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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一束罂粟花。据刘铮讲，原来要邀请毛主席、周总理去看，后来知道这个戏有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就都没有去。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莫斯科回国。结束了他长达两个月的首次国事访问。
　　

旧地重访非昨日
七年之后，毛泽东应邀第二次出访苏联。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主要是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简称为莫斯科会议。因为在赫鲁晓夫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泄露之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引起了思想的混乱。所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互相交换意见，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会议，对一些重大问题统一思想。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筑模型，第二次访苏时送给苏方的礼品之一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的欢迎人群和随行人员，前排右一为宋庆龄
　　1957年的中国，已今非昔比。这在送给苏方的礼品中有充分体现。礼品中有很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的建筑模型，阎明复看过之后，很激动也很自豪。
　　一生中为毛泽东拍过12年照片的新华社记者侯波，是随同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的记者之一。她回忆，这一次苏方的接待规格，比上一次更隆重也更周到。“主席的座机是苏联图—154，是最好的飞机，最好的驾驶员。主席去以前提出不搞欢迎仪式，赫鲁晓夫说，不行，你这么大一个国家首脑来，别的国家我们都搞了欢迎仪式，不搞是不行的。”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被安排下榻在克里姆林宫。住在沙皇的房间，去掉了席梦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安排。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由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加以全盘否定并以老大自居，因而引起兄弟党的不满，中苏之间也在一些原则上存在分歧。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会场
　　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
　　为了能在宣言和文件里反映这些不同的意见，代表团做了充分的准备。阎明复说：“代表团到了之后，甚至走之前，毛主席就委托党内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字工作的胡乔木、当时的陈伯达等，在邓小平领导下，对苏联提出的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到了莫斯科以后又和苏联代表团在一起互相交换意见。东欧一些党对苏联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心有余悸，他们绝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党对二十大的评价等等，所以有很多争论。这样通过中苏两党的协商，最后大家同意了共同的文件草案，以两党的名义提交大会讨论。”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他跟欧洲所有的党，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还有一些小党，如亚洲的印度、印尼、日本等国共产党，频繁地交换意见。阎明复讲道，为了取得一致，毛泽东和对苏联意见最大的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谈了三次。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为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历时18天。在此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从此，“早上###点钟的太阳”成为青年人的同义词。
　　毛泽东一生中的两次出国访问，目的地都是苏联。他作为政治家的韬略、作为伟人的胸怀以及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静静地流淌在人们记忆的长河之中，永不磨灭。
　　

神秘的北京之行（1）
在与程思远相处的几个月里，薛建华多次听到程思远说这样的话：“如果没有1956年的回来，我这一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了。”那么，导致这个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一样的转变的契机究竟是什么？程思远所说的1956年的回来又究竟指的是什么？
　　程思远和薛建华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
　　（1）　名不符实的“代总统”
　　故事还得从1948年国民党举行的“行宪国大”说起。在这次国民党大会上，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当选为总统，然而副总统人选却产生分歧。蒋介石看中的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但其他派系军阀并不赞成，他们推选了更有名望的李宗仁。
　　李宗仁是国民党###，也是国民党中桂系的掌门人。抗战时期李宗仁领导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威震中外。
　　当时的李宗仁也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原本是蒋介石的靠山，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的败局，使一直给他经济和舆论支持的美国失望至极，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形象，或者有号召力的人出来“拯救中国”，李宗仁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就职典礼上穿中式马褂的蒋介石和身着军装的李宗仁
　　蒋介石和李宗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使蒋介石怀恨在心。有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48年5月20日就职典礼前，蒋介石派侍从通知李宗仁，就职仪式上两人都穿军装，李宗仁就把定好的西装换成军装。结果蒋介石却穿了中式马褂，副总统李宗仁穿着军装站在他旁边，好像是他的卫兵，这使李宗仁颜面扫地。
