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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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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人一样。”
“亲爱的查尔斯，恰恰不是这样——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他们人数那么少。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教派——实际上，至少有四个教派，有一半时间他们都在互相谩骂——可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别人完全不一样；凡是他们认为重要的，都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他们总是力图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可是他们的人生观却随时流露出来。他们要把自己的人生观隐藏起来原是很自然的。不过你知道，对于像我和朱丽娅这样的半异教徒说来，要隐藏可就困难了。”
这时从高烟囱那边传来儿童的喊叫：“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于是这次异常严肃的谈话就中断了。
“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
“你在哪儿呀？”
说着就出现了一个十一二岁胖乎乎的孩子；她身上有着那种明显的家族特征，不过在她真诚而胖乎乎的圆脸上，这些特征都走了样；她的脑后垂着两条粗大的旧式辫子。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有穿衣服啊。”
“什么？你也太不像话了。我猜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和布赖德一块儿来的，留下来看了看弗朗西斯·泽维尔。”（转向我，）“弗朗西斯·泽维尔是我的猪。后来我们和芬德上校一起吃了饭，然后就去展览会了。弗朗西斯·泽维尔可招人注意呢。兰德尔那个恶棍用一头癞皮牲口就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又看到你我真高兴。你可怜的脚怎么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噢，对不起。你好。”那个家族的全部魅力都在她的微笑中。“他们在下边喝得相当醉了，所以我就来了。喂，谁在办事间里画画呢？我去那儿找一个凳子手杖，就看到了。”
“说话留点神。那是赖德先生画的。”
“太好看了，真是你画的吗？你很聪明。你们俩干吗不穿好衣服下来呢？附近没有人。”
“布赖德肯定会把交易会的鉴定员们带来的。”
“不会，我听见他说不打算带他们来。他今天脾气可坏啦。他原来不想让我和你们一起吃饭，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来吧。你们的样子见得人的时候，我就去育婴室。”
晚餐桌上大家很沉闷。只有科迪莉娅一个人自由自在，她吃得津津有味，很高兴地吃到夜阑人静，高兴有她的哥哥们陪着她。布赖兹赫德比我和塞巴斯蒂安只大三岁，可他却显得是另一代的人了。他有他家族的特点，在他难得一笑时，他和家里人的笑容一样动人；他说起话来，也是他们那种嗓音，还带着一种庄重而拘谨的味儿，而这种味儿照我堂兄贾斯珀的话说，听起来就显得装腔作势，言不由衷，但布赖兹赫德的话听起来却显得平易近人，自然流露。
“十分抱歉这才知道你到我们家来了。”他对我说，“他们对你照顾得好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葡萄酒。如果威尔科克斯自己做主，他就会相当吝啬的。”
“他待我们非常慷慨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了。你喜欢葡萄酒吗？”
“很喜欢。”
“我要是喜欢喝就好了。别的男人和酒结了不解之缘。在毛德琳学院时，我不止一次想把自己灌醉，可是我不喜欢葡萄酒。我甚至觉得啤酒和威士忌都不大开胃口。像今天下午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结果是一场苦难。”
“我可喜欢喝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的最近的成绩报告单上说，她不仅是学校中最坏的女学生，而且她在最老的修女的记忆里也是最坏的。”
“这是因为我拒绝做圣母会修女。女修道院长说，如果我不把宿舍弄整齐些，就不能当圣母会的修女，所以我就说好嘞，我还不愿当，再说我也不相信圣母会管我是不是左脚穿了体操鞋，右脚穿了跳舞鞋。气得女修道院长脸色铁青。”
