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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胆耳。由此，梅郎以“赫连勃勃大王”之ID的赫赫勇武，驰骋网上虚拟世界中，更能恣意纵横！
　　梅郎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刻画尽情，描摹恣意。由此观之，玩世、出世、谐世、适世，四种境界，梅郎不谙者惟其第四。梅郎笔下，残阳剩垒，鸦飞荒台，尽是当年繁华盛地；霜冷残花，月迷塞北，皆为昔日英雄战场。抚膺观之，强弱何在，兴亡安有，思此令人泫然。世态极幻，历史悲情，刹那间奔来眼底，炎凉春秋，世事如风飞散。
　　梅郎写史，恰恰趁其心力强盛之时，借此消其胸中之不平块垒。“酒色藏孤愤，英雄受众疑”。如此恣情于历史烟云之间上下数千年浮沉往事，耗磨壮心，真非常人能及，乃至情人之苦心也。然而，蚌病方能成珠。观乎梅郎，情致超然，所谓“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其人有真气，乃有真性情，故而总览梅郎性情大要，其兼乎狂、奢、痴、情、傲、真六字：
　　一曰狂。梅郎逢佛杀佛，遇祖杀祖。其满目林泉高致，从不敛眉低首于权贵富豪。青白之顾盼，总同嵇康之粗头乱服；风歌之长啸，尽视黄金宝玉为瓦砾粪壤。梅郎曾经佞佛，一日，此君忽读《文天祥传》，大悟其非，于是乎梅郎千里命驾，自深圳直驱如吉安谒墓。返归之后，我问其人曰：“何为佛祖西来之意？”梅郎答曰：“碧眼胡儿误众生，文山乃为真男子！”
　　二曰奢。梅郎真屠钱圣手，号称“钱屠”。厚自奉养之间，梅郎一茶之费千金，一游之掷数万，美馔精舍，穷奢极欲。挥洒弃掷之间，殊不为意。不知梅郎者，总会以为此人乃穷儒青灯爬梳史籍之措大。如此惴惴惶惶之心，岂能料宋子京学士美姬夹侍、巨烛烧燃如昼以修《唐史》之盛观！梅郎豪华倜傥之人，亦爱“不晓天”，其撰史之为颇似宋才子所为。犹如木之有瘿，石之有眼，皆“病”也，亦不足为奇。而梅郎“钱屠”之癖，亦其率情之显也。
　　

跋：酒色藏孤愤　　英雄受众疑（3）
三曰痴。梅郎总爱对盛景生悲情，见落红有诗惜。忆想梅郎昔日之收藏癖足浓，好玉石，好精壶，好印章。一日，梅郎大悟人生苦短，积奇成累，忽然改意，数匣珍稀之物，一朝捐弃无遗，尽散亲朋，殊不以为意。于是乎，红山佳玉，悬于江华肥腻之腰；天工奇壶，晃于文华烟臭之嘴；鸟篆田黄，盖于田颇“经济”之书。想梅郎几年内坊间肆市内多方孜孜营求搜检之辛劳，观其今日之弃捐不惜，何其憨痴也！
　　四曰情。梅郎爱伤怀蓓蕾转瞬之凋于烟华，最欢喜月中婵娟之梨花带雨。然究其醇酒美人之耗磨，视世事倩影为消泻排遣，又何其驰放自纵也。吾曾笑语梅郎：“大王你可惜。可惜你胸中奇书太多，笔下文字太好。人患才少，你患才多。如能不读书，不作文字，应该能成为真名士。”梅郎莞尔：“此语快哉。非你不能道此言，非我不能悟此语。我真想毁笔噤口，可惜总不能忘却世情。”洒然之间，有人询其“无情”之状，梅郎嘿然片刻，答曰：“多情却总似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
　　五曰傲。梅郎骨绣毛锦，精通古今，自是养成奇诡谑浪之傲气。加之其文胎骨清高，气韵华富，玉剖碧明之下，绕肠雄气，郁郁苍苍，尽泄于其汪洋恣肆之史章。其文如人，傲岸不群，畅快新颖而不失于浅，奇崛峥嵘而不失于涩，别出心裁，意气阔达。吾平生最喜者，乃据座倾耳，听梅郎雅人不羁之谈锋；又把盏醒然，观梅郎豪杰恣肆之傲态。
　　六曰真。梅郎七分才情，三分真气，为人为文从无虚饰，丘壑之意盈盈于胸，从未使缁尘染其素怀。依我所悟，梅郎，东坡之后身也。清阴淡月，雷霆风雨，其行影皆好，把持自如。之所以能得保其真者，盖梅郎灵台寂寂，非似吾辈触途成滞，伺色而声，却步而行，不能澄怀涤虑以处世情。有人笑梅郎屠龙之术无用，讥其青年自致蹭蹬。然不知风雨侵飘之间，春光正自佳，惜世人不能领取消受耳。
　　梅郎津门名家，自是多识宿儒俊达，然常嘱吾等朋辈为其新书作序跋。明史写毕，梅郎再次嘱余作跋，令人愧然。此等文墨之事真真苦我辈，堆书盈案，千摘百选，方得佳句美词。吾文笔滞涩，总不能效梅郎下笔风生，动辄洋洋万言。
　　人生如奕棋，关键数着最紧要。梅郎耳绝大声，目绝美色，口绝至味，又能适然忘情，任枝叶飞凋，根株自在，春意随时可发，不劳不瘁，所谓火中金莲花，真真羡杀我辈。
　　户外鸟飞，修篁静映。而捧数册梅郎史书，赏观叹息。虽不得志于时俗，梅郎超然出尘，寄于史而快于心，坦然自怡。自怡而怡人，至此，虚闲之念顿生，浮日长如小年。不知不觉之中，目酣神醉矣。
　　是为跋。
　　亚明
