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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怪异的真话集:尾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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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拉也爱逛街。他是上半街的忠实勘测者和观察者。他在上半街留下的足迹充满了好奇和叩问。上半街南北走向，长不过百米，但苏拉很少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把它一口气逛穿。他的脚步没有固定的起点和终点，没有明确的泊位和方向，而是前后左右乱逛，完全听凭自己的兴致。即便在街上撞见老同学、老朋友，他也坚持独立行动。他不想出卖自己的自由。他的脚彻底属于自己，不想跟在人家屁股后头亦步亦趋，也不想让人家的意志影响他自由移动的脚步。有趣的是，不少时候，他常常站在老戏院的大门口发呆，由逛街变成了站街。他为什么会发呆，拿他自己的话来回答，就是：“这是我的自由，你用不着管。”
苏拉显然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人们爱用笑声来补充对他的看法，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苏拉是立体的，复杂的，他有点像马骏，但绝不是马骏。其实，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活法。苏拉的活法，是有个性的，至少他不像时下那些“马骏”式的人物，将工作中的面孔带到生活中来，让人觉得总像在演戏。说真的，苏拉要是还活着，那该多好啊，因为不管怎么说，现在是一个打假占上风的时代，真实的人总比作假的人活得轻松、自在、痛快啊！
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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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偏爱故山清
人生是一台戏。洪禹平老师的人生剧，是颇有看点的，但它最终在灵山山巅静悄悄地落幕，这是人们所没有想到的。
其实，洪老师的人生，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很多。
读初中时，他就写出这样的诗句：“发省晨钟鸣白鹤，寻诗皓月出箫台。”这诗句不光有意境，有味道，更有深长的寄托——四十年之后，他真的住进了箫台寺，在箫台山上一边听白鹤寺的晨钟暮鼓，反思人生，一边赏月作诗，寻觅仙踪。他甚至还和箫台寺的和尚，为吃水的事而激烈地吵过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生设计，但我敢说，他年少时就看重白鹤寺，看重箫台山，这是一种宿命，预示着他的人生，将与历史、文化为伍，将与清寂、高远、空灵为伴。不过，大家不要误会，他没有当和尚，而他所以不当和尚，道理非常简单，他想当作家，当一名真正的作家。在他看来，世界上两种人最伟大，一种是科学家，他们创造了物质世界，一种是作家，他们创造了精神世界。和尚自然不行，他们从物质世界逃进了精神世界。
当年，洪老师参加游击革命，使用的不是枪，而是笔。有趣的是，个别老革命，当年抗日，两眼竟没有见过日本兵。但他们手中的枪最终为他们赢得了地位与荣誉。洪老师不同，他的笔尽管也一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使他从乐清走向京城，堂皇地进入文化部工作，但他那支笔最终还是惹了祸，使他成了右派分子，被撵出了北京。从悲剧意义上说，当年他参加革命，不选择枪，而选择笔，这似乎是一个错误。但没有想到，就是因了这个错误，他给自己身后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东西！他虽说来不及写完自传就去世了，但于作家们看来，空白也是文字，也是内容，有时甚至比文字更耐人咀嚼，所以，他以笔杆子为支撑的人生，比起某些人的以枪杆子为支撑的人生，要厚重得多，深刻得多，精彩得多。