“圣母可是喜欢顺从的呀。”
“布赖德，你别这么虔诚了，”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一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这种人在你们学院里很多吗？在毛德琳学院可有一些。”
“我实在不知道。在进牛津大学以前我早就是不可知论者。”
“无神论者到处都有。”布赖兹赫德说。
宗教信仰似乎是这天非谈不可的话题。我们谈了一会儿农业展览会。后来布赖兹赫德说：“上个星期我在伦敦见到主教。你们知道，他想关闭我们这儿的小教堂。”
“得嘞，他关不了。”科迪莉娅说。
“我想妈妈不会让他关掉。”塞巴斯蒂安说。
“小教堂离得太远了，”布赖兹赫德说，“梅尔斯蒂德周围十几户人家没法到这儿来。所以他想在梅尔斯蒂德开一个弥撒中心。”
“那我们怎么办？”塞巴斯蒂安说，“难道我们在大冬天一早就得开车去那儿吗？”
“我们必须让圣餐礼在这儿举行，”科迪莉娅说，“我喜欢偶尔去参加一下；妈妈也喜欢。”
“我也爱去，”布赖兹赫德说，“可是我们人太少了。好像我们并不是全庄园人人都去作弥撒的老天主教徒。小教堂迟早总会取消的，也许等妈妈过世后。问题是，如果现在就取消是不是合适。你是个艺术家，赖德，从美学角度来看，你认为小教堂怎么样？”
“我认为很美。”科迪莉娅噙着眼泪说。
“它是件真正的艺术品吗？”
“呃，我还不大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小心地说，“我认为这个小教堂是它那个时代的一个出色的代表作。可能再过八十年，它就会受到极大的赞美了。”
“这教堂二十年前不算美，八十年后很美，而现在就不美，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好啦，现在也许是好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说，我恰好不十分喜欢它。”
“可是，喜欢一件东西和认为它好有没有区别呢？”
“布赖德，别像耶稣会教士那样狡猾。”塞巴斯蒂安说。可是我知道这样的争执不只是个文字问题，而且还表现出我们之间的深刻而又无法消除的分歧；双方都不理解，而且也不能够理解对方。
“难道你也是这样来区分葡萄酒的吗？”
“不。葡萄酒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我喜欢那目的，而且认为那目的是好的——那目的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可是就我的情况来说，葡萄酒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葡萄酒，也不认为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赖德，别说啦。”
“对不起，”他说，“我还认为这个问题让人们感兴趣哩。”
“谢天谢地，我上的是伊顿公学。”塞巴斯蒂安说。
吃完了晚饭，布赖兹赫德说：“恐怕我得把塞巴斯蒂安带走半个小时。明天我要忙一整天，展览会完了我得马上动身回去。我有一大堆文件要请父亲签字。塞巴斯蒂安得把这些文件取出来，解释给父亲听。科迪莉娅，你该去睡觉了。”
“得先消化一下才行，”他说，“晚上我还没有这么大吃过呢。我还要跟查尔斯说说话呢。”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什么‘查尔斯’？你应当叫赖德先生，孩子。”
“查尔斯，来吧。”
就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她说：“你真是个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随时都谈论宗教问题吗？”
“不是随时谈。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提出来的，不是吗？”
“是吗？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宗教问题。”
“那么，也许一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要为你祷告。”
“你可太好啦。”
“要知道，我不能给你一串念珠的时间，只能为你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我要为他们祈祷的人有一大串呢。我把他们按顺序排好，每周一次，我给每人祈祷十个念珠的时间。”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了我该得到的了。”
“噢，我碰到的一些事情比你还要难办呢。比如说劳埃德·乔治，凯泽和奥利夫·班克斯。”
“她是谁？”
