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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园-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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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时过境迁,明天也许成了问题,哪一句话不可以被误解和歪曲?但他又不能说李墨霞的顾虑是一种多余,根据私人信件定罪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可是,他如何能够下手销毁这些信件?它们曾经浇灌过、养护过他伤痕累累的心灵,在他的生命旅途中,这算是唯一值得珍藏的感情财富,也是他身处逆境而精神未致崩塌的有力支柱。生活已经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暗伤和隐痛,现在又要他从李墨霞的信中寻找问题,这有如叫他在自己的心头上挑刺。他的手垂了下来,重又把那叠书信包裹起来放回到大木箱的底下。他在房子里踱了几步,在书案前坐了下来。房子正面墙头上贴着的一条字幅跳入他的眼帘:“少说话,多做事,脱胎换骨作新人。”这是他五年前因那句“虎落平丘被犬欺”的闲话挨了一个暑假的整肃留下来的教训。在这五年里,条幅更新过四次,内容却一字未改,他一直拿这张字条自戒自律,每当心绪不能平静时,望着它暗自伤神一会,便自认倒霉了。这次却不灵验,近年来,他很少注意它了,纸已经变色,周边已经破损,早过了应该更新的时候。人不能说话还算人吗?这样生活下去岂不是一种自我窒息!人性的尊严在他内心涌动,仇道民取下了那张字幅。他不打算再检查那些书信了,一直拖延了六七天,才给李墨霞回信,但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情绪,为了不让李墨霞担心,只说已经按照她信中说的作了。
不料,在信寄出去的当天下午,仇道民又收到了李墨霞的来信。信中说,她希望仇道民没有回信的原因是工作太忙而不是别的情形。她确实担心,因为,自从重新确定关系以来,仇道民不及时回信的事还没有出现过。她再次提到运动的事,而且更为认真。她说青妹从开始学习的那天起就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进修学校学生的毕业考试也可能要推迟到整风之后,现在她们已经开始学习有关文件,估计下一步就会组织鸣放,那时就不一定能够通信。她深知仇道民的处事,他也许能够沉默无言九十九次,但很难说在一百次上沉得住气,过得了关。如果死火山的深处仍有炽热的岩浆冲突,就难说它没有复活的可能。李墨霞曾经收到过仇道民寄给她的几期油印的《春草园诗选》,仇道民在介绍这个学生诗社时很有些沾沾自喜,以为“双百”方针真正带来了如他那幅门联所形容的春天:“风摇万木花齐放,雨过千山鸟共鸣”。他表示要作个“春草园诗社”的园丁,播撒诗歌的种子,在学生身上复活他年青时候的梦想,因此,他还特别介绍了彭石贤等几个同学的诗作。恰在此时,李墨霞又收到了彭石贤的信,信中说了许多“要肩负时代的使命”,“开创自由*未来”等稚气十足的话。现在她冷静地想想,这种*结社的事是最容易招人注目,最容易惹出麻烦来的。于是,她在信中让仇道民千万不要搞什么诗社,并请他一定关照好侄女李超兰,也提到了彭石贤信中的情绪。她强调说,学生年幼无知,未经世事,感情容易冲动,老师对他们的前途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一来,仇道民的心情又沉重了,他曾经无数次痛悔过自己的感情用事,这办诗社的事能说不是自己忘乎所以了么?诚然,诗社是几个学生闹起来的,而且他们还天天在闹,正想着把诗社进一步扩大为学社。比之他,学生们的情绪要激动得多,也确实有些不安分,有如初次离巢的小鸟,在一片新天地里活蹦乱跳,留连忘返,根本不可能预测到暴风雨的来临,正因为他们不知道吉凶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老师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陈灿英每次为着办学社的事来向仇老师请示得到的答复都是“别急,再等一等吧”。仇道民在作难,办诗社违犯了李墨霞来信的告诫,他不能不为学生作慎重的考虑,但面对满腔热情的学生,他又不忍心打落他们的积极性,他是实在说不出阻止学生自由结社的理由啊,在他以前作学生的那个年代还有这种自由呢!
