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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怪异的真话集:尾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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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妹不香不臭
其脸皮可爱可憎
我写过许多小说，而在写小说时，我结合人物塑造，也写过几副对联。这些对联只是作为小说的道具而已，其本身并无艺术价值可言。不过，其中有一副，与现实有些联系，现抄录如下：
你笔下三个人真真假假演台戏
我胸中一步棋实实虚虚写本书
这副对联用在小说中是怎么一回事，我这里不作说明了，我想说的是，这副对联写于上个世纪末期，当时我很想拿来贴在家门口，让住在对门的户主看看。对门的户主叫夏尔福，他是乐清市委副书记，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同学和朋友。我与夏尔福于一九八四年同时被调进县委办公室，并朝夕相处了十来年时间，彼此知根知底。夏尔福作风严谨，办事老到，但性子急，爱批评人，而我个性强，平时不太买领导的账，尤其在他面前，熟不知礼，爱顶嘴，因此我们无意间便成了诤友。上面这副对联，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是一副“挑战联”，但语气不能说不友好。我觉得将它贴在家门口，让夏尔福看看，是挺好玩的。然而，我担心让旁人看见了，特别是让个别找夏尔福拍马溜须的人看见了，乱弹琴，甚至拨弄是非，那就麻烦了，因此，我一直没有将它贴出去。
令我怎么也想不到，二○○三年秋，夏尔福却因公横遭车祸，遽然英年早逝！从此，我少了一位诤友。我知道，今后自己即便写出并大胆贴出一些有意思的“挑战联”来，作为我的诤友，夏尔福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
所以，自夏尔福去世以后，我就没再写“挑战联”了。
有人说，写旧体诗词，可以偷。其实，写对联也可以偷。所谓偷，就是抄袭人家现成的句子，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给重新组装一下。在这方面，我也尝试过。
一九九一年，我因手头缺钱，无法在城关买商品房，只好咬咬牙，决定卖掉老家芙蓉街的房子。我生于芙蓉街，长于芙蓉街，对芙蓉街充满深沉而真挚的爱，因此，今天要卖掉那座房子，我又心疼又无奈。为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我给大门口贴上这么一副对联：“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横批是：“此屋出售”。
这副对联，是偷来的，是集毛泽东的词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伟大的领袖，他的词句，竟出现在我家大门口，大家想想，我家房子该值多少钱？而且，谁要是买去这座房子，他们全家该是多么的幸福和光荣！
不过，我承认，我写对联，也不完全是自娱，偶尔也有应酬的。就是说，平时我也写过一些讲条条框框的所谓“有板有眼”的对联，如：“高下壶中事，沉浮世外人”，“多情当醉西湖雨，快意勿追南宋风”，“襟我黄河天马壮，根伊西域芷兰香”，“香草美人楚辞绝唱，龙舟凤鼓屈子永生”，等等。但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写这些讲条条框框的所谓“有板有眼”的对联，多半是出于无奈，因为它太伤脑筋，而每回动笔，都感觉头皮发胀。其实，在骨子里，我还是我，依然走自由主义的路子。前年，我给岭底乡泽基村一家名为“根据地”的农家饭店，写了这么一副对联：“欢迎诸位投身革命，希望大家做好宣传。”这副对联贴出后，许多人看了，都打哈哈，说蛮有意思，蛮有意思。可我的内弟谢炳献却不买账，批评说，这哪像对联，一点文气也没有，倒像政治口号。我嘿嘿笑了。笑什么呢？我这里就不说了。
总之，我写对联，坚持走自由主义的路子，坚持“抓大放小”，或创作，或偷，脑子里基本没有框框，全凭性情，喜欢写就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至于人家怎么评说，全不在乎。老实说，只要写出的东西别太离谱，别太丢人，那么，它们纵然遭到“小姐掩嘴”之类的嘲笑，我也会“香喷喷”自我圆之。
