湾，从程思远的九华新村14号，到郭德洁所居住的地方只有半个小时的汽车路程。但是，这两人要见一次面，却非常困难。因为九华新村一带，居民的情况非常复杂，又有国民党特务混杂其间，稍有疏漏，就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却又最安全的见面方式。
　　每一次会面，由程思远的夫人开车，接到郭德洁之后，程夫人开着车兜风，他们就在汽车里面会面，商谈有关的问题。就是在汽车里，程思远得到了李宗仁一定要回来的肯定的答复。
　　尽管郭德洁在荃湾的乡间别墅深居简出，嗅觉灵敏的国民党特务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在郭德洁将要离开香港的时候，突然发现，她寄给程思远的信不翼而飞了。
　　（2）　程思远的第三次北京之行——彻底的转变美国总统选举
　　美国总统肯尼迪
　　郭德洁到香港与程思远会晤之后，带回去的消息使李宗仁大为兴奋，他虽身在异邦，但对回归祖国心仪已久，那么究竟这一天还要他等多久呢？
　　来自香港的讯息，使周恩来有了加快进程的信心。于是，北京和香港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起来，而香港与美国之间的联系也日趋热络。
　　正当李宗仁、程思远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划回归祖国的大事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是美国人自己的事，但却差点因为这件事误了李、程二人的大事。
　　1961年1月20日，43岁的美国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取代了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新总统。不久，他收到了李宗仁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希望美国民主党政府能够在缓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在台湾局势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从年轻气盛的肯尼迪总统身上，李宗仁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肯尼迪所代表的民主党，过去一直是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在艾森豪威尔这个共和党人当总统时，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每况愈下，如今，民主党人重新入主白宫，李宗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他回归祖国的事是否会因此而前功尽弃呢？
　　1961年8月，周恩来要程思远速速进京，如果说前两次进京都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的话，此番程思远北上却是完全保密的，且时间很短，速来速去，局外人毫不知情。一向做事有条不紊的周恩来如此突然地约见程思远，其实是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人抱幻想。当时，周总理回顾李宗仁的经历，对程思远说：“以前就是对蒋介石抱幻想结果破灭了，后来呢，又对不切实际的第三种势力抱幻想又破灭了，现在你想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党派斗争里边，这个也不现实。自己的事情要完全靠自己争取，幻想美国人不插手两岸问题是很天真幼稚的”。
　　周恩来的恳切劝告，使李宗仁茅塞顿开，自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加倾向祖国了。1963年7月14日，他又通过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的访问，在《欧洲周报》发表了一篇谈话。他说：“我和蒋介石国民党一样，都是失败者，但是我跟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从来不把失败这件事放在心上。我个人无关紧要，由于我个人的失败，一个新的中国正在诞生，这是我所欢迎的，我所高兴的。”从这段话来看，李宗仁对祖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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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2）
（3）　程思远的第四次北京之行——周恩来的“四可”原则
　　程思远第二次秘密进京的时候曾受到周恩来的嘱托，找机会让李宗仁到欧洲走一走，程思远一直在为去欧洲与李宗仁会晤这件事做着筹划工作，经过长期的辗转磋商，1963年11月，终于有了眉目，双方约定，12月中旬在瑞士见。
　　临行前，程思远又一次秘密进京，向周恩来请示，这也是他第四次北京之行。这一次会见周总理的情景，给程思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1月15日午夜，程思远在酣睡中被叫醒，说是周恩来召见，程思远匆匆穿好衣服来到了中南海。
　　这次接见，周恩来交给程思远的任务与前几次有所不同，这个任务让回国的进程变得更加具体。程思远回忆到：周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四可”原则，这“四可”就是：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是否回来；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周总理一再叮嘱，让我把它背诵下来。
　　中央所表现出的宽容与大度，使程思远深受感动，他感到他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了，虽然充满了信心，但是他还不敢肯定李宗仁面对“四可”原则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4）　14年后的重逢
　　苏黎世SAVOY旅馆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会面1963年5月14日，李宗仁按计划向纽华克城移民局提出欧洲之旅的申请。当时，移民局对这位“重要人士”的申请有些犹豫，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在报告了联邦调查局后，美国政府作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万无一失的选择。那就是在李宗仁去欧洲旅游的时候，派人跟踪他，并对李宗仁的房间进行窃听。这样的跟踪持续了一百多天。