他的犹豫不决让彭石贤感到了烦躁,一连好几天,他与“猴头”等同学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赶着油印《春草园诗集》,仇老师却推卸了原来答应作序的事,只为诗集题写了一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而陈灿英似乎也不如她以前说的那样急切,她把油印的诗集堆放在仇老师的床底下,便没有再提起了,彭石贤跟她商量过好几次,她都只是大大咧咧地说了些空话,并无实际行动,看来,这诗社学社就光是他一个人在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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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学的领导已经多次组织老师们学过整风运动的有关文件,这没有引起老师们多大的反响,因为人们都知道,文件上的话往往不可捉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要紧的是看领导如何解释,而更为世故的人则对领导的说法也不看重,只留心领导脸上神色的变化。既然脸色铁青,目光阴冷的校长念完文件便把它推到了一旁,只言不由衷地说了几句“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的话,老师们当然不会有“帮助党整风”的热情表现出来。所以,一开始,运动显得风平浪静,万里无云。领导与老师双方都满足于那种相安无事的太平景象。
可是,这场运动的高层领导不同意,坚持说,我们的方针是“放”而不是“收”。于是,县中学校长只得再次把全体老师召集拢来开了一个大会,反复表示他真心诚意地欢迎大家帮助党整风。接着,他从那件褪了色的中山装口袋里拿出个本子来,架上眼镜,一字一句地宣读那份称作工作回顾的检讨,整整三个小时,谈他从二十一岁参加革命至今又二十一年的经历:这无非是说些有成绩也有问题,成绩不大是个问题,问题不少可还有不少成绩,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希望大家多多指出他的问题,只有解决了问题,才可能取得更大成绩之类的话。如此狗咬尾巴自转圈一番之后,又说现在整风运动正在广泛展开,他相信老师们一定会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对他进行帮助,若不然,就说明他脱离群众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地步。于是,便有人给他送来了一点“和风细雨”。比如,说他工作中有点急躁情绪啦,有时深入群众还不够啦,甚至还有人说,校长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带病坚持工作,这严格地分析起来是对革命的长远利益不负责任啦。如此种种,鬼才知道是阿谀奉承呢还是挖苦讽刺!当然,这和风细雨虽算不得是一种舒舒服服的享受,但绝没有那种所谓“忍痛割尾巴”的难堪与狼狈。
又过了些天,外头的形势变化更快,县里的领导现身说法,接连召开了两次知名人士鸣放座谈会,所有县委委员及各局的领导都到会听取意见,仇道民有幸被冠以知名人士的头衔出席了会议。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座谈,他首先对到会人员深深一鞠躬,对他以往工作的未能周到尽意表示歉疚,接着,正式进行检讨,那检讨的用词和语气比起县中学的校长来就要深刻感人得多了。其他领导也都一一表态,声称以往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今后决心改正,态度极为诚恳。经过几天的反复动员,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少与会的人士果真解除顾虑,畅所欲言了。有人说到感慨动情之处,还禁不住热泪盈眶。仇道民却始终没有发言,他并非是无动于衷,而是觉得这知名人士的荣耀实在当之有愧。而且,县委书记再三点名催请他发言时,那笑脸,那过分的卑恭让他觉得领导也太为难了,可惜,他一时确实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在尴尬歉然之中,他终于推却了这片盛情。当时,校长列席了会议,他不得不闻风而动了。散会回学校的当天,他就亲自去买了纸和笔,叫来几个帮手,在图书馆的楼上布置了一间“鸣放室”,一连几个晚上,他把全体老师请了上去,又再三发动,再三检讨,这回是不同了,他说到对某老师漠不关心,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次检查课堂教学,见她未经请假,擅自缺课,便在学生的面前十分严厉地批评了她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并骂了她“混蛋”之类的话。后来,他才知道那位老师当天是突然犯病起不了床。说到这里,校长真还用手帕去拭眼睛。老师们听到这里,都认真起来,大家什么时候见过领导能如此自厉自责?他们便眼巴巴地看着校长会不会也把例子举到自己头上。