　　2006…12…9
　　

朱元璋的个人“奋斗史”
朱元璋，今人言及这位大名赫赫的皇帝，往往和“骇人听闻”四字成语联系起来，人们总是指斥他诛杀功臣的千古凶暴和个人性格方面的阴骘沉猜。确实，这位明朝的太祖爷以酷治国，尽揽朝中所有大权于己手，建立锦衣卫皇家特务组织，禁锢百姓思想。为了诛除功臣，他机关算尽，大肆罗织，戕害无数无辜人命。在朱元璋时代，帝王皇权不仅仅是被神化，也被推至于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顶尖地位。同时，文臣士大夫再无“尊严”可讲，随时会被皇帝或者太监一声令下，按在朝堂上当众击打“杀威棒”一样的“廷杖”。看见众臣士大夫在殿下哭滚哀嚎，朱元璋脑海中很有可能幻化出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影像：一位步履匆匆、惊惶四望、衣衫褴褛、手提打狗棒、四处乞讨的和尚。所以，看见自己的臣下们狗一样地被卫士们用大棒乱打，老朱那变态的心中，肯定会涌起无限的快意。
　　但无论如何，朱元璋皇帝在开国者最基本的“道德”方面，却无任何让人指摘的地方：明朝得国，正大光明！
　　中国历史，自上古三代之后，得国最正的，只有汉朝与明朝。刘邦与朱元璋，皆平头百姓出身，一刀一枪拼打出国家，化家为国，由匹夫而成为天子。其兴兵之始，本来就是荒乱末世活不下去，原意并无欺上造反之心和狡诈乱世之意。而且，他们两个人又不似曹操、司马懿、刘裕、萧道成、赵匡胤之流，那些人凭借在朝中的掌国大权，篡夺老主人的国家。
　　当皇帝后，朱元璋忌讳多多，惟独不忌讳自己“匹夫”身份的苦出身，在诏书中多次自称发迹前是“准右布衣”，总忘不了把他自己以刘邦自比。也甭说，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先世家沛（地），徙句容，再徙泗川。父（朱）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不知是否是老朱授意还是当时记实录的史臣“希旨”，连这位爷“老家”也与汉高祖刘邦同籍。
　　当然，时代在进步。史臣笔下，朱皇帝他妈不是像刘皇帝他妈是被“神龙”摁在地上弄那事才怀孕，而是“（朱妈妈）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而后寤，口余香气”，改吃神仙大力丸了，似乎朱老爹没做啥事就有了朱皇帝。古人每当涉及记载皇帝之生，想象力总是贫乏，刚刚在“神龙”“神虎”梦奸帝母的叙述上有些“改进”，笔势一转，又归流俗：“（朱元璋）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这些当然纯属瞎编滥造。老朱家穷得叮铛乱响，不可能连夜烧柴煮鸡蛋。果真数夜屋里发光，也早被元朝政府的“村委会”上报加以铲平。
　　无稽之谈，帝王附会，人们只得是信真疑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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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发迹史（1）
朱元璋自濠梁起兵以来，定东南，平“汉”、灭“吴”，击降方国珍，打败陈友定，收取两广，而后收拾队伍，鼎力北伐，平秦晋，取大都，继而收蜀取滇，十五余载苦战经营，终成大一统元明朝。“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早岁已知世事艰：濠梁起兵
　　读过宋史、元史的人都知道，元朝的武力之盛，自古罕匹，亚欧大陆，无数帝王、国王、部落酋长，皆在蒙古铁蹄下颠抖。然而，这些黄金家族的爷们统治中国才几十年，由于蒙古人“马上得之”，继而“马上治之”，致使国祚日衰。昔日赫赫雄武，竟沦变为不堪一击。特别是元顺帝继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自广州朱光卿和汝宁的“棒胡”造反以后，全国###峰起，按下葫芦又起瓢，最终闹出了刘福通等人的“红军”，一时间忽变为燎原之态，元朝灭亡，已成必然之势。
