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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90年底，苏联经济已经开始剧烈地变化。1987年《国有企业法》逐步减少了产品的中央分配。1990年，这一进程加快了，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分配的产品，其数量已降到1987年的1/14。于是，中央对经济的控制被取消了。
　　1991年6月，亚夫林斯基组织一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提出了加速向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转换的另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被媒体戏称为“大宗交易”，因为如果这项计划被采纳的话，它要求西方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1990年11月雷日科夫心脏病发作住院后继位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总理，提出了与雷日科夫不同的更谨慎的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把这两个计划合并为一个折中的计划，带到了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上。
　　1991年7月1日，当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被解散时，解体计划经济的进程达到了高潮。苏联计划委员会负责经济的全面协调，而苏联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负责协调企业的产品供应关系。政治的压力取消了旧的苏联经济协调机制，然而，并没有有效的新机制取而代之。随后，苏联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支柱，此举震惊了世界。到这时，戈尔巴乔夫使苏联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的意图已昭然若揭了。
　　在本章开头，我们就曾断言在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原有目标让步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行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事情果然如此。虽然1987年《国有企业法》寻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种平衡，允许市场力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计划框架内，但到了1990年至1991年，经济的计划性实际上被取消了。苏联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前曾经是国家经济的计划性控制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私人的商业银行和交易保障系统。1990年底，一个证券交易所在莫斯科开张。
　　早期的改革仅仅主张小型的私人企业和合作企业可以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并存，可是，自1990年秋季后，私有化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尽管在1991年底之前，大型企业合法的私有化现象是寥寥无几的，此后，私有化的到来就是十分明显的了。企业的主管现在都知道他们的企业将很快成为私人的财产，但人们想知道的是，谁将成为企业的新的所有者？
　　尽管高层领导继续公开声称信仰社会主义，但经济的快速变化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日益高涨，使得勉为其难的领导层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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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紧缩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出口的。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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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企业的出现（1）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混乱，而经济混乱又反过来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而且，与所有制关系有关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禁止私人经济活动的法令日益松动，这为亲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培养了新的支持者，也给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难题。
　　早在1985年，新的领导层就开始采取有限的措施允许苏联市民以个人劳动或者协作劳动的形式进行私人商业活动。随着1986年11月的《私人劳动法》和1988年5月的《合作法》的通过，私人商业活动扩大了。这些措施意在允许和鼓励两种类型的私人商业活动：一是个人手工业或者服务业，二是合作企业。在合作企业中，工人可以集中他们的人力和财力生产货物和提供服务，直接销售给公众。合作企业可以经营饭店、修理业、零售商店、批发贸易公司、小型产品制造业。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合作企业外，合作企业的成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资金不能从外面筹集。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合作企业的目标是允许“独立的日用品生产”，单个个人或小团体生产某些东西用以销售，生产者既是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这种形式和资本主义公司是迥然不同的，在后者中，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是分离的。
　　允许这样的小型私人商业存在，其实是等于承认国营经济在提供服务和小型产品上的特别贫乏。小商业是西方国家颇具特色的补充行业。但是希望通过这些新法律引起真正的合作，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则显然是错误的。合作企业得到迅速增长，到1989年估计有290万人在万家此类工厂中工作。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从事资本主义的商业活动，由一个或者一些所有者运转企业、雇用工人。这些公司主要从事贸易和金融业，它们利用苏联体制的僵化和价格优势捞到了一大笔钱。贸易公司购买紧缺的物资，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
　　1988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称为《关于国有、合作和其他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决议》，该决议极大地改善了私营商业捞取大钱的机会。在这以前，所有的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这个决议允许国家和私人公司可以直接和外国公司进行贸易往来。不过，对外贸易的约束依然存在，其中之一是许多产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必须由对外经济关系部签发。
　　1988年的这项对外贸易决议打开了通向富裕的重要大门。苏联对价格的松散控制使得很多苏联产品，尤其是石油、金属，对控制他们的人来说都成为潜在的有利可图的出口物资。这项决议颁布后，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企业以合法的合作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这很快就引起了部分合法、部分非法且利润丰厚的出口贸易。3　000多个这样的公司成立了。虽然出口原材料需要许可证，但是对外经济关系部是易受贿赂影响的。甚至苏联电视、食品、药物都被这些私人公司出口到可以轻易找到的现成的第三世界市场。到
