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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另类史-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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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贪财重货,每每骚扰女真各部,种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联合重组。至明朝中后期,奴儿干都司仅是一空名机构,满洲日益强大,而建州附近又无重镇,致使连连败绩,直至于亡。明朝最终未败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满洲,细究原由,正是基祸于这位明成祖朱棣。
当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传”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他任命两个降臣李景隆和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以大才子解缙为总裁。同时,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这些“深体朕意”的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
后来,解缙因储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态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实录》,派心腹姚广孝主管监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五年,删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永历十六年,书成献上,朱棣“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奴才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论依据,不仅明白地写明朱棣是马皇后亲生子(其实他是硕妃所生),还编造了马皇后梦见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们又编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明成祖朱棣一生功业得失(2)
所以,文字这东西的力量绝不可小看,加诸史书上更是可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大家有时评价一个皇帝,都是往往听信史臣的史书,以为风骨文人们会直笔铺陈,所谓“国亡而史不亡”。
其实,真正的情况往往大相径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讲起此人就觉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极——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死后无子,皇位由他在湖北当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继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与臣下的“大礼仪”之争(即大臣们坚持朱厚璁应该依礼以正德父亲明孝宗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父),使得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实录》时,心怀隐恨,大暴正德皇帝这位堂兄的短处,满书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点也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使得明武宗这位并非特别坏的皇帝成为明朝“坏皇帝”的最高榜样。由此,可知历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颂德是多么的重要!
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1)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春天,鞑靼阿鲁台进犯大同、开平。朱棣于4月间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率众大将第五次亲征。同年8月,朱棣病死于榆木川,终年六十五岁。“遗诏传位皇太子。”太子即位,即明仁宗。
明仁宗朱高炽自幼就以聪慧仁德著称。“靖难”起兵时,朱高炽常常居北平留守,并曾以一万之兵拒李景隆五十万明军于北平城外,保全了朱棣的大本营。朱高炽两个弟弟也都不是吃干饭的,朱高煦以军功有宠于明成祖,朱高燧以慧黠见喜于明成祖。当初建文帝听方教孺之言,赐朱高炽秘诏,使“反间计”欲离间燕王父子,多亏朱高炽仁孝如一,忙派人把建文帝诏书和诏使一齐驰送朱棣,才免却父子相残的悲剧。
朱棣篡位后,朱高炽为皇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永乐十六年,宦官黄俨诬称皇太子擅赦罪人,邀德名于天下,有不臣之心,东宫官员坐死者甚众。朱棣命侍郎胡滢暗中察访实情。胡侍郎禀公密奏,陈列皇太子“诚敬孝谨七事”,才免却本性多疑的朱棣猜忌。后来,宦官黄俨等想弑朱棣谋立其三子朱高燧,事发伏诛,还是皇太子朱高炽力保朱高燧不知情,救了这位一直倾陷自己的三弟一命。
