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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丛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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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止于器的层面，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认识只限于表面，就没有进步的希望。而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从无形之心，采有形之事物，三十年虽日月尚浅，倘若日此进步下去，〔与###相比〕可以说定形成冰炭之差。日支两国之所以呈现这样显著的差异，有立国根源的不同、数千百年的教育的不同等，原因不一而足。但从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止于外形，以我鄙见，可以说原因在于进入两个国家时的途径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在日本，文明由国民的上层进入；在###，文明由国民的下层进入。###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外来者为利而来，内应者为利而应。交往的动机，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在###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但在进口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人不读这类的书。（《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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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2）
在这里，尽管有意无意地歪曲和忽略了一些史实，如中国人介绍西洋的东西仅限于商业目的，而对西洋的“主义”不感兴趣，殊不知中国的严复等人，更早的如明末的徐光启等人，对西洋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并不比福泽谕吉等日本人晚，更不比他们少。尽管如此，福泽谕吉对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途径的不同的分析，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甚至有些话颇中要害。但问题是，他要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
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人能够开化。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福泽谕吉全集》第51～52页）
这种断绝交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实施“锁国”，因为中国已经很不合他所提倡的“近代文明”了。但是另一方面，福泽又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许多方面是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不可比拟的，并时时在文章中流露出对中国的复杂心情，鄙夷之后，则是嫉妒。1884年，福泽谕吉在《日本不能被###所遮蔽》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与中国的竞争意识。他认为，由于中国面积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与西洋人的利害关系大，所以在东亚国家中，西洋人更重视中国，中国的名声在西洋很响，西洋人对日本相对不够重视。对此，福泽认为，日本要不被中国所遮蔽，“就要进一步不断地采用西洋文明的利器，扩大贸易，伸张国权”。而在嫉妒之后，就是艳羡、垂涎中国的地大物博的富足，所以尽管福泽尽情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屑和厌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日本人应多多到中国去，他在《到###去应受奖励》（1883年）一文中，认为日本人到中国去的太少，鼓动日本的“有为之士”多多到中国去闯荡。为什么呢？因为“###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达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因此他鼓动日本人要大胆西渡，将“###的四百余州”，作为经营事业的地方，这样一来，“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都有好处”。这就是他提出的为什么要奖励日本人“到###去”的理由。“大至国权扩张，小到一身荣华”，如此而已。事实上，此后的许多日本人或成群结队，或只身闯荡，怀着各种目的，纷纷来到中国，其中许多人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先行者。可见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对华锁国论是思想层面上的，而在军事经济层面上，他是主张对中国“积极进取”的，而以经商等和平的方式到中国去搞“国权扩张”，毕竟不能尽速，也不能尽兴。所以，福泽谕吉最推崇、最力主的，还是武力侵华。
二、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
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也是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他在《通俗国权论》一文中说过：“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表明了他对武力的崇尚。他在不少文章中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他反复强调：“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他在《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1887）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究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和“外国”打仗是好事呢？统观福泽谕吉的全集，答案十分显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朝鲜或中国土地上跟中国打仗。和中国打仗之所以是好事，就是因为日本可以从中“扩张国权”。
当年的福泽谕吉密切关注着世界及亚洲的局势和动态，从不放过一切可以从中国得到好处的机会。如1891年当他听说英法等国因中国国内焚烧教堂、杀伤外国传教士事件而正与中国交涉，若中国不答应，便组成联合舰队占领上海吴淞口，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的文章，指出：“今我日本在东洋立国，与###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必须高度予以注意。以我所见，目前的〔列强〕与###的交涉，是我国国权扩张的一大机会。从我国的国家利益来看，求诸###的很多，不一而足。”他接着举出的有：希望修改以前的条约（指《天津条约》——引者注），使日本商人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还有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众所周知，1900年日本果真加入了主要由西洋人组成的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捞一把，从而又一次在中国伸张了日本的“国权”。福泽谕吉早先提出的这一“莫失良机、趁火打劫”的“建议”，自然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
1884年10月，福泽谕吉在《东洋的波兰》一文中，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法战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和法国的战争——福泽称为“法清战争”——“是###灭亡的伏线，即使一时得以和解，今后不可挽救的顽症，必由此事件引发出来”。在他看来，现在的中国就像此前欧洲的波兰，免不了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福泽的看法基本没有错。然而，福泽强调“###必被分割”，并非同情中国的命运，而是为了鼓动日本人参与“###分割”。他在文中附了一张《###帝国分割之图》，称是一位“在外国的友人寄来的一本《###帝国未来记》中抄下来的”。这张图把中国的各省份都标上了外国的主人，例如东北各省是为俄罗斯所分割，山东、河南为德国分割，湖南、江西等为法国分割，福建和台湾为日本人所分割。福泽附的这张图上的文字全是汉字，并无洋文，而且日本分割福建、台湾，和福泽此前此后的主张都非常一致，所以有理由怀疑这张图实际上并非外国某书所绘，而是假托洋人，实则出自福泽自己之手。他在解释这张图、谈到日本为什么可以分割到台湾和福建时，这样写道：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3）