　　1990年和1991年，一个新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形成了，他们主要通过和外面世界的联系逐渐富裕起来。他们对亲资本主义联盟饶有兴趣。与正在形成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方向的任何偏离，不管是转向改革的社会主义，还是企图回到改革前的体制，都将威胁到他们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的根本。走向资本主义对他们的新兴交易的存在是必需的。
　　虽然他们很快变得富裕了，但在1991年，这个私人资本主义的集团还不是很强大，在苏联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个团体来自旧体制的边缘——不满的工程师、科学家、精力充沛和个人主义的年轻人、掌管经济的行家——它的影响将是十分有限的。但是，我们在第7章将会看到，这个团体不是来自这些地方，而是来自党和政府的精英分子，他们在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1985年至1991年苏联改革的进程主要是由一系列在苏联体制内运作的力量推动的。然而，苏联体制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在改革的后期，主要的西方大国开始对改革的进程施加有限的影响。在1990年至1991年，在苏联承诺“严肃的改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和其他工业国开始对苏联提供重要的援助。这意味着要采取和实施快速市场化的计划。但是这项援助要通过，必须首先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1991年，大笔外国援助徘徊于苏联的门口，如果由西方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被通过的话，马上就可进入国门。
　　如果苏联领导层在巨大的经济成功和国际很少反对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西方国家援助的影响将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考虑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和政治的形势，这些西方国家的援助将加强苏联国内那些想追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的力量。
　　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的富有阶级，以大规模的西方援助承诺为后盾，成为支持亲资本主义立场的重要力量。但是，如果党和政府的大多数精英分子拒绝这一立场，或选择社会主义的改革，或回到旧体制，结果将大不相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然，形势的发展将不会那么平稳。1991年，党和国家的精英分子依然控制着国家的机关，包括武装力量。而且，同1990年至1991年苏联经济紧缩导致的损失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援助并不是大得诱人。
　　然而，在1991年底，亲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能够控制权力，击败先前专政的共产党，把社会主义的改革力量和试图恢复旧体制的力量推向一边。为了理解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必须考察改革时期发生在苏联政治制度中的显著变化。
　　第7章
　　

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众所周知，在1989—1991年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在一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并不是颠覆。塔蒂纳·扎斯拉夫斯卡娅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的影响很大，按照她的说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这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那些年中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在改革的最后几年中，苏联的局势开始紧张化，越来越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那些当权的官僚阶级反对任何改革，而朝前看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这种观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现存体制的颠覆。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从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而更多是后一种命运。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俄国沙皇贵族以及主张专制的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话或许是对的，她说，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下层领导对党的新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1987年前后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收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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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精英为什么会拥护资本主义（1）
党—国精英为什么会退回去加入亲资本主义同盟呢？怎样看待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呢？要知道，这是他们过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表示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苏联党—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实际的，而不是执著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入党对他们在职务上的提升有好处。他们受到激励，不是由于献身于某一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通过入党和进入到精英阶层，他们确实可以得到钱与权。这种对党的态度，当1991年7月一个担任政府官员很长时间的人在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时，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当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党—国精英都是追求名利和地位的人，他们从没有考虑过为苏联社会的未来选择方向。中央集权制不允许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有丝毫的怀疑。但是，一旦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人们对社会的前途和命运的讨论和争论的大门，不同的观点就找到了传播的捷径，这些党—国精英突然之间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这种讨论。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有三种相互争论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及其同盟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民主化和地方分权，让工人成为他们企业的主人，让人民在国家中获得政治上的自主。这种改革的方向使党—国精英受到威胁，他们手中的权力和物质利益方面的特权将会削弱。他们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不管是在莫斯科某一国家部门掌权，还是在一家大企业当官，那些从事经济管理的人，就不得不对他们的手下放下傲慢无礼的老板派头，学会耐心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