　　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爷取的，他原名叫朱重八。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看见这么多“数字”，我们当代人可能奇怪，这老朱家难道是“数学世家”，咋起名字都是按数码排列？老朱家当然不是数学世家，数代都是土生土长庄稼汉。清朝人俞椒春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然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　‘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老俞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猫三狗四，日后皆成为人中龙虎。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淮河大灾，水旱蝗灾祸不单行，活人一个个倒下变成死人，速度快得不及掩埋，就当然爆发传染病。老朱家虽然在朱重八小时候夜夜“冒光”，此时却无任何“异兆”，与常人凡家无异。几天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幼弟均病死，贫不能殓，只得用草席一裹随便挖坑埋掉。又过几天，朱元璋二哥朱重六也染病而亡。无奈之下，年仅十七岁的小朱只得就近入皇觉寺为僧。他并非信佛，只图有口饭吃。仅仅一月刚过，庙里粮食被僧人食尽。树倒猢狲散，小朱重八只得身着僧服，步行西至合肥，在光州、固州、汝州等处辗转流浪，化斋乞食。
　　三年下来，天天辛勤奔走，只为饱腹活命，朱元璋熬过人生一大劫难，终得不死。
　　大饥荒之际，淮西地区###的种子已经遍布。当地最活跃的“革命家”，当属游方僧出身的彭莹玉，人称“彭和尚”。此人到处散播“弥勒教”，以烧香拜佛为名，奉“弥勒佛”和“明王”为大神，称为“明教”。彭和尚属“明教”南宗一系。北宗一系是家在河北栾城的韩山童。韩家几代人皆为白莲教教主，世为土豪，一直想趁天下大乱时机成王成帝，便也称“明王”要出世，暗中加紧准备。
　　明教，其实最早叫“摩尼教”，乃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一种揉合佛教、袄教、基督教为一体的混合宗教，武则天时代传至中国，一度在汉人与回鹘地区大盛，信众人数颇多。唐武宗时期毁佛，顺便也把“明教”禁了。转入地下后，本来就是大杂烩的“明教”很能适应地方生活，道教及民间淫祀诸神和原始传说日益添入其中，最终形成了类似会道门的邪教组织。北宋时期，明教一度大盛，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教斋堂比比皆是，其中供奉摩尼和耶酥（夷数）的画像。由于明教人戒吃乳葱，以菜为食，又供“魔鬼像”（当地当时的百姓见画像中人皆黄毛绿睛，以为是鬼），不在教的人就称明教为“吃菜事魔”。但凡邪教发展到一定地步，都会和政府叫板。日后，明教与白莲教合流，在缺少经济联系的广大农时地区如火如荼发展，多次起事，也多次被镇压。元顺帝时，天灾频频，人心思乱，正是邪教流出手之机，于是信徒们纷纷暗中串连，号称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蠢蠢欲动。1337年，陈州人胡闰儿（棒胡）起事，就是“明教”规模很大的一次暴动。1338年，彭和尚的弟子周子旺在惠州起事，自称“周王”，率众五千人造反，但很快被元朝平灭。彭和尚由于擅用符水“治病”，为当地民众掩蔽逃走，跑到淮西潜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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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发迹史（2）
元末大乱，除了各种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可以参见拙作《帝国如风》），导火索是黄河水灾。时任元朝宰相的脱脱知难而进，非要起国内几十万人工治理黄河。他在至正十一年初夏发调民工，开河二百八十里，以贾鲁主持河政，勒黄河入故道。此举此行，“利在千秋”，患在元朝。一直寻摸起事机会的韩山童得到消息后，暗中凿刻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巨人，派人埋于黄陵岗开河必经之地，并派遣徒众四处散布谶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以及得力助手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四处活动，大肆宣传“明王”出世的消息，开始打起复兴宋朝的旗号。
