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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1）
春节到了，大年初二走亲戚，父亲提了些从野外带回来的山货带着我去给军工城的舅爷舅婆拜年，主要是感谢他们曾专程来常奶奶家看望过我一次，还给我买了两身衣服。没想到的是：此去拜年竟在无意之中给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寄居之地——舅婆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在家里做惯了主遇事就爱替人做主的人，她当着我的面一点都不客气地对着父亲历数在去年夏天的那次探望中从我身上发现的种种不良现象：跟小流氓混在一起、捡垃圾、爬电线杆、吃无吃相（吃饭时爱吧嗒嘴）、说脏话（包括说河南话）……将之归结为恶劣环境对我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严正指出：“子不教，父之过。你这么不管不教的，他那在九泉之下的娘——我们那可怜的短命的外甥女怎么放心得下呀？！你们俩恩爱一场可就这一个孩子啊！”父亲面红耳赤自我检讨说：主要是自己本职工作老出野外的特殊性搞得老是不能守在孩子身边造成的。在这件事上，父亲自己没主意，又遇上了一个永远有主意的人，于是，一个新的养育我的方案便在舅婆的口中出台了：“你就把索索交给我们吧！我们来教育！”当晚，父亲吃完晚饭离开时，我就被留下了，当时说的是让我先住几天，适应适应，等到年后父亲又要去野外时再做最后的决定——结果，也只能这么决定了，因为父亲自己也拿不出第二套可供选择的方案（他曾动过让我重返“红色摇篮”保育院的脑筋）。
　　我就这么来到了军工城——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它是由四个分别叫做“长江”、“黄河”、“秦岭”、“华山”的大型军工厂以及职工福利区连成一片所形成的一座新城，距西安有上百里远，是西安附近最先形成的一个卫星城。舅爷舅婆都是在其中最远的那个“秦岭机械厂”工作的，舅爷是建国之初就从上海迁来这里的建厂###，现在厂里担任总工程师。虽说前几年“文革”闹得最凶时也曾受到过一点冲击，但随着局势渐趋平稳（毕竟是军工企业嘛），他又变得重要起来，每天上下班时都有专车接送。舅婆在厂里干得也不错，是共产党员、人事科长，当年她跟随新婚不久的丈夫从上海迁来这里时，还是一名普通的女工，她是从连年劳动模范这条路上一步步干上去后被提拔为干部的。他们的家就安在“秦岭机械厂”一片很大的家属区的一幢楼里，那楼是五十年代建的苏式楼房，家中有着一儿一女：儿子去年初中毕业就跑到“三线”修铁路去了，女儿尚在读初中，所以，当我来到他们家的时候，没有见到那个我该称做“舅舅”的儿子，而只见到了他们的女儿——他们让我把她叫“娘娘”（上海人的叫法：也就是“姨姨”的意思吧），我就这么叫了。
　　初来乍到，让我心甘情愿留下来的一个原因是：这位并不漂亮但却十分洋气（我是拿常红做对比的）的“娘娘”利用寒假在家的时间带我去逛了一次“军工城”——住在西安城里的人将这一大片统称为“军工城”，而这里的人自己所说的“军工城”却指的是四厂交汇处所形成的那一片很热闹的商业区，她领我去了那里，先是逛了一个大得让人眼花缭乱的百货商城，在坐落其中的新华书店里给我买了两本小人书，然后到隔壁一家叫做“军工城工人文化宫”的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电影：是阿尔巴尼亚拍的《地下游击队》——那可真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啊！
　　“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判处你死刑！”——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孩子打小就会说的一句话（多用于相互之间玩打仗的时候），这正是这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是一名地下游击队员在地拉那街头暗杀一位叛徒时所说的话，然后“啪啪”两枪，放了就跑……
　　真是太过瘾了！
　　我生活的某一部分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改变：每天起床之后（通常是舅爷舅婆上班走了我才起床），我在“娘娘”的要求和监督之下，除了洗脸，还须刷牙，从镜子里看，我那从来不刷的小黄牙还真给刷白了。然后开始吃早点：通常是一杯热牛奶或一杯麦乳精、一个面包或一块蛋糕——在常奶家，点心是绝对的奢侈品（所以她才背着我偷着买给常红吃），在这里却是被当做每天的早点的，而饼干桶里的饼干也是可以随便打开取来吃的，断不会有人骂你……我回想起常奶家的早餐是玉米面糊糊就咸菜，我家的早餐是大米粥加煎鸡蛋，而这里则是牛奶面包——早餐标志着三种不同的生活水平。