朱高炽即位后,任用贤良,友爱二弟,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确实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仁德皇帝。可惜天不假年,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就病死,时年四十八。
明仁宗长子皇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
见年青的侄子登基,一直觊觎皇位的汉王朱高煦觉得机会来临,反谋日甚,很想再把他爸爸朱棣篡夺其侄建文帝的“靖难”大戏再演一次。《广韵》曰:煦,温也,所谓“煦而为阳春,散而为霖雨”。偏偏人与名不符,朱高煦自少年时代就“性凶悍”、“言行轻佻”。
靖难之役,勇武善骑射的朱高煦不仅在白沟、东昌等战役中立有大功,关键战事也有奇功。江上之战,朱棣本来都要撤兵返走,多亏朱高煦亲率生力军赶到,喜得朱棣当时连骗带蒙又附有二、三的诚意对他说:“吾病矣,汝努力,世子多疾,”婉言有立其为储贰之意。狂喜之下,朱高煦拼命死战,大败明兵,奠定了燕兵攻克南京的最后胜利基础。
虽说“君无戏言”,但朱棣的话也属高级而严肃的“逗你玩”。“吾病矣”——一活又活了二十二年;“世子多疾”—一活又活了二十三年,多疾不等于立马就死,只要活着,嫡长子就该是皇太子。
朱棣称帝后,封朱高煦为汉王,国云南;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朱高煦怏怏不肯之国,说:“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不悦。皇太子朱高炽仁德,力劝之下,使这位二弟其能暂留宗师。封王后,朱高煦力求一支名为“天策卫”的御林军为护卫军,又乘朱棣高兴时增益两只卫军为护卫,由此,他常常自夸于人:“唐太宗曾为天策上将,我得之岂偶然呢。”
有一次,朱棣命皇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以及皇太孙朱瞻基三人一起谒拜朱元璋孝陵。朱高炽一直体弱多病,是个素有足疾的大胖子。谒陵要步行,朱高炽要两个太监左右搀扶才能一瘸一拐慢慢挪步,就这样,还时不时一个大趔趄,样子着实狼狈。身强力健的朱高炽在背后讪笑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皇太孙朱瞻基倒自少年时就有英锐之风,在朱高煦身后接口说:“更有后人知警也。”朱高煦当时“回顾失色”,感觉这位侄子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善茬”。
汉王朱高煦身长七尺多,矫捷善骑射,“两肋如龙鳞者数片”,这种其实是牛皮癣的皮肤病更让他觉得自己是“真龙”下世,常以雄武自骄。洪武十三年,朝廷改封其封国为青州,朱高煦又不想去。他私募卫士三千人,也不隶籍于兵部,常常纵使这些人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审其部下,朱高煦大怒,冲入衙府以手中铁瓜当头把徐指挥活活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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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2)
在外出征的朱棣回南京闻讯,大怒,把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其为庶人。皇太子朱高炽又“力劝”,削其两支护卫,改封山东乐安州。朱高煦此次不得不行,到乐安后,怨望益甚,异谋益急。皇太子多次亲笔写信告诫这位老弟要遵令守法,朱高煦仍旧我行我素。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日夜与其父互派信使通报京城的情况,潜伺变故,有时一昼夜就有六七趟来往谍报。明仁宗内心知之,待其愈厚,成倍增加这位弟弟的岁禄,动辄赐赉万计。后来,朱高煦因怒在封国的王宫内杀掉朱瞻圻生母。怨恨之下,朱瞻圻就上书揭其父过恶。朱高煦也怒,狗咬狗反诉这位儿子常为自己“侦觇朝廷秘事”。
明仁宗毕竟是个老好人,叹息说:“尔父子何忍也!”罚朱瞻圻去凤阳守皇陵。
明仁宗崩逝时,皇太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奔丧回程时,朱高煦还想于半路伏兵谋杀这位嗣帝,因事发匆忙而未果。
明宣宗继位后没两个月,汉王朱高煦还假惺惺地“陈奏利国安民四事”。朱瞻基性格很像他父亲,也是个厚道人,对侍臣讲:“永乐年间,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于是,明宣宗大张旗鼓诏命有司施行,并亲笔写信表示感谢。
转年(1426年,宣德元年)正月,朱高煦以献元宵灯为名,派人窥伺朝廷武备,其实,他的反谋未尝有一日忘怀。接着,他向明宣宗索要骆驼,侄子皇帝与之四十;索要马匹,侄子皇帝与之一百二十;索要袍服,侄子皇帝又与之。
见这位侄子皇帝很好说话,朱高煦以为小皇帝怕自己,愈加恣肆。他暗约驻守济南的山东都指挥靳荣到时献城为应,又授指挥王斌、朱煊等人为太师、都督等官职,命其世子朱瞻垣居守。另外,他让四个儿子各监一军,他自己率中军,准备举兵进攻北京。
起兵前,朱高煦自作聪明,派遣其属下枚青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是朱棣“靖难”第一功臣张玉的儿子,闻言,连夜就把枚青绑起送入宫内。即使事已至此,明宣宗仍派中官侯太带自己亲笔信至乐安“晓谕”这位皇叔。
侯太到乐安后,朱高煦陈兵相见,南面高坐,也不拜领皇敕,令皇使侯太跪于阶下,大言道:“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朱棣)信谗,削我护卫,徒我乐安;仁宗(朱高炽)徒以金帛铒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语气语态,与当初朱棣反建文帝时几乎同出一辙。
太监侯太是个胆小鬼,怕汉王杀掉自己,伏地惟惟。
回京后,明宣宗问他汉王说些什么,他回答说:“汉王无所言”。随行护卫的锦衣卫乃有特务任务,向皇帝俱陈所见。明宣宗大怒,对侯太说:
“事定必治汝!”