　　快到新年的时候，李宗仁由意大利首都罗马飞到了苏黎世，住在第一区中心广场附近的SAVOY旅馆。两名侦探并不在乎旅馆昂贵的收费，在李宗仁隔壁开了房间，并立即装上了窃听器。李宗仁除了等候程思远之外，无所事事，只好想尽各种办法来消磨瑞士过早来临的冬日。
　　这时已临近圣诞节，李宗仁没有回美国的迹象，仍然优哉游哉地漫步在苏黎世的街道，却使盯梢的人沉不住气了。据后来透露的资料显示，这两名侦探因李宗仁的无所事事而放松警惕，离开了。也正在这个时候，12月17日，程思远从香港飞抵苏黎世，仿佛是冥冥之中有神力相助。程思远恰到好处的到达，并非他足智多谋，主要是他签证延误和此行的飞机在罗马停留时被稍稍耽误所致，而苦守一百多天的侦探在最后数日突然离去，给程思远和李宗仁一个绝好的见面机会。这是李宗仁和程思远阔别14年之后的第一次重逢。
　　李宗仁
　　程思远
　　这两个十几年没见的老朋友在一起相处了好几天，难免会叙旧，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程思远将这几年特别是几上北京，和周恩来见面的情况当面向李宗仁作了汇报，也将“四可”原则告诉了李宗仁，这仿佛给李宗仁吃了定心丸。
　　在苏黎世的程思远
　　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李宗仁和程思远由郭德洁的弟弟郭德风驾着汽车，沿着莱茵河畔公路向德国、瑞士交界的工业城市巴塞尔做着长途旅行，然后又沿着原路回到苏黎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圣诞节之前分了手。
　　（5）　蒋介石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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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3）
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件事，无疑是对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一次沉重打击。
　　1964年2月12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应该效仿法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方针。令媒体没有想到的是，李宗仁的这封公开信会引起一位十几年不曾谋面的老朋友的强烈反应，他就是白崇禧。
　　白崇禧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被蒋介石扣留在台湾。李宗仁发表公开信后，蒋介石让白崇禧给李宗仁发了一个电报，希望李宗仁以前途和生命安全为念，或者留在美国，也欢迎到台湾来，但千万不要做出回大陆这样的轻率举动。
　　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信，知道必定是蒋介石的唆使，因此一笑置之，不仅如此，李宗仁的归国愿望更加迫切。1965年3月，李宗仁给程思远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急于回国参加祖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迫切愿望，他再也不愿在美国碌碌无为地虚度光阴了。
　　程思远立即把李宗仁的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国内外的一派大好形势，果断地做出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夙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6）　及时的起飞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又一次来到纽华克城的移民局，申请去瑞士度假。纽华克城移民当局的一个副局长后来回忆，李宗仁提出申请后，他们翻查了记录，发现李宗仁在1963年的时候曾经申请到意大利旅游半年，并且在圣诞节的前夜按时赶回了美国。程思远和时为统战部部长的徐冰（右）
　　李宗仁夫人郭德洁
　　所以移民当局认为，这个老人真是去旅游了。移民当局这次很顺利地批准了他旅游的签证，没有再向联邦调查局报告。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一个人离开美国到达了欧洲，当天，程思远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这是事先约定好的李宗仁动身的暗语。于是程思远决定立即赶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
　　程思远6月18日赶到北京，周恩来这一天要出国访问，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统战部部长徐冰代表周恩来会见了程思远，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对这次回国所做的周密部署。据程思远之子程治平回忆，周总理连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可能性都考虑得非常周到，安排得非常详尽，这使程思远非常感动。程思远回到香港，于6月28日从香港抵达苏黎世，和在那里等候的李宗仁，还有随后到苏黎世的郭德洁见了面。
　　郭德洁最初本来不愿回国，在美国居住期间，郭德洁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患了癌症，但是在她秘密到香港与程思远会面时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在李宗仁准备正式动身回祖国前，她做例行检查时，发现病情已经恶化，只有八个月的生命存活期了。这使得郭德洁万念俱灰，并最终决定跟随李宗仁回国。
　　6月21日，郭德洁委托纽约一位律师把他们的房子以三万四千美元的低廉价格出售了，她对邻居贝拉夫人说：“我所以卖这间房子，因为它使我工作得太辛苦了。”两天之后，郭德洁也离开纽约飞抵瑞士与李宗仁会合。
　　6月28日，程思远飞抵苏黎世，与早在那里的李宗仁夫妇会合。但是他们见面后并没有立即动身，而是在苏黎世逗留了一段时间，因为同样定居美国多年的李宗仁的政治顾问吴尚鹰也答应要同他们一起回国，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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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蒙湖畔的密谈（4）
李宗仁回国路线图
　　直到7月11日，吴尚鹰仍没有出现。这时，有关方面转达了北京的信息，务必在7月13日之前离开苏黎世，于是7月12日下午李宗仁等人飞离苏黎世，开始了回国的行程。
　　李宗仁的归国之旅差点就因为吴尚鹰的失约而前功尽弃，事实上吴尚鹰早已经来不了了。吴尚鹰在美国和一个女士同居，但并没有告诉她要和李宗仁回北京。临行之前，李宗仁给了吴尚鹰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做为到苏黎世的路费，但是这张支票被那位女士发现了，不让吴尚鹰走。所以吴尚鹰既没有按时到苏黎世与李宗仁夫妇会合，也没有了消息。