“她上个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女修道院长发现了她正在写什么东西。知道吧，如果你不是不可知论者，我就会向你要五先令，好买一个黑人教女。”
“你的宗教我丝毫也不感到吃惊。”
“这是上学期一位神父发起的新鲜事儿。如果你给非洲的某些修女寄去五先令，她们就会在给某人婴儿洗礼时用你的名字做婴儿的教名。我已经有了六个黑科迪莉娅啦。这挺好玩的吧。”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一回来，就叫科迪莉娅去睡觉了。布赖兹赫德又继续谈起我们谈论的那场话题。
“当然，你确实说得有理，”他说，“你把艺术当作手段而不把它当作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啊，可是不寻常的是，我竟然发现一位不可知论者居然也相信神学。”
“科迪莉娅已经答应为我祷告了。”我说。
“她为她的猪连续作过九天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这一切让我莫名其妙。”我说。
“我觉得我们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的。”布赖兹赫德说。
这晚上我才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我过去对塞巴斯蒂安多么不了解，我这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我接触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在公海客轮上结识的一位朋友；此时，我们已经在他家乡的港口靠岸了。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会场上的帐篷拆掉了，旗子也拔掉了；被践踏的草地又开始恢复了绿色；以从容闲散开始的这个月，倏忽到了月底。现在塞巴斯蒂安走路已经用不着拐杖了，也忘记了他的脚伤。
“我想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呀。”
“我想到这一点。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过活。而旅费，律师们会给我的——给我买头等车卧铺票。用这笔钱我们俩坐三等车去就够了。”
我们就这样动身了；先是搭了便宜的长途海轮横渡海峡去敦刻尔克，我们在清朗的夜空下在甲板上坐了一夜，看着沙丘那边破晓的鱼肚色的曙光；接着又坐硬席去巴黎，到达巴黎就驱车去洛蒂旅馆，洗了澡，刮了脸，又在富瓦蒂餐馆吃了午餐，餐馆里很热，有一半坐位空着，随后又昏昏欲睡地逛了商店，后来就一直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等到我们火车开车的时间；火车在温暖的、尘土弥漫的傍晚到达里昂车站，然后又换乘南开的慢车，又是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回家的穷人——他们像北欧国家的穷人那样，旅行时带着许多包袱，对权威还流露出恭顺谦卑的神情——这里还有假满回去的水手们。我们时睡时醒，火车颠簸着，还经常停下来，夜里换了一次车，一上车又睡着了，醒来时车厢已经空了，车窗外闪过松林和远处群山的峰顶。边境上是穿崭新军服的士兵，在车站便餐室吃咖啡和面包，我们周围都是带着宽厚而快乐表情的南方人；火车又开到平原上，针叶松变成葡萄藤和橄榄，在米兰换车；从手推车上买了蒜肠、面包、一瓶葡萄酒（我们在巴黎把钱花光了，只剩了几个法郎）；太阳高照，大地热烘烘的；车厢里坐满了农民，每到一个车站就拥上拥下，闷热的车厢弥漫着大蒜气味。薄暮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威尼斯。
一个脸色阴沉的人在那儿迎接我们。“爸爸的仆人，普伦德。”
“我先接了那趟快车，”普伦德说，“爵爷想你们一定看错了火车时间表。这趟车好像才从米兰开来的。”
“我们是坐三等车来的。”
普伦德有礼貌地嗤嗤笑着。“我开来了一条冈朵拉。我坐汽轮把行李带去。爵爷到利多去了。他不一定能在你到家前回来——那是我们预计你坐快车来算计的。现在，他可能回家了。”
他领我们上了等待我们的小船。船夫们穿着白绿两色的制服，胸前别着银质徽章；他们微笑着鞠躬。
“回大厦，普朗陀。”
“是的，普伦德先生。”
于是我们的船顺流漂去。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
“我以前来过一次——那是从海路来的。走这条路就到了。”
“瞧，我们到了，先生们。”
