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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人人都说我们真要干起来了。我真的弄糊涂了。不知怎的，我感到如果我们永远不去打仗的话，这一切演习和训练好像都是蠢事。”　

“我可不犯愁。到时候大家都有很多仗要打的。”　

“啊，你知道，我可不要打太多的仗。只要说我打过仗就行了。”　

一列陈旧的火车在侧线上等着我们；负责这列车皮的是一个铁路运输官，一群疲惫的士兵正在把卡车上最后一批长形帆布袋运到行李车上。出发的准备半小时就做好了，但一个小时后火车才开动。　

三个排长和我合用一个车厢。他们吃夹肉面包、巧克力、抽烟和睡觉，谁也没带一本书。像时常发生的那样，火车常常停在两站之间，在头三四个小时，车一停，他们就把头探到窗外，注意城镇的名字，后来他们就没有兴趣了。在中午和晚上，人们把温吞吞的可可茶用勺子从桶里舀到我们的水杯里。火车穿过干线两侧风景单调乏味的地区，缓慢地向南驶去。　

这一天的重要事件是指挥官的“命令发布会”。由传令兵召集我们在指挥官的车厢里集合，看到他和副官戴着钢盔，带着全副装备。他说的头一件事是：“这是命令发布会。我希望你们参加时要全副装备。我们偏巧在火车上，但这一事实是不重要的。”我以为他要打发我们回去重新着装，但是他盯了我们一会儿说，“坐下。”　

“我们让营地处在一种很不体面的情况中。我随便走到哪儿都看到军官没有尽职责。丢下的营地是个什么样子最能说明团级军官的效率。营和营的军官们的荣誉就靠这个。而且——”下面的话他真说了呢，还是我从他愤怒口气和眼光里猜出来的？我想，他把话咽下去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让几个临时军官的松松垮垮破坏了我的荣誉。”　

我们坐在那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等着记录下下一步工作的详细命令。一个较为敏感的人就会看出，他已经不能给人深刻印象了；他也许看出来了，因为他用一个好发脾气的校长的办法补充了一句：“我要求的只是忠诚的合作精神。”　

然后，他看着笔记本念道：　

“命令。　

“情报。本部正运行于A地与B地之间。这是C地的主线，易于受到敌机轰炸和毒气攻击。　

“意图。我打算到达B地。　

“方法。火车大约在23点15分到达目的地……”等等。　

要害地方出现在结束时宣布的“后勤”项下：C连抽出一排人，在火车到达侧线时负责卸车，那里有三辆三吨卡车把物资全部运到新营地的临时堆集处。一直要工作到完成任务；抽出的一排人看守堆集处，在营地周围警戒。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能给值勤的人发可可茶吗？”　

“不能。还有什么问题？”　

当我把这个命令向军士长传达时，他说：“可怜的老C连又倒霉了。”于是我明白这是在处罚我反对指挥官。　

我给几位排长传达了指挥官的命令。　

“喂，”胡珀说，“这差事叫咱们的小伙子非常为难，他们会发脾气的。他好像老是派咱们干脏活。”　

“你去执行警戒任务。”　

“好咧。但是，我在黑暗里怎么能看出周围的警戒线呢？”　

灯火管制开始了不久，一个勤务兵闷闷不乐地顺着列车车身走着，他弄出的嘎啦嘎啦响声惊动了我们。一个有经验的军士大声喊着：“上第二道菜了。”　

“敌人在向我们喷液态芥子气，”我说，“务必把窗户全关上。”然后，我写了一个简明的情况报告，说明没有人员伤亡，什么也没有受到污染，已经派士兵在部队下火车以前把车厢外皮的毒气消除干净。看来指挥官很满意这个报告，因为他再没说什么了。天黑后，我们都睡了。　

最后，在深夜，我们到了要去的铁路侧线。我们的安全作战行动训练要求我们避开车站和月台。在黑暗中，从开动的火车上跳到铺着矿渣的轨道旁，引起了混乱和损失。　

“到铁路堤下的路上集合。赖德上尉，C连的行动和平常一样慢慢吞吞。”　

“是，长官。我们漂白车皮的工作遇到点困难。”　