为了给自己造反制造论据和做铺垫,汉王朱高煦派人上疏朝廷众官,指斥明宣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以及南巡诸事,公然宣扬朝廷罪过。同时,他又斥责夏原吉等几个大臣擅权为奸,要求皇上交出几个人给自己杀掉。同时,他私下写信给诸位公侯重臣,骄言巧诋,污蔑明宣宗违祖制等事。
至此,明宣宗叹道:“高煦果反!”
明宣宗集朝臣集议。本来,明廷要派阳武侯薛禄率兵###,大学士杨荣以建文帝时李景隆为戒,劝帝亲征。大臣夏原吉也表示:“臣见高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也。且兵贵神速,宜一鼓而平之,所谓先声有夺人之心也。”
英国公张辅自告奋勇,想自请两万兵前往平定朱高煦。
明宣宗表示:“爱卿您确实能击败叛贼。但朕新即帝位,保不准有小人怀有二心,亲征之事就这样决定了吧。”
明宣宗虽年纪轻轻,却属少年老成英明果决之主。1426年(宣德元年)秋八月,经过周密布置,祭过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之后,他亲率大营五军将士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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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3)
行至杨村,明宣宗在马上询问左右群臣:“众卿认为高煦计将安出?”
有人说“乐安城小,贼军必先取济南为大本营”;又有人说朱高煦先前一直逗留南京,此次造反一定会引兵南去。
明宣宗听毕摇头,说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济南虽近,未易攻取;闻朕大军将至,亦无暇攻取。高煦护卫军多家在乐安,不会弃家往南京方向征战。高煦外似诡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无断。今其敢反,轻朕年少新立,众心未附。又以为朕不能亲征。今闻朕亲行,已经胆裂,其敢出战乎!至即擒矣。”
如此名正言顺,加上皇帝亲征,明宣宗仍在路上遣使向朱高煦传达诏旨,谕以逆顺祸福。年青的皇帝英畅神武,词旨明壮。如此,明朝六军气盛,斗志昂扬。龙旗钲鼓,千里不绝。设想,当初建文帝有此远识和胜略,能够御驾亲征,估计走到一半,北平城内就会有人擒燕王朱棣来献。
大军一路鼓行,径直来到乐安城北,把乐安城围个水泄不通。惊惶之余,城内守军乘城发炮,想弄出些大动静来吓唬城外明军,同时给自己壮壮胆。但明军忽然发放神枪铳箭,声震如雷。(明朝火器相当先进,排放轰响,估计和“卡秋莎”火箭炮的威势差不多。)听到这么大动静,城中的朱高煦兵士皆股栗胆寒。
皇帝属下诸将请即攻城,不许。明宣宗依然敕谕朱高煦,要他主动投降,朱高煦不报。宣宗皇帝复遣敕谕之曰:
“前敕谕尔备矣。朕言不再,尔其审图之。”
下了最后通牒后,明宣宗派人以箭缚“招降归正”敕书于城内,对城中人民告以福祸逆顺。由此,城中人不少人想缚执朱高煦来献。
牛逼这么久,大侄子皇帝真正提兵前来,朱高煦反倒狼狈失据。在内殿徘徊思虑大半天,朱高煦只得秘密派人哀求明宣宗宽借一天,表示给自己一点,“今夕与妻子别,明旦出归罪。”
明宣宗答应。
当夜,朱高煦把多年私造的兵器和与众人往来密谋造反的文书信札,全部付之一炬,销毁罪状,“城中通夕火光烛天。”
转天,朱高煦要出城投降,其将王斌很有血性,劝他说:“宁一战而死!就擒,辱矣!”
