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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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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十四）
办公室并不大，兼供吃、喝、拉、撒、睡。西尽头的走廊是我们的厨房兼堆煤饼。邻室都和我们差不多，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钟书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他只能“足不出户”。
不过这间房间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就在我们前面的六号楼里。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选书、买书是他的特长。中文的善本、孤本书籍，能买到的他都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等）的经典作品以及现当代的主流作品，应有尽有。外宾来参观，都惊诧文学所图书资料的精当完美。而管理图书资料的一位年轻人，又是钟书流亡师大时经常来关心和帮忙的。外文所相离不远。住在外文所的年轻人也都近在咫尺。
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钟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钱瑗在我们两人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过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和她结识后，就看中她做自己的儿媳妇，哄阿瑗到她家去。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钟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一九七四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我们知道阿瑗有了一个美好的家，虽然身处陋室，心上也很安适。我的女婿还保留着钟书和老太太之间的信札，我附在此文末尾的附录二。
“斯是陋室”，但钟书翻译毛主席诗词的工作，是在这间屋里完成的。
一九七四年冬十一月，袁水拍同志来访说：“江青同志说的，‘五人小组’并未解散，钟书同志当把工作做完。”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一九六四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钟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叶君健先生是成员之一。另二人不知是谁。
这件事我以为是由周总理领导的。但是我没有问过，只觉得江青“抓尖儿卖乖”，抢着来领导这项工作。我立即回答袁永拍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对方表示：钱钟书不能出门，小组可以到这屋里来工作。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这间房，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从干校带回的破木箱，为我们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钟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我工作用的。我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沓稿纸和一本书，许多种大词典都摊放床上。我除了这间屋子，没有别处可以容身，所以我也相当于挪不开的物件。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充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块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片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放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
叶君健不嫌简陋，每天欣然跑来，和钟书脚对脚坐在书桌对面。袁水拍只好坐在侧面，竟没处容膝。周珏良有时来代表乔冠华，他挤坐在钟书旁边的椅上。据说，“钟书同志不懂诗词，请赵朴初同志来指点指点”。赵朴初和周珏良不是同时来，他们只来过两三次。幸好所有的人中没一个胖子，满屋的窄道里都走得通。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间陋室里完成的。
袁水拍同志几次想改善工作环境，可是我和钟书很顽固。他先说，屋子太小了，得换个房子。我和钟书异口同声，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我们说明借书如何方便，如何有人照顾等等，反正就是表示坚决不搬。袁辞去后，我和钟书咧着嘴做鬼脸说：“我们要江青给房子！”然后传来江青的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我不客气地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了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我们两个没有心理准备，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袁水拍是怎么回话的。
一九七五年的国庆日，钟书得到国宴的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钟书说：“我国宴都没能去。”袁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我说：“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着病人呢。”我对袁水拍同志实在很抱歉，我并不愿意得罪他，可是他介于江青和我们俩之间，只好对不起他了。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听说还开了庆功会，并飞往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反正钱钟书已不复是少不了的人，以后的事，我们只在事后听说而已。钱钟书的病随即完全好了。
这年冬天，钟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钟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来，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钟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钟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
一九七六年，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震，余震不绝，使我们觉得伟人去世，震荡大地，老百姓都在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住的房间是危险房，因为原先曾用作储藏室，封闭的几年间，冬天生了暖气，积聚不散，把房子胀裂，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不过墙外还抹着灰泥，并不漏风。我们知道房子是混凝土筑成，很坚固，顶上也不是预制板，只两层高，并不危险。
但是所内年轻人不放心。外文所的楼最不坚固，所以让居住在楼里的人避居最安全的圆穹顶大食堂。外文所的年轻人就把我们两张行军床以及日用必需品都搬入大食堂，并为我们占了最安全的地位。我们阿姨不来做饭了，我们轮着吃年轻人家的饭，“一家家吃将来”。钟书始终未能回外文所工作，但外文所的年轻人都对他爱护备至。我一方面感激他们，一方面也为钟书骄傲。
我们的女儿女婿都来看顾我们。他们作了更安全的措施，接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所内年轻朋友因满街都住着避震的人，一路护着我们到女儿家去。我回忆起地震的时期，心里特别温馨。
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帮”被捕，报信者只敢写在手纸上，随手就把手纸撕毁。好振奋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译完《堂•；吉诃德》上下集（共八册），全部定稿。钟书写的《管锥编》初稿亦已完毕。我们轻松愉快地同到女儿家，住了几天，又回到学部的陋室。因为在那间屋里，钟书查阅图书资料特方便。校订《管锥编》随时需要查书，可立即解决问题。
《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钟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
“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年之后。钟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已，不求有名有声。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十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的年轻朋友得知消息，都为我们高兴。“众神齐着力”，帮我们搬入新居，那天正是二月四日立春节。
钟书擅“格物致知”，但是他对新居“格”来“格”去也不能“致知”，技穷了。我们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不可能。“住办公室”已住了两年半，是谁让我们搬到这所高级宿舍来的呀？
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他带着夫人牟 鸣同来看我们的新居。他最欣赏洗墩布的小间，也愿有这么一套房子。显然，房子不是他给分的。
八月间，何其芳同志去世。他的追悼会上，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领导同志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
阿瑗并不因地震而休假，她帮我们搬完家就回学校了。她婆家在东城西石槽，离我们稍远。我们两人住四间房，觉得很心虚，也有点寂寞。两人收拾四个房间也费事。我们就把“阿姨”周奶奶接来同住。钟书安闲地校订他的《管锥编》，我也把《堂·吉诃德》的稿子重看一过，交给出版社。
十月间，胡乔木同志忽然来访，“请教”一个问题。他曾是英译毛选委员会的上层领导，和钟书虽是清华同学，同学没多久，也不相识，胡也许只听到钱钟书狂傲之名。
钟书翻译毛选时，有一次指出原文有个错误。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徐永火英同志请示上级，胡乔木同志调了全国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钟书没有错。孙猴儿是变作小虫，给铁扇公主吞入肚里的；铁扇公主也不能说是“庞然大物”。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钟书还穿长袍。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
我们的新居共四间房，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卧室，一间给阿瑗，一大间是我们的起居室或工作室，或称书房，也充客厅，还有一间吃饭。周奶奶睡在吃饭间里。周奶奶就是顺姐，我家住学部时，她以亲戚身分来我家帮忙，大家称她周奶奶。她说，不爱睡吃饭间。她看中走廊，晚上把床铺在走廊里。
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周奶奶坦直说：“个人要自由呢。”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房子就够住了。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虽然同学时期没有见识，经过一个“文化大革命”，他大概是想起了清华的老同学而要和他相识。他找到钟书，好像老同学重又相逢。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朋友说：“天下世界，最苦恼的人是胡乔木。因为他想问题总是从第一度想起，直想到一百八十度，往往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自相矛盾，苦恼不堪。”乔木同志想问题确会这样认真负责。但是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他曾叫他女儿跟来照相。我这里留着一张他痴笑的照片，不记得钟书说了什么话，他笑得那么乐。
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我们受到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钟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钟书感到惭愧。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后来乔木同志责备我为什么不用“文革”前某一篇文章为序，我就把旧文修改了作为序文。《堂·吉诃德》第二次印刷才有序文。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我们的阿瑗周末也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来住住了。以前我们住的办公室只能容他们小两口来坐坐。
一九七八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她原是俄语系教师。俄语教师改习英语的时候，她就转入英语系。她对我说：“妈妈，我考不取。人家都准备一学期了，我是因为有人临时放弃名额，才补上了我，附带条件是不能耽误教课。我没一点儿准备，能考上吗？”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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