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稿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稿
手榴弹
手榴弹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爆炸开来，谁都不敢往下想；即便是假的，但箍着那层铁壳，“咚”的一声敲在或落在你的脑瓜子上，恐怕连思想都粉碎了。我没当过兵，摸过的手榴弹自然都是假的，但在欢声雷动、彩旗猎猎的沙场上，我却投得风风火火——起跳，助跑，交叉，再交叉，挥臂，转身，蹬腿，挺胸，出手，“呼”的一声，吱溜溜，一个漂亮的弧线，将半斤重的送出九十多米，或将一斤重的送出七十来米，落在一片喝彩声中。我常常想，比赛时采用半斤重的那多好，拿冠军自然很体面，但那种在强力运作中产生的感觉是何等的豪放和痛快！
我与手榴弹结缘始于初中一年级。其时，学校成了革命派、造反派的摇篮，斯文扫地，知识分子和书本被视为红头苍蝇和垃圾，作为学生，在革命和造反的夹缝中学会撒野和放羁，那不啻是一种时髦。我赶时髦，以至爱上了手榴弹这种不乏“撒野”、“放羁”象征意味的玩意。可以说，是时代让手榴弹走进了我荒唐而苍白的中学生涯。
因了手榴弹，我产生了深深的沙场情结，听见“运动员进行曲”就热血沸腾；因了手榴弹，我为母校和体育教师赢得了尊严和微笑，但文化课成绩却一落千丈；因了手榴弹，我蔑视陈规陋习，在家乡第一个穿上为乡人所忌讳的白色田径鞋；因了手榴弹，我从芙蓉中学插进了乐清中学，使城关学生变得更加优雅高贵；因了手榴弹，我成了一位“假非洲”，全身黑得像块炭，而且，四肢畸形发展，右的总比左的粗；因了手榴弹，我领略了不少异地风光，出了许多带有乐清地方特色的洋相，结识了一批出手沉重的拳坛高手，领教过省级教练、地级教练、县级教练、乡级教练种种风格不同的厉害，同时忽略了红尘间最具生命魅力而又最具审美价值的动物——女人；因了手榴弹，我曾忝于温州地区少年田径队教练行列，显得师爷气十足，并自我感觉良好，高中一毕业，便高声大嗓地当上了芙蓉中学的体育代课教师；也因了手榴弹，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教练李再乐老师赐给我的最高奖励：“倪蓉棣平时是英雄，比赛时是狗熊。”……
诚然，手榴弹不是和平鸽，它是粗俗、野蛮、放肆甚至是危险的化身。我与手榴弹为伍，从立身上讲，似乎是个错误，因为由物及人，我很可能被定位为“四肢发达、思想简单”的粗人；而从立业上讲，又似乎错了位，因为我的身高、体重、体格、脉搏、力量，命中注定不会终身驰骋沙场。惟其如此，一方面，我对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取消手榴弹比赛项目没有感到吃惊、沮丧，恰恰相反，我为自己因之成为乐清体坛上第一个“永远冠军”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立身错误”和“立业错位”感到不无懊悔、痛心——因了手榴弹，我白白浪费了六年最珍贵的中学年华，并因之铸就了轻提重放、就实避虚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命中注定不会为世俗所接受而成为某些人善意责难甚或攻讦的靶子，以至与这个圈子、那个圈子无缘或格格不入。
今天，手榴弹已远离我而去，当年的声势、体面、豪情和深深的沙场情结已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假如当年我与笔墨为伍，或者与真的手榴弹为伍，今天会是怎样一种活法呢？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许多人不了解我这段风风火火的历史，而他们一旦了解了，会不会因此怀疑或提防“倪蓉棣有一颗爆炸的心”呢？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想看书来
忘不了十八岁那年中秋
在城里过中秋，年年况味相近，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印象。但十八岁那一年，我在老家芙蓉街度过的那个中秋，事情很好玩，它影响了我的人生，我倒记忆犹新，怎么也忘不了。
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