洪老师比学生王丽大三十一岁，他俩结婚，圈内人认为浪漫，圈外人认为荒唐。但浪漫也好，荒唐也好，洪老师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么有英雄胆气。为避免伤害王丽，他们先是躲离乐清去漓江，然后去北京，最后才小心地抱着孩子回转乐清。我们一班人在《箫台》创刊十周年之际各写了一篇短文，我的短文很咬人，第一句话就是：“刊物越老越好，而人越老越不中用。”洪老师对我的文章一向持褒奖的态度，但他对我这篇短文却不掷一词。我明白，我的短文无意间触到了他的心灵痛处。他最怕人家说他“老不中用”。实际上，他与王丽结婚，奇怪的并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那颗出奇年轻的心和那超人的精力。他多次对我说，他活到九十五岁不成问题。恰恰因为这份自信，他的写作计划被拉长了十五年，以致现在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著述。
洪老师学养深厚，雄辩，爱奖掖新人。他称我为“及门弟子”，在信上称我为“贤弟”，我自然受宠若惊。但我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偶尔也跟他过不去。一九九八年，我的小说集《怪手》出版，我请他作了序。他从北京将序寄给我，序写得很精彩，文字也干净，全文只有两千余字，但我仍嫌它太长，写信要求他再砍掉几百字。他先是不同意，后来索性让我自己来砍。我不客气，真的砍了。事后，我冷静一想，不禁手心出汗，天啊，我怎么啦，竟昏头到如此地步。的确，在文章面前，他是座大山，我得抬头仰望啊！其实，洪老师是一位修养高深的人，他让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包括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浅薄。洪老师固然评论过许多人的作品，但我发现，他从来不评论作者的为人，哪怕作者的为人一塌糊涂。我与他相处二十多年，听过他不指名道姓而评论作者为人的话只有一句：“某某（指地名）二公，狗屁不通。”
洪老师思想深邃，胸襟开阔，其人生中还有许多让常人想不到的地方，我不再赘述。我想给大家留点空白。
“天下名山阅历遍，老来偏爱故山清。”这是洪老师希望寄魂灵山的诗句。灵山很高很美，站在其山巅，可以望见波涛汹涌的乐清湾及壮丽的日出。现在，洪老师的愿望已经实现，他的骨灰已撒在灵山山巅。明年清明，我们将在他的寄魂之处，栽下松树——的确，他的人生剧已经落幕，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而且有资格像松树一样，奕奕常青。
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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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棵柏树
四月九日下午，天阴沉沉的，我们带着潮湿的心情，去了灵山。
我们带着三棵柏树，一棵代表学生，一棵代表同事，一棵代表亲友，是送给洪禹平老师的。去年八月十七日，洪老师的骨灰就撒在了灵山顶上。灵山顶上有一些松树，不起眼，稀稀拉拉的，虽不会说话，但忠诚，日夜陪伴着洪老师。我们打算将柏树栽在松树丛中。柏树与松树一样，奕奕常青，很合灵山的意。而且，柏树与松树作伴，风一吹，哗哗作响，洪老师喜欢，他不会感到寂寞。
灵山很高很深，风吃得紧，山谷里回响着怪怪的声音。可到了山顶，那里除了默默伫立的松树，什么异响也没有。我们觉得，我们来对了，至少在这个时候。
于是，我高声喊：“洪老师，我们看你来了。”
王汝杰马上接应：“洪老师，你放心吧，乐清文脉断不了啦。”
我和许宗斌、潘锦毅、洪青梅觉得有意思，嘿嘿笑了。生前，我们与洪老师聊天，也常常这样笑。洪老师爱听我们的笑声。没错，这里不是文联，不是文昌阁，不是哪个单位的办公室，也不是洪老师在西门的商品房，这里是松树岗。但洪老师就站在我们的中间。他在说话，话依然很长，就像松树岗前方的一抹云雾。这抹云雾横在乐清湾的上空，在酝酿雨——下海的人，坐在船上的人，抬头望见它，少不了会说：“啊，天要下雨了。”
洪老师话匣子一打开，真的像下雨。我们都爱淋这种雨。
我们细心地栽下了两棵柏树。在挖好第三个坑时，王汝杰说，烧点纸，祭奠一下吧。
我说，对，今天不讲政治，讲风俗。
大家觉得有意思，又嘿嘿笑了。我们跟洪老师在一起，最大的感觉就是有意思。特别是我，有些事脑子里总是抹不去。一次在雁荡山，洪老师满宾馆找我，一边高声喊我的名字，找到了，一个劲地笑，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说：“你写妇女流产，写得逼真极了，可怕极了，可你不了解男人，比如我，哎呀，不能拿年龄看人呀。”一次在我的办公室，洪老师说，我要在蒲岐办大学，方案都弄出来了。我说，这太不现实了，你把大学办在蒲岐，鬼去读书呀，还有，人家白白送土地给你，政府会答应吗？你去跑项目，你会跑吗？洪老师白了脸，说，你……你扎实有意思。其实，我们之间说话，就是有意思。意思什么呢？就是洪老师把我看年轻了，而我却把洪老师看老了。