　　

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2）
午餐和晚餐——尤其是晚餐则更是丰富，总是有很多菜，还有用砂锅炖出的汤。舅婆最为拿手的两样菜：一是红萝卜炖羊肉，非但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鲜美异常——做羊肉是最能鉴别一个人的厨艺水平了，我舅婆的厨艺在一般主妇中堪称翘楚，我后来听说“苏修”的前头头“赫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土豆烧牛肉就等于共产主义——说得我满口生津，我想象那“苏修”的“土豆烧牛肉”就是舅婆做的红萝卜炖羊肉的美味吧；二是每餐必有的蛋饺，这是一道很有上海特色的菜，也是我在这家最爱吃的一道菜，做这道菜的手艺舅婆已经传授给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娘娘”也会做——这位“娘娘”也是个很能干很厉害的主，颇有其母的风范。
　　我后来听母亲那一支上海的亲戚们议论说：舅爷这位“大知识分子”在大学毕业后受父母之命听媒妁之言娶了没有多少文化的小家碧玉的舅婆（嫁给舅爷之后她才加盟“工人阶级”进而成为“国家干部”的），那可真是娶到了一辈子的好福气，舅婆一辈子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她呼之为“老汉”的舅爷打转的，在厂里先是积年累月的“劳动模犯”，后是精明强干的“人事科长”，回到家则是一个始终如一的相夫教子的模范家庭主妇，每天忙碌到晚……她将每顿的饭菜做得如此丰盛可口，当然不是由于我的到来，主要是为了让她的“老汉”吃好，我不过是跟着沾点光罢了。自然，这样的好生活首先是由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舅爷当时的月薪已是两百多块，舅婆也有八十多，他们在“三线”修铁路的儿子在经济上已算是独立了，只有一个女儿在家。而我父亲当时的月薪却只有五十八块五，除了抚养我，还要资助远在崇明岛上务农的外公外婆。我曾通过在舅爷舅婆家的生活想象过祖父在时我在成都所过过的“好日子”——我想也不过如此吧。
　　等这个年过完以后，父亲果不其然又到野外去了，“娘娘”所上的秦岭厂职工子弟学校还没有开学，所以我每天都是跟着她，上午陪她做功课，下午跟她去职工福利区的菜市场给家里买菜，也顺便到周围去转转。“娘娘”每天除了要完成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外，还要完成两页舅爷布置的描红练习——舅爷这个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大知识分子”老是嫌自己女儿的字写得太难看，拿不出手，准备从头开始抓她的书法，就从描红练习开始。“娘娘”做作业时，我一般都是坐在她的对面画画儿——这仿佛又回到了祖母还在的那个从前，我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了两个小丑孩：是我和孬蛋，画下了垃圾站和废品店的标志性建筑，画下了我们捡垃圾并用平板的滑轮车拖着去卖的情景；还在另一张纸上画下了最美的常红和最丑的“垃圾爷”，以及最矮小的常奶奶，用斜线画出天在下雨，“六号坑”的一片泥泞，我们住的房子倒塌成了一片废墟……“娘娘”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是写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旁边还有一幅插图，我照着那张插图在一张白纸上画着……
　　舅爷下班回来，享受完妻子准备的丰盛的晚餐，再剃着牙泡上一杯龙井茶，十分惬意地点上一支带有淡淡清香的牡丹牌香烟，开始检查女儿在白天做的功课，这时他看见了我的那些画……
　　“小举！”——舅爷从来都是这么用上海话称呼我的，是“小鬼”的意思，“这是你画的吗？”
　　“肯定是他画的啦！”“娘娘”在一边说，“我又没有画。”
　　“这画的是毛主席啊！”　舅爷说，然后问我：“你画的是不是毛主席？”
　　“是。”我回答说，“还有天安门，这里都是红卫兵，里头还有一个是……娘娘！”我把“娘娘”画在了朝着伟大领袖翘首欢呼的红卫兵里头，但在画的当时没有告诉她。
　　“这个小举（鬼）是个天才啊！他画的毛主席——我一眼就认出来嘛！画得很像嘛！”舅爷说。