那年中秋，晚饭后，我被一班弟兄拉出去荡街。所谓弟兄，就是指喝过酒、拜过神、发过誓的朋友。誓言也简单，就两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从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里学来的。芙蓉街上的年轻人，到了十八岁，大都加入各种弟兄班。我没有加入弟兄班，但我的一位邻居兼朋友，他有自己的弟兄班，平时他便拉着我与他的弟兄们一起玩。大家不见外，对我很友好，因而把我也看作了弟兄。
荡街近似于逛街。我们一班弟兄，七八个，沿着扭来拐去的街道，慢悠悠地散步，步子也扭来拐去。芙蓉街格局小，三街九巷，荡来荡去，也乏味，于是，后来我们就转移地点，去了溪涧。溪涧连着大海，潮涨潮落，大海源源不断地向它输送鱼虾蟹，它便成了一座猎趣乐园。自然，我们热爱这座乐园，几乎天天去那里捕鱼捉蟹。我们还常常在溪潭上比扔石头，比打水漂漂。我扔石头，远达一百二十多米，打水漂漂，最高一手四十六漂，比当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还多八漂，在芙蓉街绝对没有敌手。可惜，来到溪涧，月亮爬得还不高，四周不怎么亮，我们无法在溪潭上比扔石头和打水漂漂了。大家只好沿着溪滩慢慢地游走。
我们这班弟兄，年龄相仿，虽没有筹钱设立拳坛，请师傅授拳，但大家眼睛亮，记性好，平时在各拳坛间穿梭，无师自通，每人也多少学会了“三脚猫”的本事。我也一样。于是，大家一边走路，一边说着拳坛和拳师的故事。说着说着，大家手脚发痒，彼此竟比试起武功来。我个子瘦弱，蛮力小，知道自己不行，便主动靠边站。但弟兄们哼哼哈哈，怎么也不放过我。大家先是比摔跤，一对一，自己找对手。俗话说，柿子拣软的捏。他们都争着点我的名。我说，我不比了，认输不行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有人甚至说，平时你扔石头，打水漂漂，次次出风头，多神气，今天就是让你难看的，让你也尝尝大家的厉害。此话很有挑拨性、发泄性，大家听后哈哈大笑，齐声说，对，让你也尝尝大家的厉害！结果，我成了臭豆腐，在摔跤中被人欺负得一塌糊涂，不光被重重地摔倒在地，还被死死地压在地上透不出气。本来，输赢很正常，但我输了，大家感到似乎特别开心、痛快，尖着嗓子又喊又叫，还故意怂恿我的对手，往死里压，并在我身上尽可能多压一些时间。我第一次体验到当弱者的痛苦和悲哀。接着比推步，也是一对一。推步，就是彼此扎着马步，让对方推，谁先移动了步子，谁输。大家依然争着点我的名，我依然成了臭豆腐，被人欺负得一塌糊涂。
最后一个比试武功的项目是敲断。敲断是芙蓉方言，指的是彼此用手臂狠狠敲击，看谁能忍住疼痛，坚持到最后。这是一个很残酷的项目，但谁都不甘示弱。我的对手特别强大，他长得像武松，人高马壮，而他没有读高中，在家打铁，天天抡十三镑重的大铁锤，手臂炼得*，我跟他比敲断，这自然是一场很荒唐的游戏。比赛还未开始，大家见了便哈哈大笑，有人甚至还嘎嘎笑着，摸我的头。我受到了空前的羞辱。我豁出去了，高捋袖管，捏紧拳头，瘦小的手臂陡然硬得像一根铁棒！嘭嘭嘭，嘭嘭嘭，我狠狠地迎击对手挥过来的手臂，痛得五脏六腑分了家，但我憋住气，咬着牙，死撑着，就是不退却。五十个回合、六十个回合、七十个回合直至一百个回合过去了，我依然坚强地顶着，气喘得山响。现场突然静了下去，大家惊呆了。嘭嘭嘭，嘭嘭嘭，手臂的撞击声继续在爆响。终于有人看不下去，站出来说话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比了，算是平手吧。”我吼吼道：“谁说好了，我要比！”对手愣了一下，也高声喊道：“我也要比！”于是，嘭嘭嘭，嘭嘭嘭，手臂的撞击声再一次响起。月亮已升得很高，把四周照得亮堂堂的。我已不记得当时与对手共撞击了多少回合，但最后一个镜头却令我永生难忘——对手突然跌坐在地，他抚着右手臂，低着头，轻轻地说：“我认输。”
我异常激奋，吼道：“我还要比，谁来！”
“你牛什么，我来！”
“我来！”
“我也来！”
弟兄们不信邪，纷纷跳了出来。
我忽然变成了一头猛兽，疯狂不已，咆哮着，出手又狠又凶，右手臂像霹雳，啪啪作响。对手们个个惊怵，有的只三个回合，就痛得叫皇天，立即退下。不消一刻钟，我便干净利落地击溃了五六位对手的猛烈攻击，让他们个个变成龟孙子，缩着身子，摸着手臂喊哎哟。第一个对手甚至哭了，说：“明天我怎么干活呀，回家我要让爸爸骂死了。”我这才注意到，妈妈的，这位对手的右手臂肿得简直像水桶。的确，明天打铁，他是无论如何也抡不动大锤了。