“当然,我各方面的缺点一定很多,在这里一时记不起来,好在老师们可以大鸣大放。我今天特意自己掏钱买来了纸和笔,务必请同志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写出来,写得越多越好,我绝对不会进行打击报复。”最后,校长再三申明了他的态度。
大字报就这样贴出来了,第一张大字报是郭红鼻子写的,题目叫《看看校长的军阀作风》,说某次在大庭广众中校长骂他不学无术,对什么东西都分不清倒和顺,某次又骂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最后还说到校长对他的入党要求置之不理,他的申请递交了几十次等等。这在许多人看来,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郭红鼻也太无自知之明了,让这种人入党,党还叫党吗?他这简直是有点恩将仇报,多少事校长都给他护着,团委书记的椅子让他坐着,居然还不知足!但也有人在怀疑,这是不是在演戏?实际情况是,虽不能说他们是在精心策划一场骗局,但郭红鼻也不是没有献苦肉计的意思,他写好大字报稿之后确实先给校长过了目,他也害怕秋后算账。校长看过一笑:“那你就用打倒军阀的题目贴出去吧。”校长见郭红鼻不敢,就亲自用笔给改成了现在所见的这个题目。校长心里清楚,对重用郭红鼻,群众的意见不少,认为他是养着一条恶狗。如果让大家知道他对这狗似的人还有点军阀作风似乎没有坏处。至于说,如果他到时想要教训一下郭红鼻子,那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随后,大字报零零总总贴出来不少,但这并不完全是郭红鼻带动起来的,因为领导规定了任务,人人都得写,只是鸡毛蒜皮的事搜括起来也没个几斤几两。大家仍然在观望。
仇道民不关心大是大非,但总是放不下学生的诗社与学社,因此,他对时局也作了一番研究,还想找人作个商量,可找谁去?除倪老师外也就没有别的人了。
仇道民认识姚太如,倪老师认识李墨霞,在县中学,他们算得是熟人。一开始,倪老师常去仇老师那里坐一坐,说些关于熟人熟事的话,但讨厌的郭洪斌几乎每次都要来寻事打岔,倪老师倒是显得无所谓,可她却见到了仇道民的作难,甚至还见到了他的惶惶不安。她认定这也是个可怜人。也许好人都可怜吧,倪老师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以后,她除了去图书馆上班,便真的闭门不出,打起坐来了。后来,出了郭洪斌爬墙的事,仇道民见倪老师对一些流言蜚语全无反映,便主动上门去看望,他呆坐好一会,倪老师竟不开言,只淡淡一笑而已。仇道民鼓起勇气说:“这郭洪斌是个不通人性的家伙,你得小心他些。”倪老师问:“如何小心?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就可以被指为背后议论,算小心么?”仇道民回答不得,他在郭洪斌面前实在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倪老师不想让仇道民难堪,便说:“放心吧,邪不敌正,他不是已经搬走了?”仇道民完全信任倪老师的人品,也很佩服她的沉着。其实,这两人之间是有话可说的,当初,仇老师写了些诗,倪老师虽无心写诗,论诗却很有见地。对办诗社的事,她看出来仇道民蠢蠢欲动,便说:“诗是十分个性化的东西,诗不要主子,甚至也不要老师,你何必去办什么诗社?”但是,诗社并非是仇道民一人想办,是学生闹着要办,领导也提倡办,硬让仇道民出面阻扰也不好。于是,倪老师建议,如果诗社一定得办,还是让团支部挂名为好,远忧难免,也作点近虑吧。后来,诗社办起来了,运动在发展,许多的事情又不免让人们动心,比如,这学社究竟能不能办呢?仇道民是想办,心里却总不踏实,便又去问倪老师:“中央的文件,党报的社论该不会有假吧?我反复读了那个宣传工作的讲话,觉得并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诚意,你说呢?”倪老师一听便知道,仇老师无疑是受了报纸的宣传鼓动,她带笑地说:“我没说的呢,我从来就没有弄懂过政治,你是说你不怀疑吗?那还问别人什么呢!”仇道民摇头,叹气:“可我让郭洪斌这种人害苦了,就怕他们不讲政策。我自己倒霉可以放在一旁,一旦累及学生,误人子弟,在良心上就过不去了!”倪老师理解仇道民,他是爱诗,爱那个朝气蓬勃的诗社,而不忍扫落他自己手种的理想之花。偏偏他又是个忧患重重的人,便为他设了一计,提醒说:“既然这样,你就不能让学生去问问郭洪斌?或者干脆请他给诗社作个报告,学社究竟能不能办,听听他那‘双百’方针是怎么个说法好了。”
这样,仇道民才犹犹豫豫表示了支持同学们把诗社扩大为学社的要求。
得到这个消息,首先是陈灿英忙开了,她高兴地满学校去寻找彭石贤。
这时候的彭石贤正与李超兰坐在青草地上,他们也是在议论着诗社学社的事。
“这诗社与学社的事真讨厌!”彭石贤的心绪很乱,“我是什么事也干不好了,让陈灿英他们去干,可他们又爱干不干的!”
