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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锋怪异的真话集:尾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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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爱上了下象棋，成了一位十足的棋迷。这可害苦了我的妻子，她被我彻底地冷落在一旁，成了家中多余的人。她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在街上某个角落，把我从一堆混乱而陌生的人头中捉回家。她先是埋怨，接着是生气、愤怒，最后是无可奈何。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下棋很伤脑筋，你不如重新去写小说。”
其实，妻子不理解我。我把下棋看作一种高级的休息方式，根本不在乎其输赢，怎么舍得动脑筋呢？况且，我的脑子日渐僵化，偶尔动点脑筋，也是有益的呀！
我没有听从妻子的话，依然我行我素，当我的棋迷。
二○○○年七月，我的胃与我过不去，让我不得不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不久，我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几句歪诗：“我在上海一口偌大的白色棺材里，身上掉了一块肉，我不知道这块肉，最后落进了哪只狗的口……”
这诗自然没有写完。不过，从上海回到乐清，我把自己看成是从阴间回到阳间。我没有像所有的伟人、名人、奇人一样，死过一回之后，对生命的真谛大彻大悟，无不采取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活法。我还是从前的我，依然重复过去的活法。
直至今天，我依然蜗居在市政府那座深深的院子里。近些年，尽管有人劝我重返文坛，有人劝我下海经商，但我始终坚守自我。我想，上苍既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继续享受生活，而我在市政府大院里活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学伟人、名人、奇人的样，改变自己的活法呢？
只是，有时我想起那几句歪诗，心里涩涩的。的确，我的脑子已经僵化，这辈子恐怕再也写不出那样的诗句了。
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于乐成马车河
真诚的过错
说一件乏味的事。
这件事，索性让我从中间说起吧。
那天，我赶到黄岩并找到他们，已是下午一点钟，从这个时候算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夜半天，因为他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黄岩，去杭州的车票都买好了。
我不认识他们。是真诚让我相信他们当中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的舅妈，一个是我的表哥。他们从台湾过来。他们在台湾活得也许很自在，很有风度，很有滋味，但他们的影子却跟蛇一样，四十多年来，一直可怕地缠在我家的屋檐下，以致我家永远留着一个太阳照不到而阴暗发霉的角落。因了这个阴暗发霉的角落，我家的大门索性昼夜敞开着——红卫兵、红小兵们，各路造反派们，贫下中农们，他们随时都会冲杀过来，他们来时，撬地板，扒灰堆，拆烟囱，翻箱倒柜，搜身，审问，几乎每次都掘地三尺，我因此成了黑五类，并明白无误地被剥夺了上高中、当兵、读大学的资格。我有一百零一个理由，可以不让我的妈妈拎着墨鱼干、虾皮、紫菜，也可以不让我自己带着雁荡山风光的录像片，起个大早，空着肚子，急匆匆，先是坐汽车后是步行，并一路打听，陪着小心去黄岩找他们。
但我还是去了。是真诚驱使我去的。
过程我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那件事的“结局”，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那两个小插曲。
先说第一个小插曲。
那天夜里，我问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你爸爸、妈妈过去是干什么的？”
对方站起来，话甩得不轻也不重：“假如在台湾，我可以不理你。”
我不傻，至少眼下我还能写出一些“说怪不怪、不怪却怪”的小说。所以，我很合时宜地推推眼镜，对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规矩，我不再问了。”
