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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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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我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我原先的估计也错了。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钟书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他不过是听从严命。其实，“严命”的骨子里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爱的父亲。他是传统家长，照例总摆出一副严父的架式训斥儿子。这回他已和儿子阔别三年，钟书虽曾由昆明赶回上海亲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见得几面。他该是想和儿子亲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边。“侍奉”云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他的学生兼助手吴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吴忠匡平时睡在老师后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没人侍奉。
爹爹最宠的不是钟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钟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钟书自小和嗣父最亲。嗣父他称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严父。钟书虚岁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辈子谨慎，从不任情，长子既已嗣出，她决不敢拦出来当慈母。奶妈（“痴姆妈”）只把“大阿官”带了一年多就带钟书的二弟和三弟，她虽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个“痴姆妈”。作嗣母的，对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会和她亲。钟书自小缺少一位慈母，这对于他的性情和习惯都深有影响。
钟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钟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头等大好人，但是他对人情世故远不如小叔叔精明练达。他对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诩“儿子都不抽香烟”。不抽烟的只钟书一个，钟书的两个弟弟都抽。他们见了父亲就把手里的烟卷往衣袋里藏，衣服都烧出窟窿来。爹爹全不知晓。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钟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钟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详细的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六）
这次钟书到蓝田去，圆圆并未发呆。假期中他们俩虽然每晚一起玩，“猫鼠共跳踉”，圆圆好像已经忘了渡船上渐去渐远渐渐消失的爸爸。钟书虽然一路上想念女儿，女儿好像还不懂得想念。
她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上四楼了。四楼上的三姨和我们很亲，我们经常上楼看望她。表姐的女儿每天上四楼读书。她比圆圆大两岁，读上下两册《看图识字》。三姨屋里有一只小桌子，两只小椅子。两个孩子在桌子两对面坐着，一个读，一个旁听。那座楼梯很宽，也平坦。圆圆一会儿上楼到三姨婆家去旁听小表姐读书，一会儿下楼和外公做伴。
我看圆圆这么羡慕《看图识字》，就也为她买了两册。那天我晚饭前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我“快来看圆圆头念书”。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妹妹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12我抱着圆圆出门，她要求下地走。我把她放下地，她对我说：“娘，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这个我知道。但是圆圆怎会知道呢？我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还小，才三岁，不会解释，只会使劲点头说：“是的。是的。”几十年后，我旧事重提，问她怎么知道五号里的少奶奶就是“精赤人人”。她说：“我看见她搀着个女儿在弄堂口往里走。”
圆圆观察细微，她归纳的结论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正确。“精赤人人”确有个女儿，但是我从未见过她带着女儿。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我爸爸常说，圆圆头一双眼睛，什么都看见。但是她在钱家，乖乖地坐在我膝上，一声不响，好像什么都不懂似的。
一九四○年秋杪，我弟弟在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圆圆又多了一个宠爱她的舅舅。弟弟住在我爸爸屋里。
钟书暑假前来信说，他暑假将回上海。我公公原先说，一年后和钟书同回上海，可是他一年后并不想回上海。钟书是和徐燕谋先生结伴同行的。但路途不通，走到半路又折回蓝田。
我知道弟弟即将回家，钟书不能再在来德坊度假，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圆圆将随妈妈搬出外公家。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圆圆听了大哭。她站在外公座旁，落下大滴大滴热泪，把外公麻纱裤的膝盖全浸透在热泪里。当时我不在场，据大姐姐说，不易落泪的爸爸，给圆圆头哭得也落泪了。钟书回家不成，我们搬出去住了一个月，就退了房子，重返来德坊。我们母女在我爸爸身边又过了一年。我已记不清“精赤人人”到来德坊，是在我们搬出之前，还是搬回以后。大概是搬回之后。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浪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七）
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兄”二字。钟书又何需弟弟“扶”呢，爹爹既这么说，他也就认了。他肯委屈，能忍耐。圆圆也肯委屈，能忍耐。我觉得他们都像我婆婆。
我那时已为阔小姐补习到高中毕业，把她介绍给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助教了。珍珠港事变后，孤岛已沉没，振华分校也解散了。我接了另一个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教师，薪水不薄，每月还有三斗白米，只是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MotherThornton）见面之后，校方立即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束总随着物价一起上涨。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钟书的妹妹到了爹爹身边之后，记不起是哪年，大约是1944年，钟书的二弟当时携家住汉口，来信报告母亲，说爹爹已将妹妹许配他的学生某某，但妹妹不愿意，常在河边独自徘徊，怕是有轻生之想。（二弟家住处和爹爹住处仅一江之隔，来往极便。）我婆婆最疼的是小儿小女，一般传统家庭，重男轻女。但钱家儿子极多而女儿极少，女儿都是非常宝贝的。据二弟来信，爹爹选择的人并不合适。那人是一位讲师，曾和钟书同事。钟书站在妹妹的立场上，妹妹不愿意，就是不合适。我婆婆只因为他是外地人，就认为不合适。钟书的三弟已携带妻子儿女迁居苏州。三弟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这时不在上海。
我婆婆嘱钟书写信劝阻这门亲事。叔父同情我的婆婆，也写信劝阻。他信上极为开明，说家里一对对小夫妻都爱吵架，惟独我们夫妇不吵，可见婚姻还是自由的好。钟书代母亲委婉陈词，说生平只此一女，不愿她嫁外地人，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钟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
爹爹见信很恼火。他一意要为女儿选个好女婿，看中了这位品学兼优的讲师，认为在他培育下必能成才；女儿嫁个书生，“粗茶淡饭足矣”，外地人又怎的？我记不清他回信是一封还是两封，只记得信中说，储安平（当时在师院任职）是自由结婚的，直在闹离婚呢！又讥诮说，现在做父母的，要等待子女来教育了！（这是针对钟书煽动妹妹违抗的话。）爹爹和钟书的信，都是文言的绝妙好辞，可惜我只能撮述，不免欠缺文采。不过我对各方的情绪都稍能了解。
四婶婶最有幽默，笑弯了眼睛私下对我说：“乖的没事，憨的又讨骂了。”———“乖的”指养志的弟弟（但他当时不在上海），“憨的”指钟书。其实连“乖的”叔叔也“挨眦儿”了，连累我也“挨眦儿”了。
钟书的妹妹乖乖地于一九四五年八月结了婚。我婆婆解放前夕到了我公公处，就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钟书的妹妹生了两个聪明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小儿小女我未见过。爹爹一手操办的婚姻该算美满，不过这是后话了。
其实，钟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钟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
他私下告诉我：“爹爹因唔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力偿还的。”
我问：“小叔叔呢？”
钟书说：“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我曾听到我公公喊“啊唷哇啦”，以为碰伤了哪里。钟书说，不是喊痛，是他的习惯语，因为他多年浑身疼痛，不痛也喊“啊唷哇啦”。
爹爹对钟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钟书无大补益。钟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钟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
钟书的堂弟钟韩和钟书是好兄弟，亲密胜于亲兄弟。一次，钟韩在我们三里河寓所说过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说，“其实啊，倒是我最像三伯伯。”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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