许宗斌拿出了《心迹录》。这是前不久出版的洪老师的散文集。它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我拆开它，将它投进了土坑。王汝杰投进了金铂纸，并点上了火。黑色的蝴蝶便吃力地飞了起来。
我想起了洛夫的诗句——
字
被烧得吱吱大叫
灰烬一言不发
它相信
总有一天
那人将在风中读到
山上风轻轻的，黑色蝴蝶怎么也飞不高，飞不远。
王汝杰说：“我们烧快一点，洪老师性急，烧慢了，他会生气的。”
潘锦毅说：“由我在，洪老师不会生气的。”
我们再次嘿嘿笑了。不过，这次我笑得很沉重。是呀，洪老师在病危时，曾捉住我哥杨良骥的手说：“杨医生，你医好我的病，你就是神医，我给你写报道。”其实，洪老师并不怕死，他怕的就是生前看不到《心迹录》。他在这里，借用火光来阅读自己的新书，并让那些文字化作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这是一种什么阅读方式呀！还有，他的那些文字，是“心迹”的记录，该刻在石碑上，可它却化作灰而埋入地下，这是一种什么流传方式啊！而且，以往举行新书首发式，捧场的人总是满登登的，可现在捧场的，却更多的是那些不说话的松树，还有那三棵柏树，这叫什么首发式啊！
洪青梅忽然说，天好像下雨了。
许宗斌说，抓紧栽下那棵树吧。
我们便栽下了最后一棵柏树。我们还分分合合，在这棵埋有《心迹录》纸灰的柏树前拍了照。在这些照片上，自然找不到洪老师的身影，但我们可以感觉到，洪老师就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的左只眼镜片上还晕有一团淡淡的雾。
天终究没有下雨。太阳现在该在哪个位置，我们猜得着，似乎也摸得着，但看不见。灵山静悄悄的，静悄悄的，没有风，可四周的云雾却湿润了许多，它变得稠了。这种状态，正是我下山的内心状态。
我又想起了许多年前，洪老师在北京写给我的一封信。
这信很长，我给丢了，但信中一句话，我记得牢，而且，刚才我已将它深深地埋进了第三棵柏树之下：“文章千古事啊！”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于乐成马车河
补记：二○○九年七月八日，我重上灵山吊祭洪禹平先生。忆及先生生平及生前之谆谆教诲，我眺望乐清湾，心潮起伏，难以平静，特写下小诗《喊先生（外一首）》以记之：
灵山顶上白云飘，
再喊先生听海潮。
不是东风空造势，
涛声万里正扬飙。
松 涛
家无长物炫同曹，
唯有骨灰一把抛。
今日登峰吟大作，
满山松柏起波涛。
心中淅淅沥沥的雨
两年前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我参加了张侯光先生的出殡仪式。那天的情景，留给我的，眼前是一片呼啸滚动的雨，四周全是穿透伞子的哗哗的流水声。我害怕这场雨，没有把先生送上山，但我的心却一直在下雨。
张侯光先生是剪纸艺术家，我们爱管他叫“张老师”。张老师的门生很多，我是搞文学的，不能算是他的门生，但我们相处很随和，像是忘年交。他爱看我写的文章，而平时爱拍我的肩膀，常常称我为“家伙”。我早年学过剪纸，办过剪纸厂，还创作并设摊叫卖过“芙蓉牌洞房窗花”。我与他坐在一起，少不了谈剪纸，也谈他的作品。我爱说，张老师，你的作品，不用署名，如果发表出去，谁都知道作者是你。他问，这样好不好？我说，好啊，这叫个性嘛，这叫品牌嘛，这叫风格嘛。他又问，真的好吗？我没大没小了，就说，当然也有缺点，它容易给人以雷同化的感觉，缺乏新意。他就盯住我看，不作声，有时还喝酒。我知道，我触到他的痛处了。
张老师的“痛”，是他自找的。他是中国剪纸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而且，他那带有鲜明个性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已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像他这种人，荣誉是无法透支的，但他偏偏把艺术创新和突破看作了生命的真谛。