朱高煦以城小为辞,从地道偷偷溜出城,穿着一身白衣跪伏于侄子面前,顿首自陈:
“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
明宣宗仁德,没有依刑法对他“明正典型”,而是把他一家人送至京师,在西安门内新筑宫室,虽属软禁,但好吃好喝,饮食衣服之奉,仍旧无改。
班师之后,宣宗皇帝仅仅诛杀逆党王斌等六百余人,胁从者皆不问。
明宣宗本来想一鼓作气挥军趋彰德,把另一个叔叔赵王朱高燧也一并擒来。大臣杨士奇苦劝,认为赵王谋反无实,又属至亲,攻之没有正当理由。
明宣宗很听谏劝,回京后派人送亲笔信晓谕,忐忑不安的朱高燧见信,大喜曰:“吾生矣”,忙上表谢恩,上献自己所有护卫军队。明宣宗收其所还护卫,保留其仪卫司(仪仗队)。这样,赵王朱高燧得以善终。
朱高煦虽为囚徒,大宫殿大酒大肉仍旧享受,诸子妃妾也一大家子住在一起,按理说装装孙子哀乞苟活也能善终。
有一天,明宣宗处理朝政后心情不错,亲自去逍遥城(宫殿名)去看往这位被拘禁的叔王。
朱高煦不知哪根筋又搭错,倨傲不拜,横坐于地,冷眼观瞧明宣宗。
宣宗围着这位皇叔转了几圈,本想好言安慰几句,说说亲情叙叙旧,不料想,朱高煦忽然伸出一腿使个大绊子,把明宣宗绊倒在地。
宣宗大怒,立刻命力士从殿外抬口大铜缸进来(就是故官里常见那种),把朱高煦扣闷在里面。
铜缸重300斤。这位汉王身板特好,孔武有力,用脖子还能把缸顶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朝宣宗逼近。
盛怒之下,明宣宗派人抬来数百斤木炭,堆积于缸上,然后点火燃之。不久,炭烧铜熔,把朱高煦烧成一顿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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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死后的“高煦之叛”(4)
宣宗皇帝余怒未消,下令把朱高煦诸子全部处死。
纵观朱高煦所为,比其亲爹朱棣相差远矣,可以说是判若云泥。他既无深谋远虑,又无能将谋臣,更无坚城广地。老王爷为老不尊,苍猝起兵,困守孤城,一俟宣宗侄子皇帝亲征,根本未作有效反抗,即刻束身就缚。败则败矣,认命拉倒,还能保全残年。岂料,这王爷又伸出臭脚,绊龙一跤。从此下三滥行径,可知朱高煦毕竟只是一介赳赳武夫,实无大计。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相似,有时是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笑剧。不幸的是,朱高煦拨个未筹。虎父犬子,十分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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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里乾坤轻移放:王振当权的时代(1)
明太祖朱元璋,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提防宦官最严,两手抓,两手都硬。他死后,其子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帝位的过程中,深得南京皇宫内宦官的通风报信,开始信用宦官。到了明英宗即位,大太监王振“出手不凡”,不仅开始了明朝宦官的掌权时代,还使得堂堂大明皇帝被蒙古人活捉,上演惊天大戏“土木堡之变”,明朝差一点在正统十二年(1443年)就变成“南明”。
其实,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入大同,五、六十万大军未同蒙古人交手,混乱中已因乏粮饿死不少,僵尸满路。如果及时撤兵,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不果”而已。偏偏大太监王振本人乃读书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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