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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的。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合格的庶民，就先到法国去做一个合格的工人！”　　“决不给中国人丢脸。”　　“硬要争口气！”　　正是报国学子们激情四溢之际，杨开智飞跑而至：“开慧，爹又不舒服了！快……”　　杨开慧心下一记抽紧。　　太糟糕的消息！　　毛泽东与蔡和森即刻陪着杨开慧，随杨开智赶到先生家，蔡元培先生正陪着一名年在不惑的德国医师席尔克，在检查杨昌济的病情。　　杨开慧一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焦切地关注着医师。　　杨昌济依旧平和如故，用德语致意：“谢谢，席尔克。”　　席尔克宽慰地一笑：“你太累了，杨先生。好好休息。”他用德语关照着，收拾好出诊皮箱，由蔡元培陪着，徐步出外。　　毛泽东与蔡和森欲知究竟，也接踵跟出。　　到了小院子里，席尔克这才摆摆头，用德语严峻地关照着蔡元培。蔡元培用德语叮问着什么，沉重地允诺着。　　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虽听不懂，却也猜度出一二。待蔡元培送走友人回转，两人便几步迎上去：“蔡先生，杨先生的病……不妙？”　　“肾炎出现反复，不太好，观察三天，再决定是否住院。”　　两位学子的心顿时抽紧了。　　“肾炎？……”　　蔡元培一脸沉重道：“这病很棘手，……杨先生太累了！”　　毛泽东与蔡和森深感不安，还很有一些太有劳先生的负疚。　　萧子升疾步赶来，大衣敞开着，张口便问：“杨先生怎么样？”一见两同窗好友的忡忡神色，心下不觉抽紧。　　三学子惴惴地伴着蔡元培守护着杨昌济。　　“孑民兄，我的哲学课，往后挪几天。等人稍好一点，我再补上。”杨昌济仍然惦记着课业。　　蔡元培头一摆，宽抚着：“上课的事，不用担心；这次，一定要好好治治。”　　“老毛病了，不要紧，躺几天就可以。”杨昌济反而宽慰起老友来，“学校事多，快忙你的去吧。”　　蔡元培熟知老友脾性，便点头起身，又关照着：“我看，还是住院治疗的保险，大家也可以放点心。嗯。”他似提醒着自己，酌量着，踽踽而去。　　“真是位劳心的学兄。”杨昌济感慨系之。　　“杨先生，我们让您太……费心了。”毛泽东言之哽咽，负疚之情难以自抑。　　杨昌济微微一笑，坦然自白：“当先生的不为学生费心，岂不是徒有虚名了？”　　“先生！”　　三位学子感怀之下，益觉着心酸。　　“您为我们做得太多，我们为您却……”　　杨昌济抬手止住萧子升，绕开话题：“开慧说，大钊先生的讲演，很鼓舞人心。是吗？”　　“感人至深！”蔡和森激情犹在，一瞟萧子升，正想请教先生什么，被“笃笃”而至的脚步声打住。众目寻顾——  

第十章：鹰击长空（8）
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三人，在杨夫人引领下，亟亟赶进屋来。　　胡适“怀中兄！”　　“哎呀，怎么惊动了诸位尊神？”杨昌济觉着过意不去。　　“你这话是想叫我辈学弟无地自容不成？”陈独秀以守为攻，引得一屋开颜，气氛倒松快了不少。　　毛泽东三人连连欠身，跟三位先生施礼、让座。未知有心还是无意，毛泽东将竹椅一送：　　“胡先生，请坐。”　　随即，三位学子便知礼地悄然退出。　　陈独秀目光划过胡适，盯住毛泽东的高高背影道：“大将风度。唔？”　　“他就是……那个没有注册的？”胡适这才对上号。他戴着玳瑁眼镜，一副学者的典雅风度中，洋溢出海外归客的气韵。他字适之，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7。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中国现代学者。　　“这三个人，在湖南一师，被举为‘三杰’。”　　“噢？”　　“怀中碌碌，却自信这毛泽东君、蔡和森君，必是我中国的栋梁之材。”　　胡适心怀疑窦，还是不由得瞟一眼门口。李大钊、陈独秀各有所思，同怀信赖。　　“三杰”人一出房门，蔡和森就不客气地向萧子升责问开了：“你这位总干事不像话！讲好了一起去听李大钊先生讲演的，怎么又……”　　“嘘。”毛泽东一指里屋。　　待到进了东边侧屋，毛泽东才婉转地道出：“多么可惜！你今天失去了一次好机会。”　　“不，可惜的该是你们。”萧子升回驳着，倒将两同伴说懵了。　　“我们？”　　“莫非你去俄国了？”　　