“漂白？”　

“给车皮消毒，长官。”　

“哦，我相信，干得非常认真。把它撂下吧，开始行动。”　

到现在，我那些半睡半醒的、恼怒的兵士哗啦啦地在大路上排起队来。不一会儿胡珀那个排就出发，接着在黑暗中消失了。我看到几辆卡车，排成一队的士兵把补给品从陡峭的路堤上一件一件地传递到堤下。现在，当士兵们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目标明确的工作时，变得比较快活起来。最初，我和他们一起传递了半个钟头东西；后来我停下来去迎接坐在首先开回来的卡车上的副连长。　

“那个营地很不错，”他报告说，“是一片很宽阔的私人住宅，有两三个湖。看来如果运气好，我们还能逮着几只野鸭。村里有家酒店，一个邮政局。几英里内没有市镇。我已设法为咱们俩搞到一间小屋。”　

凌晨四点，运输工作结束。我坐着最后一辆卡车，通过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下垂的树枝常常抽打卡车的挡风玻璃，在有的地方，我们离开小道开到私宅内的汽车道上，有的地方，我们开到两股汽车道会合的空场上，有一串防风灯标志着这里放了一堆物资。我们在这里卸了车，终于跟着向导到了营地，天空没有一颗星，濛濛细雨开始落下来。　


我一直睡到勤务兵叫醒我。我疲乏地起床，默默地穿起衣服，刮脸。我走到门口才问副连长，“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了我这地方的名字。马上，仿佛有人突然关了无线电，多少天来在我耳边不停地、愚蠢地响着的声音突然给打断了；接着是巨大的沉默，起先是一片空虚，但是随着我的受了伤害的感官恢复了知觉，我耳边逐渐充满了许多甜美的、纯真的、久已忘却的声音：因为他说出了我那么熟悉的一个地名，具有古老深奥魔力的魔术般的地名，只消一听到它，魂牵梦绕的岁月的影子就开始在我眼前联翩飞舞了。　

我呆呆地站在小屋外面。雨停了，但是阴云密布，低低地笼罩在头上。是个寂静的早晨，厨房里的炊烟笔直地向铅色的天空升起。一条大车道，原来用碎石铺成，后来长满了青草，现在却出现了一条条车辙，给搅成了烂泥。这条大车道沿着山坡伸展，下了山头就看不见了。道路两旁杂乱地散布了一幢幢盖着波纹铁皮屋顶的房子，从那儿发出一阵阵格格声，人语声，口哨声，嘘声，一营兵士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他们发出像动物园里一样的嘈杂声。一片更熟悉的、精美的园林风景在我们前面和周围展现。这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地方，处在一个孤零零的、蜿蜒的山谷怀抱之中。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小山的缓坡上。对面那片景色尚未令人陶醉的原野一直伸展到附近的地平线上。中间流着一条小溪——名叫新娘河，发源于不到两英里远的名叫新娘泉的农场，过去我们有时走到那儿去喝茶；溪水往下流，在流入艾冯河之前就成了一条大河。艾冯河在这里用闸拦住，形成了三个湖，其中一个不过是一片蓝灰色的芦苇荡，但是其他两个湖却宽阔得多，湖面反映出云影天光和湖边巨大的山毛榉树。树林里长的都是橡树和山毛榉树，橡树是灰色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由于刚萌幼芽，微带绿意；这些树与绿色的林间空地和开阔的绿草地构成了一个简单的、精心设计的图案——黄底白斑的小鹿还在这里吃草吗？为了免得没有一处寓目的地方，在水边屹立着一座古希腊多斯式神庙，一座爬满了常春藤的拱门架在连接起来的河堰最低处。这一切都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设计和建筑的，使得人们今天可以欣赏这片风光的丰姿。一道绿色的山峦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山那边的房屋，但是我却十分清楚房屋的位置和样式，这一片房屋伏在菩提树间，好像一只雌鹿伏在羊齿草丛中。　

胡珀侧着身子走过来，用他大部分是学来的、可是别人却学不像的样子向我敬礼。他的脸色因为干警卫熬了夜，显得灰暗，而且还没有刮脸。　

“B连接替我们了。我已经打发小伙子们洗涤去了。”　

