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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说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作者也深受感动，为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感慨不已。（《闲话〈芙蓉镇〉——兼答读者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3期）此外，据作者披露：《芙蓉镇》问世后，受到文坛前辈们的关注，沈从文将他请到家里长谈，给以艺术上的指导；丁玲赴美国讲学，在著名的《五代同堂，振兴中华》的讲演里提到这部习作；周扬找他谈了话，关心他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张光年住院期间批阅了他的习作，将一本批点过的《芙蓉镇》送给了他；沙汀将一本亲笔批点的《当代》第一期送给他；韦君宜对他很鼓励，称赞《芙蓉镇》写得厚实，乡土味重，有生活实感，语言刚健清新，画家黄永玉两次催促翻译家杨宪益将《芙蓉镇》译成英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81《芙蓉镇》（2）
必须指出的是，在《芙蓉镇》广受好评的时候，另有一股否定的暗流，正如《芙蓉镇》的责编龙世辉回忆的那样：“对《芙蓉镇》的看法，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不多。但在读者中，在编辑部内部，在文艺界，甚至一些老作家在谈论它时候，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意见还颇尖锐。譬如对它的结构，对秦书田、谷燕山等人的形象，对有关爱情的描写等等，都听到了不少意见。”（《关于古华和他的〈芙蓉镇〉》，《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6期）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是小说的那种严酷的真实性，给现实生活造成了震撼，给现行体制带来某种颠覆性的效应，引起争议是必然的。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业内人员，笔者对此亦有充分的领教，在听到的各种否定的声音中，认为《芙蓉镇》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小说的也不乏其人。这种看法之所以没成气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国，整个社会氛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当时评论界流传这样一句话：“《芙蓉镇》好看不好评。”
　　文坛前辈沙汀对《芙蓉镇》的看法，颇能说明问题。《芙蓉镇》发表两个月后，1981年5月的某一天，沙汀就《芙蓉镇》的问题，与古华作了一次长谈。尽管沙汀肯定《芙蓉镇》的基本面，承认它是“创作界一个新的成就，从内容到形式都将引起广泛注意”，同时有很大的保留，沙汀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谷燕山这一人物形象上，认为作者写谷燕山的性机能缺陷，写他的自卑心理，把这个正面人物形象破坏了；沙汀进而强调：即使是在十年*期间，党还是存在着的，还是在发挥它的作用，不能低估党在人民中的长期影响；*中的问题可以写，但要划清界限，要写出党的影响和人民的力量，《芙蓉镇》里有人民的力量，但只是一点苗头，没有充分展开，没有具体内容。对小说的结尾，沙汀也提了意见：王秋赦发疯后在街上大喊大叫，虽然生动，但把居民写得心惊肉跳，就太过分，最好改成由镇委书记谷燕山把他喝斥一顿，赶回吊脚楼，或者在居民的讽刺嘲笑声中消失。沙汀认为作者写了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气象，但是没有化作具体的形象，给人感染力不强。（《谈〈芙蓉镇〉——和古华同志的一次谈话》，《文艺报》1983年第2期）
　　沙汀对《芙蓉镇》的这些看法，反映了老一辈经过革命思想洗礼的作家，对文学新秀离经叛道倾向的不安，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拳拳忠心。必须承认，沙汀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色彩，其理论根据，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其理论前提，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绝对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这种理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永无止境。这种激进的理论在动荡变幻的现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后来独占鳌头，负面效应愈演愈烈，直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芙蓉镇》的立意，是要否定*，否定阶级斗争，而沙汀关心的，首先是维护党性，两者难免产生错位。从此后不久发表的《闲话〈芙蓉镇〉》一文看，古华并没有接受这位文坛前辈的批评，关于谷燕山这个人物形象，作者这样写道：“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的百姓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着命运安危，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到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1981《芙蓉镇》（3）
《芙蓉镇》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可由两个维度看出：其一是共时性的“反思文学”，其二是历时性的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写作。就前者来说，由于受到一种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比如党性）的制约，许多“反思文学”作品（如王蒙的《布礼》、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李国文的《月食》、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放不开手脚，反思的深度不得不打折扣，艺术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相比之下，《芙蓉镇》思想更加解放，突破了“党性”的框框，对极左错误的根源——“阶级斗争”神话，作了彻底的颠覆，写出了“*”的来龙去脉。就后者而言，《芙蓉镇》不仅是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第一部清算“*”的长篇小说，而且在艺术上有重大的突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头。