　　在《李宗仁回忆录》第六十三章中有两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位副总统的生活。
　　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国民党“代总统”，主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党权和军事大权，李宗仁依旧是虚位“代总统”。
　　蒋介石对李宗仁防备甚严。在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前，蒋介石甚至指示沈醉、毛人凤等人，如果李宗仁有异动，就将其暗杀。并且制定了三个刺杀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当李宗仁坐飞机离开南京时，在途中派战斗机将李宗仁的座机击落；第二个方案是在南京到机场之间设埋伏点，李宗仁乘车经过时伏击；第三个方案就是派人化装成修理工等等去李宗仁官邸刺杀李宗仁。据沈醉所言，这个刺杀命令在1949年1月20日李宗仁任代总统前一天才撤销。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他在南京的住宅仍被严密监视。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甚至认为，对付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这个异己力量，比和共产党的斗争还重要。
　　（2）　流亡美国
　　1949年12月，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逃往台湾，李宗仁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到台湾又不会容于蒋介石，于是以治病为名，带着家人经香港到了美国，此后长期寓居美国，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
　　李宗仁在美国的住所
　　虽然人在异乡，李宗仁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一个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李宗仁重返政治舞台的希望。但当李宗仁来到美国，准备重振旗鼓时，曾经在副总统竞选中给予他特别支持的、已连续执政两届的民主党，却被共和党赶下总统宝座，这使李宗仁相当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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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京之行（2）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恢复了“总统”职务。1954年3月，正式罢免李宗仁“副总统”的职务。
　　民主党人的失败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报复，使李宗仁一度处于情绪的最低点，他只好拾起他历来的法宝，保持沉默，静观其变。
　　不久，新的机会就出现了。
　　（3）　新的希望
　　1955年4月，周恩来不顾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威胁，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他在会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轰动世界。
　　与会期间，周恩来还有一项轰动之举，这就是发表了第一份改善中美关系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震动了整个世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让周恩来也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声明会让一位远在异国他乡的人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住在美国纽约城郊的李宗仁因为语言不通，平时很少与当地的居民往来，日常阅读书报杂志成为他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这天他从报上看到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写信给远在香港的他的前任政治秘书程思远。
　　李宗仁和程思远
　　在信中，李宗仁讲道，我并不是第三种势力，而是中立立场，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只要维护民族统一的我就赞成。我赞同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1955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一建议由程思远起草，李宗仁身边的政治顾问吴尚鹰修改，是李宗仁经过反复思索做出的决定。建议主要谈到两点：第一，美国应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第二，台湾问题应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谈判解决，不需外人干涉。国共应再次携手，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祖国的统一进行谈判。
　　李宗仁是否会因为这个决定而改变自己以往的理想，从国民党营垒里分裂出来倾向共产党呢？
　　（4）　神秘的访客
　　不管结果最终会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对李宗仁这一转变给予了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运筹帷幄，第一个提出要争取的对象，就是李宗仁的高级幕僚，前政治秘书程思远。
　　李宗仁离开祖国大陆的时候，没有将从前几乎形影不离的秘书程思远留在身边，而是将他派往香港，作为和祖国的联络点。定居香港的程思远一家住在位于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新村的一栋靠山面海的白色寓所里。当年程思远的工作是为香港的《正午报》写专栏。起初的几年，一家人都在悠闲和平静中度过，直到1956年宁静的生活慢慢被打破。
　　程思远一家
　　在香港的程思远过着宁静的生活
　　李济深
　　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程思远的白色寓所不断出现一批批来造访的人影。这与过去六年里“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些频繁的来访者不禁会使人联想起周恩来曾经被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那句话。
　　周恩来在一次跟民主党派高级负责人座谈的时候，与民革中央负责人李济深说：“你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给在香港的程思远打个招呼，邀请他回来看看。”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听到了这句话，但大部分人感觉总理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不久以后，这个被人们认为只是说说而已的一句话却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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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北京之行（3）