　　“这么一个小孩子，别说什么天才不天才的，不吉利——天才都没有好下场的！中央的那个大天才不是去年摔死在蒙古了嘛！”舅婆一边收拾餐桌上的残局一边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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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3）
这年是六岁，我开始识字了。
　　是“娘娘”的描红本上那些空心的大字吸引着我去认识它们的——似乎只有当这些字被放得很大时，一个孩子才会被激发起认识它们的愿望——我的启蒙老师正是我的“娘娘”——我所认识的头三组汉字分别是：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借着开始时的兴趣，我的字越识越多，贴在这一家大屋墙上正中部位的一张中国地图就吸引了我，在这张地图上成功地找到了我们所在的陕西省以及我们所住的西安市后，我的另一个兴趣就被调动了起来，继而又找到了我的出生之地成都，找到了母亲工作并死去的上海，并在上海附近的入海口上找到了外公外婆所在的崇明岛——也是舅爷舅婆的故乡，当然，我也很快找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它是最容易被找到的，因为用一颗很大的红五星标着呢！
　　在“娘娘”开学前的那个星期天里，这一家人带着我到“军工城”的那片商业区逛了小半天，然后找家饭馆吃了顿饭，吃完饭又进“军工城工人文化宫”看了一场电影——那场电影的正片放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好像又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军工城的人最爱放的就是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电影，显得比父亲所在的地质队的人审美水平要高一些（他们就爱放样板戏、老国产片、顶多是一些老掉牙的苏联电影），那年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式的话：“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代表着一般中国观众的诚实看法，你感觉“莫名其妙”正好说明人家的水平比我们高嘛！那天的正片我确实不记得了，但加演却还记得，因为正好就是“新闻简报”，好像说的是头一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全国各省会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以示庆祝，看了两个省我就看出其中的规律来了，所以再往下，当字幕再写出一个省（含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不等意气风发的女播音员开腔，我就脱口而出那个省的省会城市的名字（这都是我在那张中国地图上自学到的知识）——譬如，“辽宁”字幕一出，我就说“沈阳”；“青海”字幕一出，我就说“西宁”；“广东”字幕一出，我就说“广州”……而下面所演的群众###也果然是在我说出的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举行……坐在我两旁的舅爷、舅婆和“娘娘”真是惊讶坏了，舅爷在黑暗中兴奋地说：“这个小举（鬼）怎么知道这些呢？”坐在前排的观众也回过头想看清楚这是怎样的一个“神童”，发现是厂里“总工”家的小亲戚就顺嘴恭维上几句，好像真是有其舅爷必有其孙外甥似的……
　　在电影院里发生的这个小插曲，让这家人更喜欢我了，尤其是舅爷这个“大知识分子”，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一名“神童”和潜伏的“天才”来对待了，“娘娘”上学去了，舅爷便让我跟着他一起去上班，随他乘坐着他的专车到厂里去，就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交给我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我也果然不负其所望，一周之后，就跟他谈论起我对我国的两大敌人“苏修”和“美帝”的好感来了：提“苏修”是因为它的国土最大，说“美帝”是因为它的铁路最多。