“好。”　

“房子就在那边拐角的地方。”　

“知道，”我说。　

“下星期旅司令部要迁来。这个地方当兵营是够大的了。我刚才侦察了一番。我认为非常华丽。奇怪的是，还有一个天主教堂。我进去看了看，正在做礼拜——只有一个神父和一个老头儿，我感到非常尴尬。宗教的事你比我在行。”也许他看到我好像没有留心听他的话，为了尽最后的努力，来引起我的兴趣，就说：“台阶前面还有一个大极了的喷泉，完全是用岩石雕成的动物。你一定没有见过这样的喷泉。”　

“见过，胡珀。我以前到过这儿。”　

这些话在我耳边回响，由于我居住的房屋的穹顶而更加响亮了。　

“哦，好，这一切你都知道。我要去洗洗了。”　

我以前到过那儿；我知道那儿的一切。　







第一部　

我也曾有过田园牧歌的生活　


第一章　


“我到过这儿，”我说。我以前到过那儿；二十多年前，在六月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和塞巴斯蒂安一道去那儿，那时沟里长满淡黄色的绒线菊，空气里充满了夏天的芳香，那是特别晴朗的一天；虽然我常常去那儿，每次的心情都不一样，但是，在我这最后一次旧地重游时，心里回想起的却是我第一次的访问。　

那一天，我也是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的。那时在划船比赛周。牛津——像莱恩尼斯那块地方一样现在已经沉没，被人遗忘、不能复原了；海水很快把它淹没了——牛津，那时还是一座精雕细刻的城市。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她秋天的雾，灰色的春天，她那难得的夏天的光辉——像那天那样——这时栗树开花，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是这种寂静使我们朗朗的笑声发出回响，使回声静静地、欢乐地在喧闹声中飘扬。在划船比赛周，一群妇女闹哄哄地来到这里，人数多达几百，她们嘁嘁喳喳，花枝招展地走在卵石路上，登上许多级台阶，游览观光，寻欢作乐，喝一杯杯红葡萄酒，吃面包夹腌黄瓜；撑着方头平底船在河上到处转，成堆地拥上大学游艇；她们出现在牛津泰晤士河上和大学生俱乐部里，爆发出一阵阵十分滑稽，叫人难受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式的逗笑的对话，她们在大学教室里的合唱特别引人注意。闯进来的这批人的喧闹声响遍了每个角落，在我们学院里，这闹声不是一般的喧闹，而是引起最粗俗骚乱的源泉。我们当时正在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最糟的是，那个住在我上面的胆小如鼠的管理自然科学学生的学监，把住房借给了外来人作女衣帽间，一张印好、宣布这桩侮辱性行为的招贴就挂在离我的橡木大门不到六英寸的地方。　

对这件事情反应最强烈的是我的校工。　

“凡是没有女朋友的先生们，请最近几天尽可能在外面用餐，”他沮丧地宣布。“您在学校吃午饭吗？”　

“不在，伦特。”　

“据说，为的是给下人们一个跳舞的机会。多么难得的机会！我得给女衣帽间买一个针插儿。他们跳舞干什么？我看毫无道理。以前在划船周从来没有跳过舞。庆祝舞会，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假期中，不是在划船周举行的，仿佛喝茶还不够、泰晤士河还不够宽敞似的。先生，若是你问我原因的话，这全是因为战争。要不是战争，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在一九二三年，对伦特说来，就像对成千上万其他的人一样，世道再也不会和一九一四年一个样儿。“现在，晚上喝点酒，”他接下去说，照他的老习惯，半个身子在门里，半个身子在门外，“或者请一两位先生来吃午饭，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跳舞。跳舞都是打仗回来的人带来的。他们年龄大了，他们没有学问，有不愿学习。真是这样，甚至有些人去城里共济会那儿同市民跳舞——学监会抓住他们的，你知道……哦，塞巴斯蒂安少爷来了，我不能站着闲聊，还得去买针插儿。”　