“你前天还是激昂慷慨的,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腔调,真是易反易复,”李超兰取笑了他一句,“准是谁招惹了你!”
“谁?没谁,只有你说过让我别关心政治。。。 ”彭石贤刚张口又放弃了争论一场的想法,转而自我嘲弄,“是呀,真是易反易复小人心,我是小人了!”
“我可没让你不去关心政治啊!我更没说你是小人,你干什么我都不反对,”李超兰收回刚才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你让人摸不着头脑,你是太高深!”
“我知道我简单,”彭石贤反唇相讥,“你才太高深,以前那样说,现在又这样说──别老是坐在这里了吧,”彭石贤站起身来,“我们从这侧门出去走走。”
“让人碰上了好么?”李超兰也放弃了争执,她口上这么说,人已经站了起来,“不过,坐在这里碰上人也一样——斗嘴我斗不过你,别说这些了。”
于是,他们一同从侧门出去。正巧,当面就让猴头碰上了,他隔着田埂喊:“你们怎么躲着人?把我们全给抛开了!”
“谁躲谁呀,”李超兰回答说,“你们人影都见不到,却说我们抛开了你!”
“倒打一耙,”猴头走过来,他看人时,偏着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差点贴着别人的脸,他近视得太厉害了,“你们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全给忘了!”
“你又见到什么兴亡大事了?”彭石贤说,“不是谁都没有兴趣管这些事么!”
“陈灿英说,仇老师同意办学社了!”猴头还有点激动。
“是吗,”彭石贤望了李超兰一眼,“那可太好了!”
“她正要找你们去商量。”猴头调头问李超兰,“你去不去?”
“你们去吧,”李超兰说,“我参加就是了。”
李超兰放走了彭石贤,还表示自己也愿意加入学社,那是因为她总记着彭石贤写给她的那首题为《问你》的诗,她也没忘记自己说过要与彭石贤“同志同心”的话。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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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仇老师房子里,成立学社的筹备会不欢而散。
一开始,曾明武就玩笑地说:“我既写不了诗,又作不了文,那是文曲星的事,我是当兵的,入了这诗社还不自愿,正想着闹退社,就别说办什么学社的事了,请大家允许我单干吧——不为别的,就为我那毕业证拿不到手!”
猴头玩笑地回答他:“不行,不许单干,待我把你那丘田的入水口赌上,你就会心甘情愿了!”
“你为什么偏要坏了学社的事!” 陈灿英也瞪着眼睛怪罪曾明武。
“既然诗社学社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就没有必要勉强任何人,也不必找个党员挂牌。” 曾明武认真起来。
“死了张屠户,不吃连毛猪!”彭石贤马上表现出急躁情绪来。
“既然这样,大家就不必勉强了,这学社的事慢几天作决定也没什么关系,”仇道民本有顾虑,在他心里,是想让曾明武挂个学社社长的名,事前还征求了陈灿英的意见,现在见曾明武坚决推却,他又退缩了,“还是看看好。”
“如果谁愿意当屠户,我帮着拉猪尾巴还是可以的。”曾明武再一想,真从诗社里退出来,这话也不好说。
于是,仇道民建议:“诗社本是团支部发起组织的,要扩大为学社就该先去请示学校团委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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