　　7月12日下午两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这是瑞士飞往亚洲的固定航线，飞机从苏黎世起飞，经日内瓦、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最后飞抵香港。
　　来机场送行的只有一个小伙子，他叮咛嘱咐，千万不要在贝鲁特和日内瓦两个机场下飞机，到了卡拉奇会有人来接。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机场很混乱，当时国际上一些绑架和人质神秘消失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两个机场。程思远曾跟薛建华讲，整个过程我们在飞机上没感觉到，等我回到大陆以后，从方方面面应征过来的消息，我才知道真是处处暗藏杀机，到处险象环生，一环要接不上我们今天就已经不在这里了。
　　李宗仁、程思远登上了回国的客机，他们的离开十分顺利，也十分及时。但是如果他们在瑞士继续等待吴尚鹰，不及时离开，整个归国计划将全盘皆输，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恐怖的暗杀计划已经悄然展开了。
　　

险象环生的归途（1）
（1）　悄悄张开的魔网
　　李宗仁夫妇
　　1965年，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终于在苏黎世登上了归国的飞机，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密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阻止李宗仁归国。那么，经过周密筹划的李宗仁归国方案究竟是怎样被国民党政府得知的？
　　机密的泄露源于一个记者。在美国有一个来自大陆的记者和郭德洁关系很好，经常去他们家采访。李宗仁夫妇去欧洲后，他又去采访，发现主人搬走了，房子也出租了。这个小报记者登了一条消息，说郭德洁将美国房产变卖了。这一下轰动了全球，给李宗仁的回归布下层层暗礁。
　　消息发出的时候，李宗仁和程思远已经在欧洲见面了。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两名国民党特务立即动身赶往苏黎世，找到在那儿开餐馆的郭德洁的表弟郭德风，盘问李宗仁的行踪。郭德风只说他们去周边国家旅游了。那几个特务一直等了七天七夜。
　　苏黎世
　　时为巴基斯坦首都的卡拉奇
　　遵照“送行青年”的嘱咐，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在日内瓦机场停留的半个小时里，都没有离开机舱，尽管空中小姐几次热情地邀他们下机散步，尽管诺大的机舱里仅剩下他们三人，他们也没有离开座位半步。
　　当李宗仁一行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时候，三人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因为行程已经近半，一切顺利。然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李宗仁三人的行踪，终于被台湾国民党当局获悉了。
　　原来从日内瓦到苏黎世，除了缠住郭德风的这两个特务外，还有人到瑞士航空公司查问当天离开苏黎世的旅客名单，赫然有李宗仁等人的名字。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
　　于是，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从台北发出，抢在李宗仁的座机到达之前的几个小时，到达了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卡拉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下令，在卡拉奇一定要截住李宗仁夫妇，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手段。卡拉奇变成了最危险的一关。
　　当时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丁国钰
　　李宗仁乘坐的飞机抵达卡拉奇机场
　　夜幕下，喧闹的卡拉奇已经安静地睡去，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却突然灯火通明。道格拉斯客机正从贝鲁特飞来，将在13日上午4时30分到达卡拉奇。时间十分紧迫。当时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丁国钰已接到周恩来一定要把李宗仁安全接到大使馆的任务。
　　在这个异国的土地上，要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谈何容易，求助当地的警察及保安措施，必须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可是午夜临近，上哪里去找人呢？但国务院的死命令，无论如何必须保证完成。丁国钰靠在巴基斯坦多年的工作关系，联络到当地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罗汉，谎称一个旅居欧洲的老朋友来，年纪大了，走路有困难，需要把汽车停到飞机边，直接接他下来。罗汉同意了。
　　7月13日凌晨4时30分，李宗仁一行乘坐的飞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下飞机后，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来到了大使馆。
　　与此同时，蒋介石布置的两名暗杀李宗仁的特务早已经等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因为周恩来的精密部署，李宗仁又逃过了一劫。
　　但是没过多久，丁国钰发现，大使馆的墙外每天都有一些陌生人来回走动。丁国钰将此事告知了巴基斯坦政府，得到了政府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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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象环生的归途（2）
俯瞰上海
　　机场欢迎李宗仁的人群
　　住在使馆里安全不成问题，丁国钰大使的照顾也十分周到，可是回国的事情一直没有再被提起，这使李宗仁和程思远的心里渐渐感到有些蹊跷。丁国钰拿出报纸解释道，因为行程暴露，国民党特务机构想方设法要进行拦截，甚至不惜用极端的方法，所以现在走还不安全。李宗仁听了之后十分气愤，但只能在卡拉奇大使馆继续逗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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