再说第二个小插曲。
这个小插曲也乏味。
我拿来了一张他们的合家照。照片上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三十多号人，花花绿绿，不无景气，只是当中哪位是表兄，哪位是表弟，哪位是表姐，哪位是表妹，哪位是老大，哪位是老二，哪位是老三，哪位是舅舅的孙子，哪位是舅舅的外孙女儿，哪位表兄跟哪位表嫂是一对，哪位表姐跟哪位表姐夫是一对，他叫什么名字，她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关系的关系，我再聪明，也说不出名堂来。本来，我没有信心去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因为我实在是一位永远无法记住自己房门牌号和单位电话账号的记忆力差得一塌糊涂的家伙，但我的真诚让我百分之百地看重礼节，看重情理，认为自己既然拿了他们的照片，就没有理由不去搞清照片上的人物关系。于是，我把照片递给了舅舅，请他给我一个于我满意于他自己也高兴的介绍。
但事情坏就坏在这里。
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他忽然大发脾气，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跑到楼上，大骂我是共产党特务，大骂我在审查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他甚至表示，愿意将在大陆拍摄的二十六个胶卷通通交给我细细审查。
妈妈脸色陡变。
姐姐脸色陡变。
我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亲戚脸色陡变。
舅舅、舅妈脸色也不中看。他们对儿子的高级政治牢骚保持沉默。
他们的儿子说：“你们别看录像（指《雁荡山风光》）了，这是红色宣传。”
他们也就离开了录像室，楼道里传出了一沓沓一沓沓说不上沉重也说不上轻快的脚步声。
我成了世界上最讨厌最卑鄙最阴险也最不受欢迎的人。
我原本就没有带笔记本。
我原本就没有带钢笔。
我原本就没有带录音机。
我原本就没有带照相机、摄像机。
我断断没有嘲笑或揶揄生长在富裕之台湾的表哥，其个头其实比生长在贫穷之大陆的我矮了一截。
我只带着一片真诚。
我只带着一颗没有阴影的跟月儿一般透明而纯静而富有诗意的心。
我不知道共产党特务是个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又跑路又花钱又陪小心又打碎了近视眼镜而到头来应该不应该保持沉默最好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
总之，我错就错在真诚上。
那天夜里，我有睡不着觉的理由和睡不着觉的种种奇怪的想法。
我又顽强地想起了那个说不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国贩进来的故事——
一天，某邮局发现了一封无法投递的寄给“上帝收”的死信。写信人在信中称：他的村里闹饥荒，他的五个孩子快要饿死，他希望上帝可怜可怜他这个最最信仰上帝的人，能赐给他十个金币。
邮递员们很同情这位最最信仰上帝的人的遭遇，于是大家凭着一片真诚，凑合了七个金币并以上帝的名义寄给了他。大家都觉得当“上帝”是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事，是人性得以张扬并因之大放异彩的一种表现。
然而，令我们的真诚的邮递员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时隔不久，他们收到了那个最最信仰上帝的人的来信，那个人在信中大骂他们是骗子，是无赖，是强盗，是他们昧着良心克扣了上帝赐给他的十个金币中的三个！
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可以当上帝的！
邮递员们错就错在真诚上。
我的黄岩之行，没有两样。
*年端午节一稿于乐成县政府宿舍
二○○三年九月二十日二稿于乐成马车河
影子的声音
我开始爱上孤独，工作八小时之外，总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书房成了我唯一固守的精神乐园。在这个乐园里，我借助电脑，阅读，写作，编辑资料，欣赏音乐，与网友聊天或相互传递图文信息，偶尔还玩玩电子游戏。海明威说：“写作是孤独的事业，不是那些习惯了稠人广座的人们所能操持的。”我没有把写作当作事业，但写作占用了我许多的休息时间，并让我更加孤独——我因此常常回避各种社会应酬活动和客人的来访，有时索性关掉手机，对外界充耳不闻。
孤独让我常常与各种影子作伴。