　　由于对舅爷在“文革”初期所受到的冲击还心有余悸，舅婆在厂子里为人处事是非常小心谨慎的，用当年的时髦话叫做：“懂得夹起尾巴做人。”她知道我一个小屁孩整天在人家“总工办公室”里呆着——肯定不是个事儿，上上下下进来看见都不好，可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怎么办呢？舅婆替我想办法了，她是这么想的：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和我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不就好办了嘛！
　　我那当人事科长的舅婆是用一种典型的人事科的办法来帮我寻找新的小伙伴的。她查了一份登记表，将厂子里有六岁左右小男孩的职工筛选出来，再看看其中哪一个跟她较熟，最后选中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工，她还是舅婆当年亲自跑到大连去招来的那一批女工中的一个，这名女工的丈夫也是本厂的，因患肝癌在前年去世了，留下一大一小两个儿子由她带着：大儿子叫大民，今年16岁，正在厂里的子弟中学读初三，还正好和我那“娘娘”同在一个班上；小儿子叫二民，今年正好6岁，跟我同龄，都是1966年出生的——舅婆正是冲着人家这个小儿子去的，下午快下班时给人打了一个电话，到了晚上，晚饭以后，就住在我家后面一幢楼的这名女工就带着她的小儿子找上门来了……
　　

中国往事　第三章1972（4）
两个大人——舅婆和那女工的见面显得十分亲热，问长问短问寒问暖的，看来他们确实很熟，舅婆将电话中已经向对方讲过的用意重又讲了一遍，这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年轻的女工说：“这有什么麻烦我的？！大姐您瞧您客气的，跟我还讲什么客气嘛！我这人都是您大老远从东北招来的，这两年孩子他爸过世后啊，您也知道：我这担子可就重了，一个人还真有点忙不过来，上您这儿登门拜访的时候少了，可这心里头还是老惦着您的，我们家老大不是跟你丫头在一个班嘛，回来老跟我提来着，说你们家丫头在学校表现好，还是红卫兵小队长啥的……二民，你好好跟大妈家的弟弟玩儿啊！别打架！”
　　舅婆对黑得像块炭似的二民介绍我说：“他叫索索，跟你同岁，你们以后就在一起好好玩儿。”
　　我注意到：二民随他妈进来时脚下还有东西——是盘带着一只已经踢得脏脏的小足球，现在还在继续耍球，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直到离去之前才猛地抬起头来问我：“你会踢球吗？”
　　“不会。”我照实回答。
　　“笨蛋！”二民脱口而出。
　　“什么笨蛋？瞧你这孩子，人家可以学嘛！你好好教教弟弟。”二民妈说。
　　“是啊！我们家这弟弟可聪明了，没上学就认识好多字，还懂得好多地理知识呢，你好好教他一定学得很快的。”舅婆说。
　　“你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在足球场，我们6号楼跟8号楼比赛。”这母子俩已经走到门口了，二民才回过头来对我说。
　　送走这母子二人，舅婆和我刚回到屋内把门关上，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的“娘娘”走了出来，对着舅婆说：“妈，别叫索索跟着大民他弟玩，会学坏的……”
　　“怎么就学坏了？”舅婆说，“你这孩子，就是从小受到你爸满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起工人阶级，怎么跟着工人的孩子玩就要学坏了？”
　　“妈，您看您，又扯到哪儿去了？”“娘娘”说，“反正那个大民可是不怎么好，挺阴的，还在男厕所的墙上凿了个洞，偷看女厕所……被我们班男生逮着过一次……”
　　“大民是大民，他弟是他弟，你说二民那么小个孩子能教索索什么坏的？再说，索索在西安城里，跟一帮捡垃圾的孩子都在一起玩儿过，也没见怎么学坏……”
　　……
　　第二天一早，在大人们去上班上学之前我便起来了，和他们一起吃过早点，舅婆教我如何开门后就把一把钥匙挂在了我的脖子上，步行去上学的“娘娘”还顺便将我送到了距此不远的足球场，她刚离开，二民和一伙孩子带着球就来了，接着又来了更多……
　　有人瞅着我问：“这谁啊？怎么没见过？”
　　“新来的，是从西安城里来的，他现在住在5号楼，就算我们6号楼的人。”二民冲他们说，然后走到我面前：“你不会踢，就派你把大门，你见球过来就用手抓，别让球滚进门里就行。”
　　这场并不正规的楼际儿童足球赛就这样开始了，踢的并非大场而是相当于大场四分之一的一个小场，我守的门也并非大门而是相当于大门三分之一的一个小门，在我眼里，这帮个个晒得黑黝黝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