李济深受周恩来之托，立刻联络到香港一个报社的总编，请他去拜访程思远。因为程思远也在给报纸写专栏，两人第一次见面仅是聊天。第二次，这位总编给程思远带去周恩来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很著名的讲话，在海外有很好的反响，程思远看过之后感觉很好。在第三、四次接触后，终于切入正题——李济深的北京之邀。
　　寻常的客人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问题，虽然意识中似乎已有这种打算或者憧憬，但程思远仍然觉得太突然了，他略略停顿了一会儿，说：“请允许我考虑一天如何？”
　　1956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程思远第二天，双方如约来到九龙太子道一间偏僻的咖啡馆会面。今天，这间咖啡馆所在的位置已经成为香港著名的花卉一条街。就是在这里，程思远答应了那位神秘客人的邀请，决定动身前往北京。
　　（5）　程思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莫名的怒气
　　1956年，程思远第一次到北京。因为这次行程是秘密进行的，便将他安排加入1956年国庆港澳地区代表的观礼团里。在一个公开场合，周恩来与观礼团代表一一握手，表示欢迎。走到程思远身边时，周恩来悄悄跟他说：“我们改天再详谈。”这时候程思远才知道，这次邀请的主角根本不是李济深而是周恩来。
　　其实，不仅程思远选择了历史，历史也在选择他，事隔多年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北京之行为何这样“十万火急”。
　　1955年，蒋介石在岛内搞了几次清党运动，甚至将美国支持的一位将领也关进了监狱。美国看到蒋介石如此独裁专横，准备支持李宗仁回到台湾，重新取得政权，把蒋介石赶下台。如果美国插手台湾局势，更改台湾领导权，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就会更加深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息，周恩来才下决心立刻和李宗仁建立联系，争取最大的可能让李宗仁回来。
　　1956年5月11日早上，程思远接到通知，说周恩来中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请他吃饭。宴会后，周恩来从国际形势谈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最后谈到国共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看到李宗仁写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也看到他最近一些表态。我们认为，李先生是爱国的，他是有民主正义感的人。你可以转告他，我们欢迎他回来看看，来去自由。
　　第二天，程思远的一位密友约程思远到新侨饭店饮茶，他对程思远说：“你此来得到周总理这样的重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几天以后，程思远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荃湾他的那座海滨石屋，他兴奋地向夫人石泓讲述了在大陆看到听到的一切，并立即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写信告诉了远在美国的李宗仁。然而李宗仁看到之后却勃然大怒，因为如此重大的事件，事前没有与他商量，他感到十分遗憾。
　　程思远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情，招来的却是李宗仁的“冲天怒气”。此后，程思远虽几经解释，但李宗仁仍对此耿耿于怀。但是，程思远是李宗仁几十年的至交，他知道李宗仁的怒气并非冲他而来，其中显现出李宗仁一种万般无奈、犹豫彷徨的复杂心态。
　　（6）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果然，程思远猜对了。过了一段时间，李宗仁就迫不及待做出了比程思远更“轻率”的举动。
　　1958年的秋天，李宗仁写信给当时在北京的李济深。在这封信里，李宗仁很明确地提出：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李济深收到信后，立刻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神秘的北京之行（4）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59年国庆时的人民大会堂
　　这是整整两年后，李宗仁在深思熟虑后的重要抉择。
　　正在北京研究这封李宗仁来信的时候，从海外又传来了一个消息：李宗仁托程思远转往北京一封信，表示愿将毕生收藏的价值11万美元的历代名画献给国家。
　　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从美国秘密到了香港，把李宗仁收藏的字画、文物交给程思远，然后由程思远带到北京。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委托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认定这些东西并非都是古董，大部分是赝品，真正的价值为三千美元。对于这些不是文物的“古董”，总理说：“不要说三千美元，我们就给他三万美元支票。”在将此事报告毛主席后，主席说：“哎呀！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啊。他说11万美元，我们给12万美元。”于是就将12万美元的支票汇到香港的账户。这12万美元，不仅是对李宗仁试探的强烈与积极的回应，同时也是借这个机会给李宗仁提供一笔在海外生活的经费。
　　李宗仁拿到12万美元之后，认为得到了祖国、共产党的认可，回归祖国的决心在李宗仁心里更加坚定了。但是，不曾料想的是，迎接他的是一条充满生死危情的归国路，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漫长的六年。
　　（7）　程思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试探
　　1959年10月，程思远受邀参加了港澳地区庆祝国庆十周年活动的代表团，第二次从香港到了北京。参观了国庆盛大庆祝###和游行活动之后，他随代表团到东北各地参观访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们耳目一新。
　　1959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再一次宴请李宗仁
　　10月25日下午3时，周恩来又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宴会最终的话题又转到李宗仁归国的问题上。这一次周恩来很明确地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很感谢他的捐献，同时也对李宗仁落叶归根的想法做了肯定。但是总理说不要急着回来，可以先到欧洲去走走。因为李宗仁回来影响太大，不仅台湾的国民党会有异动，美国方面也会有异动。周恩来最后嘱咐程思远，转告李宗仁先生，欧洲之行，要紧的是“必须按时回到美国去”。
　　回到香港后，程思远把自己的想法和总理的叮嘱写信告诉远在美国的李宗仁。但是，周恩来在1959年10月所说的那番话的深远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