萧子升捋捋西发，洒溢出扬扬的意气：“德国失败了，未必就不是胜利；美、英、法，外加我们中国胜利了，未必就不是失败。”　　“你这是哪家的诡辩术？”蔡和森莫名其妙了。　　“是李煜瀛先生的？还是克鲁泡特金的？”毛泽东察出端倪。　　“都是。”萧子升直言不讳，“俄国的劳兵政府，是血、是性命换来的，谁能料到明天会不会又被用血、用性命夺回转去？中国叫八国联军打得还不够惨？现在轮到德国了！够了！这种惨祸也该停止了！”　　“你反对一切战争？”毛泽东一语中的。　　“反对！”　　“我也反对。”　　“哈，你也……‘克鲁泡特金’了？欢迎欢迎。”萧子升惊喜地握住毛泽东的长臂。　　“克鲁泡特金不无道理，面包加平等，哪个不想？”毛泽东不张不弛，心下也矛盾着，“可张敬尧手里抓着枪，段祺瑞、徐世昌们，一个个军阀手里都抓着枪，他们非但不讲平等，给的一点面包又不够垫肚子的，还杀人、糟蹋人，这又该怎么办嘞？总不能就伸着个脑袋，听人宰割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萧子升一副赤诚情状，“世界、人类，应该学会忍耐。”　　“啪！”蔡和森出其不意，挥手一个耳光。　　萧子升火了，一蹿而起：“你？！”　　“你怎么就不学会‘忍耐’？”蔡和森一语，问住了萧子升。少顷，他才躬身致意：“对不住了，子升兄。”　　毛泽东恍然大悟，仰首大笑。　　萧子升恨不得，笑不能，一脸窘恼！　　“我萧子升敢跟二位打赌！”萧子升突然冒出的“打赌”，一时将毛泽东与蔡和森“打”懵懂了。　　“打什么赌？”　　“倘若俄国革命在中国也能成，我此一去法国就永不返回！”　　毛泽东倒不失冷静，徐徐道：“子升兄言重了。真到那个时候，你难道就甘心做一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里三人的争执，激起了正步出堂屋的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三位先生的兴趣。陪送出来的杨开慧和杨夫人也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侧屋。　　屋里的“三杰”，依然在面红耳赤中。　　“你们俩……唉！”萧子升实在为两个好朋友惋惜。　　“不用为我们叹息。我们真输了，就留学俄国，总还有个不错的去处。你可就惨了！”蔡和森调侃着。　　“怎么见得？”　　毛泽东直言一点：“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权威的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了。你要是真输了，到何处去避难嘞？怕也只有做个国际流浪汉。”　　侧屋外，院子里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不由得大为动容！胡适心底下一记“咯噔”！　　又传来毛泽东的声音：“天下是劳工的，庶民的。我想，只要天下的劳工起来了，庶民起来了，为自己的生存、权利挺直腰板而战了，这天下就会大变样！”　　那是蔡和森的声音：“我坚信这一天！”　　李大钊、陈独秀备觉欣慰！胡适也不由得怦然心动！　　杨开慧的幽目里，更是流露出感奋的神采！　　李大钊头一点道：“怀中兄所言不差，毛泽东不只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许是将功补过罢，这回是胡适主动将毛泽东邀来自己的文科办公室。萧三很有兴致地相伴而至。　　胡适饶有兴味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头微微一点道：“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毛泽东沉吟着：“‘出洋’两字，在好些人是一个‘谜’。其实，中国出过洋的不下几万、几十万，好的实在有限，多数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第十章：鹰击长空（9）