日本在地理上与###相近，欧洲列强能有今天的幸运，十几年来日本不仅与之有共同方向，给予大力协助，作为东道主人也给了他们不少便利，所以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原文如此，福泽并不忌讳使用“侵略”一词——引者注）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78页）
在中国的土地上“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可以说是福泽谕吉的夙愿。福泽明白，要实现这种夙愿，单靠坐等“分割”不行，而是要对中国发动战争。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1894年12月）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怀着对中国的领土及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本着这种“打仗是好事”的想法，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动势，一直在寻找与中国“打仗”的机会。当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赴朝平定朝鲜###时，福泽谕吉认为时机到来了。作为一个民间人士，福泽谕吉一直以强硬的霸道的态度，煽动舆论，怂恿日本政府把朝鲜国内的###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良机，趁机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中拉出，并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声称如果中国干预朝鲜事务，即与中国开战。他在《日支韩三国的关系》（1882年）一文中说：
如果虚妄自大的满清不知自己的空虚而以强大自居，以此次事变为借口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如果它说什么朝鲜国是我属国，朝鲜政府是北京政府的别府，属国别府发生的事本国本府加以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朝鲜亦敢甘于从属地位，支朝串通一气敌视我日本……如果###傲慢无理，使我日本人在世界上丧失体面，那我日本就应该勇敢应对，开启战端，将东洋的老大朽木一举摧毁。（《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304～305页）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福泽谕吉密切地关注着中国和朝鲜的动向，并不断写文章煽风点火。当时的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合法要求，以两国既定的关系为依据，派兵前往朝鲜帮助平定国内叛乱，日本却蓄意趁火打劫，也派兵侵入朝鲜，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消息传来，福泽谕吉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什么：“在今次的朝鲜事件中，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其主谋是###人，其教唆者是###人，其实际行动者，又是###人……###人的罪行不遑枚举。”他还宣扬中国兵虐杀日本妇女儿童，肆意煽动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士兵罪责难逃》，1884年12月）；还说什么在这次事件中，“日本是被害者，###和朝鲜是加害者”，日本应当向这两个国家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中国，光让他“谢罪”远远不够，“事已至此，必须抛弃以口舌论是非，而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虽然这对两国人民都是一个不幸，但国耻难消，此事必须断然实行。”接着，福泽在《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中还提出了更狂妄的作战计划：
我国一旦向###朝鲜两国兴师问罪，朝鲜固不足论，我们的对手就是###，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这样一来，无论怎样刚愎自用的###人也不得不答应我正当要求，低头谢罪。（《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159～160页）
他认为，日本直捣北京的行动是有胜利把握的。原因是，“###军队腐败，八旗、绿旗、勇兵、蒙古兵，合在一起号称百万，其实能够使用西式武器的不过五六万人。又号称军舰百余艘，有相当于我海军四倍的兵力，其实不过是纸糊的炮铳船舰，实在不过是太平的虚饰物。就是说，船舰炮铳是铁制的，而使用它的人不过是木偶一般。”在1894年9月发表的题为《###庞大，但不足惧》一文中，福泽认为日本有些人担心要使中国那样的大国屈服并非那么容易，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他说：“以我的看法，以上的说法只是皮相之见。###虽号称大国，但其政治组织已从根本上腐败，国民的团结不巩固，表面上属于大清帝国皇帝治下的大部分版图，其实是半独立状态，政治法律因地而异，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一般的地理书上看，那个国家地广人多，但由此判断他们拥有几倍于日本的兵源，那就大错特错了。###军队号称百万，实不足信。###人的毛病是喜欢虚张声势，不过是出动一两万的兵力就声称几十万，古来笔法即如此。”他还分析了中国兵训练不足，不过是由乞丐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因而，“大国之大，在彼不足赖，在我不足惧，总之，我希望对###加以损害，要迅速、要广泛、要大”。
日本近代化的设计师福泽（4）
福泽谕吉还分析了日本所具有的优势，强调日本具有精兵强将，一定可以打胜。“如###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与西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84年12月）。他在《御亲征准备如何？》（1885年1月）一文中进一步煽动对中国开战，认为“比起谈判的准备来，更应该做开战的准备”。他鼓动天皇亲自率兵征讨中国，即所谓“御亲征”，强调“我辈所希望的就是准备御亲征，仅此而已”，并在这句话旁边加上了着重号，以示恳切郑重之至。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福泽谕吉写了一系列文章，更起劲儿地鼓吹立刻对中国开战。7月，他在题为《应该直接对###朝鲜两国开战》一文中，称李鸿章给朝鲜政府的电文所说的“内修德政，勿负皇恩，倭寇放肆，敢恃狡毒，第视天兵一举，无异以石压卵也”这些话，“是对日本无礼万千的语言”，并指出由此可见是中国“挑拨朝鲜政府拒绝我要求的事实确凿无疑”，因而提出“一刻也不要犹豫，要与###为敌人，断然开战”，而且在向中国开战的同时，也不要放过朝鲜，因为朝鲜与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他说朝鲜是小国弱国，攻打它别人看来好像有点可怜，但“为了打破它多年来脑海深处崇拜###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1894年11月下旬，日军攻入旅顺大肆屠杀中国人民，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时报周刊》等媒体报道日军从11月21日占领旅顺以后，四五天中屠杀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儿童六万人，称日本人为“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怪兽”，而一贯标榜“文明”的福泽谕吉却为日军屠杀辩护，称中国军人伪装成市民，杀死他们理所应当，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的人看待”（参见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3卷第756页，岩波书店1932年版）。
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图6福泽谕吉手书条幅除了这样赤裸裸地鼓吹与煽动战争、为侵略战争及屠杀行为辩护外，福泽谕吉更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他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在《文明论概略》（1875）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在这种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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