在此之前，已经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表的《创业史》，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前三部作品出自艺术功力浓厚的老作家之手，其中不乏闪光的片段，文字功底精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时代精神的误导，殚精竭虑的努力终究未能修得艺术正果。后两部作品出自学养匮乏的农村文学新秀之手，主题先行，背离生活，一味地演绎阶级斗争思想，尤其后一部，根据政治的需要、政策的订单向壁虚构，闭门造车，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至此文学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物极必反”的背景下，《芙蓉镇》应运而生，其艺术起点之高，格调与此前的长篇小说判然不同。难怪《芙蓉镇》的责编龙世辉第一次阅读尚未完成的手稿时，一下子就看楞了：“我读过大大小小的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发过长长短短农村生活题材的稿件，它们曾经给过我很多生活的教益和艺术的享受，它们中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有生命、有价值的作品。但也不必讳言，它们也很难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带有时代的历史的局限，给后辈作家留下可以吸收总结的教训。像古华这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提示左倾错误在农村造成的危害，在中长篇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关于古华和他的〈芙蓉镇〉》）无独有偶，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也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文学的复兴几乎是从零开始的，《芙蓉镇》极其深刻地描述了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农村生活，是一部极为生动而又十分尖锐的作品，是那时期出现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芙蓉镇〉俄文版序》，《芙蓉》1986年第1期）
　　光阴如梭，“*”结束一晃三十年，反思“*”的力作依然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芙蓉镇》依然是一个超越的目标。《芙蓉镇》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演绎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一个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贫困落后的国度，一种偏侠的、激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人性之恶相结合，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它不仅催生王秋赦那样的好吃懒做、不劳而获的“运动根子”，李国香那样的攀附权贵、心术不正的弄潮儿，也扭曲正常的人性，扼杀美好的人情，败坏良好的民俗，将一个民族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中。更为难得的是，《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产生极强的艺术张力，让人看到那个时代“阶级性”、“党性”对“人性”“人情”　的疯狂吞噬，将社会推向虚无的深渊，这种背天逆理的行为最终受到历史规律了惩罚，留下的教训却是极其深刻的。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朴素的文字将这一切描写得历历在目，回肠荡气，小小的芙蓉镇于是有了宏阔的象征意味，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缩影。潘旭澜这样评价《芙蓉镇》：“将一个小山镇的风俗民情写得如此生动真切，同时与政治风云融合得如此浑然一体，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曲折的历史轨迹统一得如此巧妙和谐，这是我们三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中还不多见的。”（《萧萧数叶，满堂风雨》，《复旦学报》1984年第6期。）
　　《芙蓉镇》诞生于1980年并不偶然的。古华是一位多思善感，有正义感、有艺术抱负的作家，自幼生长在湖南农村，稔熟那里的民情风俗。据古华自述：早在“*”之前和“*”之中，他就曾深深陷于苦闷之中，为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平时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看厌了同龄人、同事、朋友在运动中的忘我表演、升迁沉浮之后，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对他有了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亲切感；他还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这些都表明：早在那个精神黑暗的时代，古华已在不自觉地积蓄创作势能，惟其如此，“*”一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一拉开序幕，他就心有灵犀，较早地从“三突出”的写作套路中挣脱出来，占据艺术的制高点。正如他说的那样：“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大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际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
　　《芙蓉镇》的问世，不仅是古华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破。
　　延伸阅读
　　古华：《闲话〈芙蓉镇〉——兼答读者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3期
　　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
　　赵树理：《三里湾》，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5月版
　　周立波：《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8年7月版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二部上下两卷，分别于1977年、197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周克匠：《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980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1984《棋王》（1）