“哎唷唷，你这一棍子，连我胡适，孑民、怀中、守常都打进去！”胡适故作夸张地笑着提醒。　　陪伴的萧三也忍俊不禁了。　　“不敢、不敢。”毛泽东歉意地解释着，“你们都是大学问家，中国的栋梁材。说实在的，我也赞成出国，我们还要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去法国。中国需要外国的好东西，新东西。”　　胡适笑着打断道：“不必解释。我理解，也支持！”　　毛泽东两眼一亮问：“胡先生也支持我留下来？”　　“嗯。你说得有理。”胡适转而遐眺窗外，追寻着什么，“‘出洋’的人，不少是去镀点金，捞点钱，混个学位什么的；真正学有所成，回来报效国家的，也实在是凤毛麟角！我打算写一篇《非留学篇》，也算是对你毛润之的一点声援。”　　毛泽东欣然欠身：“谢谢。愿早日拜读到先生的大作！”　　胡适从橱里抽出两册大厚书道：“这是我在美国的导师杜威先生写的两部代表作。我想，这可以更开拓你的视野。”　　毛泽东见书开眼，捧过一看，是《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改造》等，便欣欣然回应：“我一定好好拜读！”毛泽东夹着书，与萧三信步来到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发现了什么，不觉收住脚步。噢，那正是李大钊先生演讲的所在……　　近乎条件反射。李大钊的声音随即从脑际回荡出来：“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要经一番苦痛，要冒许多危险。”　　“润之？”萧三不知所以，“是为我哥那天没来？听说你们……吵架了？”　　毛泽东回过神，头一摇道：“吵架，是为公、为国家，是主义之争，那是不得不吵；于私、于友情，我们是再好不过的朋友！”　　北京之行，真是不虚。毛泽东的收益接踵而至——　　1918年冬，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　　次年1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同年初春，又经李大钊介绍，毛泽东、蔡和森在圆明园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同年3月初，毛泽东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　　……再奔忙，毛泽东心里也还是一直放不下至亲至爱的杨昌济先生的病。　　就在去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前一刻，他又赶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先生一直在那里养病。　　“头一批赴法的明天就走吗？”杨昌济不忘学生的事业。　　毛泽东头一点，回道：“我送他们去上海，再回湖南。”　　“和森呢？”　　“他留守北京。我们准备发动更多的湖南学生来京，再出去。”　　杨昌济慰悦地点点头道：“你们已经结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位领袖人物，要多多学，多多问。”　　毛泽东默记在心：“嗯。”　　“还是《书经》上的那句话，‘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在第一师范，是启蒙的杨昌济先生第一次从《书经》中为毛泽东与蔡和森引出此言。而今在北京，杨昌济独卧病榻，仍以此言相嘱，足见其对两学生期望之深。不消说，他自己就视此言为人生的信条，并亲身实践之。　　先生的良苦用心，厚重的寄托，毛泽东焉能不察？　　且听毛泽东的自述：　　“杨昌济先生在我青年时代对我有过深刻影响，后来在北京是我真诚的朋友。”　　“学生记住了。”毛泽东动情地握住恩师变得纤细乏力的手，眼里浮动着泪光，“但愿这卧佛的圣地，能保佑先生平安康复！”　　杨昌济宽慰地一笑：“霞，送送润之。”　　杨开慧送毛泽东出来，轻声问：“你这就去长辛店？”　　毛泽东头一点道：“嗯，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　　“你这一走，怕是离不开‘平民’了。”　　“离不开了！毛泽东此生也离不开‘平民’了……”毛泽东遐思悠远，转而又顾念到什么：“真是块疗养的风水宝地！山水有灵，会保佑先生的。”　　杨开慧禁不住“扑哧”一笑：“你也信佛？”　　“小时候，跟着母亲信过。呵，那份虔诚呀，说出来你都不信。”　　杨开慧再次笑出声来。　　“为了父亲的不信佛、不拜菩萨，母亲和我一直很伤心。”　　“你该不会哭罢？”　　“哭倒不怎么记得，眼泪怕是流过——那是陪着母亲流的。”　　“你真孝顺母亲。”杨开慧睃了毛泽东一眼，在一支人状的石笋前停了下来，“后来怎么又不信了？”　　毛泽东也瞩目起这支人状的石笋，像是透过它来追忆起往事。要说他怀疑菩萨，当是从自己的病引发的。就是跟母亲求神保佑最多、最勤的时候，他瘦弱的身子非但不见健康一点，还大病了一场。这菩萨、这神，怎么不管用呢？是田间的劳作，特别是学会了游泳，才渐渐把病魔驱走。他慢慢懂了，最靠得住的不是菩萨、不是神，而是自己。自己的命、自己的运，要靠自己来掌握。就在他发现诸如《三国》、《岳传》之类小说中见不到种田农人而生出大疑问的时候，他又发现穷苦农人不少都信佛、都求神，还都很虔诚，但到头来，却依旧受穷，毫不见改观。神要是真有灵，怎么能不管穷苦百姓的死活呢？他开始从根本上怀疑了。是新派教员李漱清，改庙宇为学堂，教授新文化、新道理，使毛泽东催生出新信念：不能信佛。特别有意思的还是做儿子的从信佛到不信，而做父亲的后来却信佛了，两人正好调了个向。  