诚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可以跑离书房，去茶馆，去酒吧，去迪厅，去咖啡馆，去洗浴城，去任何一个热闹的地方图潇洒，而且，我不缺少品味，不缺少朋友，也不太缺时间，不太缺钱，完全可以乐我所乐，醉我所醉。然而，我宁愿更多地选择孤独，宁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与影子作伴。
其实，孤独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历练，是一种参悟。
我就多次经历过深深的孤独。
一九六七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这四个年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日子——“*”让我成了“黑五类”崽子，我因此低人一头，被剥夺了当“红卫兵”、上高中、参军、读大学的资格。特别是一九七五年，我回收并焚毁了写给朋友、同学的信，计划在岭底某山沟自杀。然而，深深的孤独最终给了我清醒，给了我定力，给了我意志，让我战胜了悲伤，走出了自卑的阴影。孤独让我懂得：一个人，他不孤独，就很难走近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曹雪芹、鲁迅、弘一法师；他不孤独，就很难解读雨果的博爱，普希金的浪漫，孔子的睿智，阮藉的狂狷，陆游的忧愤，谭嗣同的“有心杀贼”和三毛的“流浪远方”；他不孤独，就很难想象，其心灵能与贝多芬的《命运》三部曲发生共鸣，其情怀会为颜真卿的《祭侄稿》而感伤，其眼睛能看懂良渚的玉器、项羽的《垓下歌》、梁祝的化蝶、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和桑提阿果老人梦中的狮子……
当然，过去是孤独选择了我，而今天是我选择了孤独，两者性质大不一样——前者内心是悲伤的，后者内心是快乐的，而乐于孤独的人，大家都会认同这样的感受：一个人的天空，总比别人蓝；一个人的田野，总比别人辽阔；一个人的月夜，总比别人梦得圆；一个人的秋雨梧桐，总比别人咀嚼得有滋味；一个人的夕阳西巷，总比别人醉得快乐而幸福……
不错，孤独注定要与影子作伴。但影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看不见它的美丽，听不见它的声音。
我觉得书房里的影子很美丽。每当疲倦或寂寞的感觉袭击我心灵的时候，我就停止键盘的敲击，站起来，离开桌子，或面向窗外的天空，或面向房内的书籍和字画，用眼睛和心去倾听各种影子的声音。
我能听懂布谷鸟掠过我窗前的声音。
我能听懂窗前飘下的树叶、花瓣和鸽子羽毛的声音。
我能听懂记忆中老家板壁上飞过的“白影子”声音——儿时，每当深夜时分，位于芙蓉街老屋的板壁上，总会飞过一团白影子，吱吱尖叫——我明白，可怕的记忆，会唤醒你的童心，让你的梦永远单纯、美丽而年轻。
我也听懂各种字画的声音——尽管我没有见过关山月、师白等画家，尽管我与洛夫、林曦明、郑敦等文艺界人士只有一面之交，但他们谈诗论画、切磋技艺，言辞大气磅礴，令我油然而生敬意。至于本邑名人，如单眉月、林剑丹、张侯权、张侯光、周方德、尚文光等艺术家，他们谈吐高雅，竹雨松风，清气四溢，恰如林剑丹题赠所言：“清风明月本无价，红树青山合有诗。”
我甚至还听懂自己影子的声音。我的影子，白天常常被阳光拉得很长，部分与电脑的影子重叠在一起，而晚上，它却躲进椅子底下，显得很孤独。这恰恰是我眼下的生存和内心状态。
的确，倾听影子的声音，是一种休息，是一种排遣，是一种修炼，它让你辛苦着却很感动，寂寞着却很快乐，心灵上永远独立、充实。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儿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人能思想，因而显得很高贵。他还说，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我无意追求高贵，但我坚守做人的尊严——即便这辈子走不出孤独的影子，至少我有资格说：我的思想活着，我能听懂影子的声音。
二○○六年五月七日于乐成马车河
想起苏拉
苏拉是我的小学同学，芙蓉人，小名叫高宁，长着一个高鼻子，个头较高；严格地说，他的五官长得一般，特别是嘴巴，又大又厚，而且嘴唇上长着一个肉瘤，有点碍眼，但整体上看，他还是蛮帅的。苏拉去世已好几年了，机关里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但我常常想起他。
苏拉有叛逆精神，在乐清本地，即便与亲友聊天，他也常常讲普通话。他的普通话确实很普通，不算标准，却很好懂、也很流利，只是听起来别扭，这主要是因为大家，其中也包括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讲普通话的时候，大家偏偏讲方言，因此，洋入土出，不三不四，有时彼此显得很尴尬。我曾多次劝说苏拉，让他的普通话靠边站，但他就是不买账。这种结果显然是不幸的，他的执着和真诚换来了无聊和冷漠。