但大家不相信眼泪，哈哈大笑，并拍我的马屁，感慨地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我自然成了大英雄。大家主动问我，接下去玩什么。我很亢奋，想都不想，喊道：“吵街去！”
“好，吵街去！”大家齐声响应。
吵街就是穿着木屐齐步地在街上走。木屐有个特点，吃软不吃硬，穿着它在泥地上行走，它很听话，一声不吭，但若在石头路上行走，它就呱叽呱叽、呱叽呱叽，一路喊叫，吵得厉害。这自然是一种恶作剧。我们说做就做，立即从溪涧回转了街道。我当仁不让，喊着口令，亲自充当指挥。于是，弟兄们沿着石头铺就的、像狗肚肠一样扭来拐去的街道，挺胸凸肚，统一步伐，甩开手臂，大踏步地正步前进。结果，呱叽呱叽，呱叽呱叽，整个芙蓉街被“呱叽”得搅了底，翻了天，而紧随而来的，满城是一片笑骂声，夜空里充满了怪异的快乐气氛。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回家的，我只记得自己是一条汉子，一夜之间，真的长大成人了。我的右手臂虽然肿得也像水桶，一个星期都不能动弹，但我一直没有后悔，反而感到很骄傲。的确，人应该有拼命精神，有了拼命精神，世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可怕的，而人活在世上，才会活得有尊严，有格局，有滋味！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一直活得不错，事业上也少有建树，这全是因了我身上有一种拼命精神。
这种拼命精神正是发轫于那次悲壮的“敲断”经历。
正因如此，我怎么也忘不了十八岁那年度过的中秋。
不错，那年中秋，月亮似乎特别圆，特别亮，以至今天我回忆起来，心底依然是乾坤朗朗、清辉万里。
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乐成马车河
活法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
我懂得怎么活，严格地说，是从中学调进县委办公室之后。
一九八四年四月，我被安排在县委办公室政策调研科干活。科长是位军转干部，叫郑章成，他写文章出手飞快，每回写好文章，他总是让我誊写一遍。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电Ｏ”的字样，我不明白那“Ｏ”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敢问，照抄不误。后来，郑科长当了我的入党介绍人，说我为人老实，忠诚可靠。从这一天开始，我懂得，人活在世上，有时候可以不用动脑筋。
但我自找苦吃，不久，竟糊里糊涂搞起文学创作来。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劳动，不动脑筋不行。于是，我活得很累。我总是将自己的名片对半撕开，看人头分发。我的名片一半单单印着姓名，另一半则印着姓名与自嘲文字：倪蓉棣，人格分裂，爱憎分明。——你是搞文学的，我就把后半张递给你，而你不是搞文学的，不好意思，我就把前半张递给你。奇怪的是，我分发这种“人格分裂”式的名片，从来没有人问我，什么叫“爱憎分明”。其实，我爱的是“不用动脑筋”，憎的是“动脑筋”。
*年，北京闹风潮，我去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读书的美梦破灭。于是，我搁了笔。我的名片不再“人格分裂，爱憎分明”，它变为完整的一张，跟常人的没有两样。对此，有人戏谑道：“乐清少了一位作家，多了一位官僚。”
从此，我活得比较自在、轻松。
一九九三年，乐清撤县设市，我忽然心血来潮，向书记叶建新进言道：“我们请几个人，创作一首市歌吧。”想不到，叶书记竟同意了，而且，他还亲自挂帅，不时地把许宗斌和我等几个酸溜溜的人关进他的房间，在那些豪气冲天的歌词中间徘徊、踟蹰。哎呀，那些日子才叫作日子，做文人的多体面啊！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叶书记却因“书生气太浓”，从乐清被调回了省城。于是，市歌昙花一现，很快让人给遗忘了。不过，我却因此懂得：一个人，在不该动脑筋的地方动脑筋，是不明智的，至少是幼稚的。
我忽然爱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彻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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