第十章：鹰击长空（10）
杨开慧又“扑哧”笑了。她有点不信：“怎么会呢？”　　毛泽东告诉开慧，是一只大老虎，改变了父亲的信念。父亲在一次回家的山路上，冷不丁撞见一只出山的老虎，顿时吓得干愣在那里。老虎大略也没有料到，瞪眼立在斜坡上。双方就这么互相审视着。父亲跟老虎拱了拱手，说了一句什么，便挪步回身。那大老虎也没有追，径自尾巴一甩，一样地“回府”去了。回到家，父亲似乎悟出了冥冥中有神在暗助自己，从此以后，就信上了佛，不过绝没有母亲那般虔诚。　　杨开慧听得津津有味。有顷，才又回归正题，关切地问道：“润之，你为赴法勤工俭学做了那么多事，出了那么多力，怎么自己又不出去呢？”　　毛泽东也收住步，眉峰微蹙道：“我们是该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　　杨开慧感触到毛泽东眸子间幽邃的思虑……　　“我们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太少。那么多的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杜威的经验论的自然主义，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俄国革命是成功了，还不晓得列宁是个什么主义。我得多下点力，多作点比较。等一年两年后，去俄国的路通了，我就去！”　　毛泽东眼里的幽思，渐渐在杨开慧的目光里荡漾开来。　　毛泽东的自述：　　“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并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引自李锐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两人拾级而下，拐到坡道上，见到一对同根的香樟树，互相依偎着，欣欣然直指苍穹。四道目光，不由得一记颤动！　　“好一株香樟树，日晒雨淋的，还是同根相连哇。”　　不知毛泽东说这话是有心还是无意，杨开慧不觉怦然心跳，白皙的秀脸上也泛起一抹红潮。　　四道目光里的同根相连的香樟。　　它俩应该也在青年时代，树身并不那么粗壮，但枝叶却正充满生机地伸展着。比之毛泽东当兵受罚时碰见的那株樟树，比之萧子升寝室窗外的那株楠树，它可要成熟许多，也结实许多。　　“人，不应该学花草，应该像它，在‘烈风雷雨’中挺直身子骨……”毛泽东见树生情，浮想联翩。　　“嗯。”杨开慧大生同感。按她的脾性与追求，花草给予她的温馨，还远不如树木给予她的激励。　　毛泽东的悠悠目光从连根的两株香樟挪到开慧身上，若有所待地伸出长臂道：“我期待着，霞！”　　杨开慧微埋下略略发烧的脸孔，几乎不由自主地伸手上去。　　两双手第一次连上了。猛然间，彼此都是一记会心的颤动！　　老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还真是不假。在北京，毛泽东和杨开慧早就连着的心，“一点”而沟通了。　　且听毛泽东言简意赅的自述：　　“在这里，我还遇到并爱上了杨开慧……”1918年3月14日，毛泽东直奔上海；总算赶上了送别湖南赴法留学的同学。他久久伫立在码头上，久久目送着业已远去、远去的法国邮轮“央脱莱蓬”号……　　灼热的呼喊在心底迸发着：“我的同学、我的会友，时不我待，我们一齐下力哇！”　　长长的黄浦江，浪呼应，潮奔涌。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一章：激扬文字（1）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　　何叔衡、陈昌、周世钊携着新会员，陶斯咏、朱华贞率着几个女校同窗，小胖还带着一班电灯公司的工友，习惯地来到“老朋友”——橘子洲头。大家围聚着毛泽东，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