塞巴斯蒂安进来——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恰巧像我那条。“查尔斯，你们学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来了马戏团吗？除了大象，我什么都看到了。我得说整个牛津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了。昨天晚上，女人的数目猛增起来。你得马上走，避开危险。我弄到了一辆摩托车，一筐草莓和一瓶法国佩拉基别墅的葡萄酒——这是你没有喝过的酒，别装蒜了。这种酒就草莓可美极了。”　

“咱们上哪儿去？”　

“去看一个朋友。”　

“谁？”　

“一个名叫霍金斯的。身上带点钱，万一看到什么东西好买。这辆摩托是一个名叫哈德尔斯卡的财产。如果我摔死了，替我把破车还给他；我摩托开得不太好。”　

在大门外，在过去做过传达室的冬季花园外面，停了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放在车辆上。我们把玩具熊放在我们两人中间——“当心别让他生病”——然后开车走了。圣玛丽教堂的大钟敲了九点；我们险些撞上一个牧师，那人戴着黑草帽，留着白胡须，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沿着逆行线自由自在前进。摩托车横过卡尔法克斯，开过车站，不久就到了波特莱路的田野上。在那时侯，很容易到达田野。　

“天不是还早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还在干她们下楼以前独自干的事情。懒散的习惯毁了她们。我们走了。上帝保佑车主人哈德卡斯尔。”　

“哈德卡斯尔究竟是谁？”　

“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道来。也是懒散的习惯毁了他。嗯，我跟他说过十点见。他在我们学院是个很阴郁的人。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至少，我认为他是这样。他不能够白天黑夜总是哈德卡斯尔，他能这样吗？——否则他就会腻味死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谁也不认识我爸爸。社会上人人都避开他。你没有听说过吗？”　

“可惜咱们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在斯温敦我们离开大路，太阳高高升起时，我们已经到达不用灰泥砌的石墙和细方石砌的房屋中间了。大约十一点钟，塞巴斯蒂安没打招呼就把车开到一条大车道上停了下来。这时天气已经热得使我们得找个阴凉地方休息。我们在榆树下草尖被羊啃掉的小丘上吃草莓、喝酒——像塞巴斯蒂安许诺的那样，这两种东西一块吃味道很美——我们点上了土耳其大雪茄，仰卧在草地上，塞巴斯蒂安望着他上面的树叶，我望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没有一丝风干扰，一直飘到深绿色树叶的阴影里，烟草的甜香和周围夏天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再加上芬芳的金色葡萄酒，仿佛把我们托举起来，离草地一指高，使我们悬在空中。　

“这正是埋一罐金子的好地方，”塞巴斯蒂安说，“我想在我幸福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埋一件宝贵的东西，等到我变得又老又丑和不幸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把它挖出来，回忆往事。”　

这是我进牛津后的第三个学期，但是，我把我和塞巴斯蒂安的结识看成我的牛津生活的开始，我是在上个学期中偶然遇到他的。我们不在同一个学院，来自不同的中学，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我的学院喝醉了，而我住的又是四方院子前排底层的房间，我很可能上三四年大学也遇不到他。　

我的堂兄贾斯珀警告过我住底层的房间是危险的。我刚到学校，只有他认为我是适合他细心指导的对象。我的父亲没有给我任何指导。当时，像往常一样，我父亲避免和我谈任何严肃的问题。直到上学前差不多两周时，他才提起学校这个题目，他迟迟疑疑、躲躲闪闪地说：“我正谈到你呢。我在科学俱乐部遇到你将来的院长。我想谈谈伊特拉斯坎人对永生问题的看法；他要谈给工人阶级增设讲座的问题；所以，我们互相让步，就谈起你来了。我问他将来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三百镑一年；决不会再多给。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数目。’我认为这是个可怜的数目。我上学时得的津贴比大多数人都多。我回想起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方设法多几百镑数目的差别都没有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名声影响那么大。我考虑给你六百镑，”我父亲一边说，一边抽抽鼻子，每逢他感到有趣时就抽一下鼻子，“可是我想，假如院长听到了这事，他可能认为我存心对他不客气，所以，我还是给你五百五十镑。”　

我谢了他。　

“嗯，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