那大厦比传闻的小些，门面很狭窄，石阶上长满苔藓，阴暗的拱廊用粗琢的石头建成。一个船夫跳到岸上，把船系在柱子上，然后去拉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使船紧靠着石阶。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俗气的条纹亚麻布夏季制服的仆人引我们走了台阶，我们就从昏暗的地方走到亮处；华贵的钢琴上洒满了阳光，丁托列托学派的壁画使这个府第显得光辉灿烂。
我们的住房在上面一层，要上一段陡峭的大理石楼梯，为了不让午后的阳光照进来，房间的百叶窗都关上了；仆人把百叶窗推开，我们眺望外面的大运河；床上挂着蚊帐。
“现在没有蚊子。”
每间屋子里的家具都只有一个不大的鳞茎面的衣橱，一面镶着镀金框的、模糊不清的镜子。地板是大理石板，没有铺地毯。
“这光景有点凄凉吧？”塞巴斯蒂安问。
“怎么凄凉？看看这些吧。”我又把他带到窗户前，下面和周围是一片辉煌华丽的风光。
“不，你怎么能不说凄凉呢。”
这时隔壁一声巨大的爆裂声把我们吸引过去。我们发现一间洗澡间，看上去仿佛是修建在烟囱里似的。上面没有天花板，墙壁直通上去，经过上面那层楼通到露天。在这座古老的热水锅炉产生的水蒸汽中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男仆的影子。有一种冲鼻的煤气味道，一小股冷水汩汩地淌着。
“没法用了。”
“是，是，真是意外，先生。”
男仆跑到楼梯顶上，朝下面大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着，比他的声音更刺耳。我和塞巴斯蒂安又回到我们的房间观看窗下壮丽的景色。过了一会儿，那场争吵结束了，这时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进了我们的房间，朝我们笑笑，又对那个男仆瞪瞪眼睛，把一只镀银脸盆和一只盛了热水的水罐放到塞巴斯蒂安的衣橱上。这时男仆打开我们的衣服，又把它叠好，他不知不觉说起意大利语来，跟我们讲那座热水锅炉被埋没了的优点，说着说着，他突然把头向旁边一扬，警觉起来，说了一声“侯爵来了”，拨腿就跑到楼下去了。
“我们穿的像个样子再去见爸爸，”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倒不用穿礼服。我估计现在他那里没有客人。”
我心里充满了要见马奇梅因勋爵的好奇心。当我见到他时，我首先为他的正常状态所打动，随着我越来越多看到他时，我觉得这种正常状态值得仔细研究。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种拜伦的气派，他认为这种气派不够得体，所以拼命克制住。他站在客厅的阳台上，当他转过身来欢迎我们的时候，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浓重的阴影。我只感到面前是一个魁伟笔挺的身影。
“亲爱的爸爸，”塞巴斯蒂安说，“你显得多年轻啊！”
他亲吻了马奇梅因勋爵的脸颊，我自从离开育婴室就再也没有吻过父亲，这时我便不好意思地站在他身后。
“这是查尔斯。你不觉得我父亲很漂亮吗，查尔斯？”
马奇梅因勋爵握握我的手。
“不管是谁给你们看的火车时刻表，”他说——他的嗓音也是塞巴斯蒂安那样的——“反正他是干了一件蠢事。没有这样一趟车的。”
“我们就是坐这趟车来的。”
“不可能。那个时间只有从米兰开来的一趟慢车。当时我正在利多。下午早些时候我去那儿和职业网球家打网球。一天中只有那个时候还不太热。我希望你们两个在楼上住得很舒服。这所房子似乎只是为了一个人的舒适而设计的，这个人就是我啰。我有一间像这么大的房间，还有一间挺像样的化妆室。卡拉占了另一间相当大的房间。”
听到他如此直率而又如此漫不经心地提到他的情妇，我不禁呆住了。后来我猜想他这样说是为了面子，是为了我。
“她好吗？”
“卡拉吗？很好。我希望是这样。明天她就回到我们这儿来。她正在布伦塔运河边一个别墅里看望几个美国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呢？倒是可以去‘月神’餐厅，不过现在那里全是英国人。你们在家里吃饭觉得太闷了吧？卡拉明天一定要出去的，这儿的厨师真是出色极了。”
他已经离开窗口，这时他全身沐浴到夕阳的光辉里，他身后是红锦缎般的墙壁。那是一张高贵的脸，充满了自我克制，正如他企图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稍微有些疲倦，稍微带点讥讽，还有点贪图酒色的痕迹。看起来他正当盛年。想起来真奇怪，其实他只比我父亲小几岁。
我们坐在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房间里，在大理石桌子上吃晚饭。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不是大理石的，就是丝绒的，或者是单一的、金色石膏粉制品。马奇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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