苏拉很爱美，生前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爱穿西服，走路昂头挺胸，自我感觉良好。他还拍了许多神采飞扬的标准相。他在市机关当一般干部，薪水低，城里没有私房，乡下的家底也差，所以，圈里圈外，怎么也掩饰不住囊中羞涩。他爱美，反而给人以口实，被认为是虚伪。市机关是拒绝虚伪的，于是他便成了世俗的处理品，不久被调往慎海乡。他在慎海乡负责民政工作，曾被落后的农民扔过河，但慎海乡最穷、最苦、最可怜的人都说苏拉是位好干部，他们还把当地一条桥称为“苏拉桥”。
苏拉做人刚正，爱提意见，爱发牢骚，爱打抱不平，且不为五斗米折腰，敢于向壁垒森严的官场叫板，与不正之风格格不入，这命中注定他会走向孤独和悲愤。他处处受到弹压，以至后来神经错乱，老是怀疑背后有人盯梢。一九九四年某天他猝死家中，有人说他是“积忧成疾”而死，有人说他是“气死”，有人甚至说他是“被人害死”，反正死得“一题多义”，正应了一位哲人的诗句：“啊，四十岁，你是一首朦胧诗。”
苏拉离开人世已经六年，坟前想必是蒿草乱眼了。我每每想起他，感慨多于怀念。的确，苏拉生不逢时。他生前在城里找对象，找来找去，没找到，只是找到了孤独、冷漠和失望。我想，要是今天他还活着，那他该多么潇洒，多么滋润，多么体面，而他找对象，恐怕不再遭遇“康定城里无大姐”了。
二○○○年十月于乐成马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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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起苏拉
近日，重读《聊斋志异》中的“罗刹国”故事，觉得主人公马骏天天扮作张飞去见国王，活得好累，不由地又想起苏拉。
苏拉是原乐清县纪委的一名干部，他在单位里有点像马骏。苏拉原本爱笑，而发笑时，宽大的嘴巴不时会流下口水，所以，看苏拉发笑或逗苏拉发笑，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我们同学、朋友都喜欢与苏拉在一起。但苏拉在县纪委，整天绷着脸，像位老寡妇。我们同学、朋友去找他，见面也一样，而且，他张口总是这样问：“找我检举什么人吗？”这显然是患了职业病，是纪委的面孔代替了他的面孔，是纪委的神经代替了他的神经。他在家乡人面前不说家乡话，而坚持说普通话，这固然是他死讲面子的表现，但他骨子里依然坚守着纪委的刻板与尊严。纪委成了他的一切。他多次给省纪委、中纪委写信，反映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廉不洁问题，但换来的更多是冷眼和嘲笑。他在失望中工作和抗争，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同学、朋友、同事、同乡们离他越来越远。其实，这是工作中的苏拉，一个被纪委彻底格式化了的苏拉。
然而，生活中的苏拉跟马骏怎么也沾不上边，他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自由的人，活得又轻松又自在。
苏拉不会唱歌，也不敢唱歌，但他是邓丽君的铁杆歌迷。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像一只柔软的姑娘的手，摸着谁的耳朵，谁的身子八成会发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邓丽君的歌，官方是不欢迎甚至是抵制的，它仅流行于民间，而机关干部是鲜有收听的。但苏拉告诉我，邓丽君的歌，他就是百听不厌，而且越听越有味道。他住在市政府宿舍里，四周布满了讲政治、讲纪律的耳朵，但夜里，他总是将录音机的音量调得高高的，让邓丽君缠绵的歌喉自由张扬，从不顾忌人家说三道四。
苏拉不爱看书、写文章，不会甩扑克、下棋，虽说会打麻将，但在县城他从来不沾手。他的业余爱好，除了爱听邓丽君的歌，还爱自我欣赏。他去世时，身边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一是三套崭新的西装，二是十几张放大了的个人彩色标准相。生前，他上街可能会忘了带钱，但绝对不会忘了带小镜子。他自我检查比机关任何一位干部都自觉。他穿西装就跟香港影星周润发一般帅气，为留住这份帅气，他去照相馆不知拍了多少标准相。有人批评他自恋，他哈哈大笑，反击很到位：“这说明我长得好看嘛，你们妒嫉个屁！”
苏拉也爱逛街。他是上半街的忠实勘测者和观察者。他在上半街留下的足迹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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