体裁：中篇小说
　　作者：阿城
　　原发刊物：《上海文学》
　　发表时间：1984年第7期
　　（李兆忠　　撰）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夏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名噪一时，洛阳纸贵，竟至于有“京城倾巢说《棋王》”的夸语。小说发表之前，就在圈内不胫而走，先声夺人，两家名刊的编辑争夺稿子。据说，一向老成持重的陈建功，眼光十分老辣的李陀，都被这篇小说给“镇”住了。阿城自己这样回忆：“我写好《棋王》后，一位朋友拿去看，他的一个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朋友在他家里看到了手稿，就拿去发表了。我都没来得及表态，手稿的标点符号还没写清楚就给人发了。发了以后就热闹起来，我也被人吊起来了。”（仲呈祥《阿城形象记略》，《人物》1989年第3期）其时阿城已36岁。
　　时过境迁，二十多年后重读《棋王》，依然令人呯然心动，可见当年的这种一炮走红，有相当的艺术真实性，与若干年前《班主任》发表时的轰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文学经典的最朴素的定义——经得起重读，《棋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当之无愧的。文坛中坚王蒙对《棋王》称赞有加，视为奇文，写下这样的评语：“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细密有致，刻画入微却又惜墨如金。它很难归类，异于现时流行的各家笔墨，但又不生僻。”（《且说〈棋王〉》，《文艺报》1984年10月号）老作家汪曾祺高度评价阿城小说艺术上的独特性，坦言自己“写不出来”那样的小说，而且相信“很多人都写不出来”，寄以厚望：“阿城业已成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青年作家，循此而进，精益求精，如王一生之于棋艺，必将成为中国小说的大家。”（《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甚至连曾镇南这位思想比较正统的评论家，也被《棋王》感动得忘乎所以，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写下：“我读《棋王》，一下子就被攫住了。这是一篇奇异独特的文字，那味儿似乎还不曾在别的任何名家或新秀笔端流出过。屏住气读下去，酸甜苦辣，真人生在眼前逼现，真世味在心里滚动，有几处我的眼睛濡湿了。”（《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上海文学》1984年第10期）
　　客观地看，《棋王》当时的轰动，不仅仅是因为艺术上的出类拔萃，可以说它具备了包括天时、地利、人和在内的一切成功的要素。对于中国文学而言，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在经历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之后，在经历过有关“朦胧诗”、“现代派”、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之后，一个文学创作“个人化”的时代，已是呼之欲出。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情。近代以降，由于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启蒙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文学义不容辞地成为救国救民的武器，成为时代精神的号筒、*的工具，个性的丧失和文学本性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结束，否极泰来，社会进入较正常的轨道，文学逐步摆脱政治的控制，回归自己的世界。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文学独立、个人化的运动，是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发生的。事实上，早在此前，与这种“寻根”意向呼应的作品已出现，如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等等。与此同时，拉美作家借重本土文化资源，在20世纪后半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创作成就，尤其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八十年代初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作家，使他们相信：如果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悠久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性来吸收消化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必能取得独创性的成就。李庆西在《寻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这样疏理“文学寻根”的来龙去脉——

1984《棋王》（2）
一、新时期文学走向风格化之初，作家们首先获得了一种“寻找”意识。寻找新的艺术形式，也寻找自我。
　　二、“寻找”意识的产生，与通常所谓“价值危机”有关，也与文坛的“现实主义”的危机相联系。因而，许多作家从艺术思维方法和感觉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
　　三、西方现代主义给中国作家开拓了艺术眼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真实的自我感觉，更无法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也就是说，艺术思维的自由不等于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离开了本位文化，人无法获得精神自救。于是，寻找自我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并行不悖地联系到一起了。
　　着眼于这个大背景，《棋王》的意义就比较清楚了，说它直接引爆了那场“文学寻根”运动，也未尝不可。总之《棋王》发表五个月后，《上海文学》杂志与浙江文艺出版社联手，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召开了文学座谈会，回顾过去，预测未来，探讨新时期文学如何突破既有艺术成规，更上一层楼。阿城是这次会理所当然的受邀者。据与会者季红真的描述：会议期间，阿城“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庄重时如一个受苦受难的耶稣，诙谐时则如一个大顽童。”在一次发言中，他大谈中国文化，情绪激动，结尾一句是：“一个民族是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