可以这么说，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张侯光剪纸集》，是他艺术创新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个集子里的上百幅作品，脱离了乐清细纹剪纸的母体，“抽象的色彩融于版画式的线条之中”，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是对他早期“纤细的黑白作品”的一次革命。但他却没有因此而固步自封。一九九六年十月，他又取得了新的突破成果，一个专载“细纹刻纸与块面结合的创新之作”的集子被推出。这个集子的自序，是我按照他的思路捉刀的，里边有这么一段话：“汗颜的是，我与剪纸结缘已达四十又七年，其间尽管我不懈努力，比较注重于‘刀下’、‘刀外’尤其是‘刀外’功夫的修炼，比如为丰富艺术涵养，我广交美术、书法、文学、摄影、工艺等界朋友，不耻讨教；又如为构得一手好图，我在画画方面求深致远，走过了一条‘学画’、‘教画’、‘卖画’的道路，但今天我与我的剪纸依然没有真正登堂入室，仍在‘剪纸王国’的殿门外徘徊。”显然，这段话说得过分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剪纸艺术家，怎么能说他“依然没有真正登堂入室”呢？然而，这段话，张老师居然一字不改予以发表了！事后他曾告诉我：那天，他反反复复读这段文字，想了很多很多，心里很沉重，怎么也睡不着觉，以至一夜坐到天亮。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曾问他为何不作修改。他却忽然嘎嘎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家伙很厉害，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还改什么呢？”
张老师是站在某个三岔路口说这番话的，我记得刻骨铭心。我有一万个理由坚信：艺术家的丰标，往往是他的作品，更是他的人品，而以高尚人品滋润的作品，其艺术生命是永恒的。
张老师本可以走过一个个“三岔路口”，一路探索下去的，但由于他坚持每天从下午一直创作到凌晨三时，积劳成疾，不幸被病魔过早地夺去了生命。他的去世，至少让乐清的剪纸界沉闷一段时间，因为剪纸界分明损失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创新元气。
我今年出版了第二个小说集，作为我的师长、朋友和热心读者，张侯光先生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了。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又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的确，我害怕两年前那场呼啸滚动的雨，但我无法忘记心中那位面容清癯、声音嘶哑、衣着随便而像孩子一般顽皮的“张老师”。
二○○三年八月一日于乐成马车河
我与尔福
我与尔福是同学，是同事，是诤友，是邻居，也算是同乡。我有资格写尔福。尔福去世快四年了，我觉得尔福仍然活着。
尔福的名字土洋结合，可他却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其老家住在清江蔡岙山脚。他兄弟姐妹六个，他是老二，少时吃过苦。他会干农活、涂（海上）活，满口浓浓的清北话，身上有较深的农民情结。
尔福长得清秀，如果个子再高一点，绝对是个美男子。他与我同于一九八四年由教育口调进县委办公室。他的相貌容易给人以亲和感，领导便安排他在秘书科坐班。我是个“拉胡”人，适宜跑野外，所以进了调研科。这种安排，苦了尔福。秘书科是拴人的地方，一天到晚跑不开，特别是桌子上那三台电话，有时铃声突然同时炸响，把你吓得直跳跳。调研科不一样，它讲八面来风，你越爱外跑就越讨好。我爱好写作，在外跑材料，有时肥了“自留地”，这占了便宜。更重要的是，在外跑，很自由，可以坚守做人的尊严。唯其如此，后来尔福成了我的领导，向我发号施令，我没有半点想法，觉得这很正常。的确，我与尔福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他想当干部，我想当作家。他提了干，成了办公室主任，这是他的光荣，而我当时在浙江文坛上已小有名气，要不是撞上*年北京的“学生运动”，我会成为北京大学作家研究生班的学生，那自然也是相当体面的。
我与尔福的价值观不同，我们经常拌嘴。尔福是个工作狂，没有业余概念。他经常抓我们加班加点，我有时不买账。他批评我个性强，许多想法跟人家不一样。我却认为，思想独立，才有资格当作家。不过，尔福有一手很厉害，他常常抬出老主任金崇和压我。金主任在县（市）委办公室干了三十多年，任劳任怨，老黄牛一条，在他面前，我得仰起头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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