　　结果，石人挖出，数万黄河挑夫、兵士亲眼所见，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本来就遭受元朝重重压迫的汉人百姓均闻言思乱。
　　于是，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宋将刘光世后人，大家齐推韩山童为“明王”，聚众起事。不料，人多嘴杂，消息泄露。元朝地方政府派出几百人，在“开幕式”上把韩山童逮个正着，押住这个邪教头子立马送县府开斩。刘福通、韩山童之妻杨氏与其子韩林儿好不容易才得脱。
　　依理讲，擒贼先擒王，韩山童都被杀掉，大事应该不成才对。但刘福通有勇有谋，振臂一呼，旬日之间，得河工数万人为兵。这些人均头缠红巾，一哄而起，杀掉元朝监工，四处攻掠。由于红巾军很快攻下朱皋这个大粮仓（今河南固始），开仓放米，马上吸引饥民十余万来入军。这样一来，江南大震，义军四起。
　　彭和尚闻讯，当然不会闲着，推徐寿辉为主，拉起队伍，攻克沔阳、武昌、江陵、江西等多处府郡。几个月时间内，数支“红军”几乎占领了西至汉水、东至淮水之间的所有土地，成为元朝的“国中之国”。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官吏们）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
　　当然，这种景象并非元末才有，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元代，只不过“发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细的划分。
　　政治上自不必讲，元朝“四种人”的划分，是毫无遮掩的民族压迫。经济方面，蒙元的破坏可谓“馨竹难书”。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最为悲惨，几个世纪以来，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锐减不说，大部分良田变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长久沦为豺狼异域。蒙古人成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后，不仅“继承”了宋、金留下来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战争中死亡人户的有主土地划为“官田”，还强行侵夺当地汉人正在耕种的良田，没为“公田”。然后，慷慨至极的蒙古大汗和皇帝们很快把这些田地分赐给宗王、贵族以及寺庙。这些奴隶主领主，各拥赐地，俨然是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贵族在“赐田”以外还有“分地管辖权”），可广达方圆三千里，户数可达二十万之多。由于“分地”有免役特权，寺庙又免纳租赋，最后一切沉重的负担，均转嫁到所谓的自由民身上。特别在初期，蒙元贵族不喜欢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万顷的土地被故意抛荒，使之成为他们思慕梦想中故乡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间，供他们残酷役使的“驱丁”，则完全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隶。在中国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掳掠卖到北方做奴隶以外，当地汉族人民要忍受与蒙元上层相勾结的汉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压迫。这些人并不因为自己一直身处南方而在剥削方面稍显温情，他们甚至仿效北方那种压榨“驱丁”的方式盘剥佃户。元朝的佃户与前后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卖，他们所生的后代仍是男为奴仆女为婢，完全是农奴制的一种另类表现形式。　即使在大罗网中星星点点分散些少量的自耕农，仍旧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他们常常又跌入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