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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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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绞秸箍匀恕⒍陨缁岬呐小�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有着明显的转向，即不再停留在对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文化属性上做出阐释，减弱了形式和文本的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追随对人性深度的描写与挖掘。但是从学理上说，9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现实被现实的功利与需要替代。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初期显现其强劲势头，甚至与 “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共同引领着话语秩序的构建与导向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先锋也未能幸免。事实上，面对市场的杠杆调整，中国的先锋小说已经开始变异。即以《活着》为代表的，从关于国家、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表面上看饱含了对现实的妥协与屈就，但不失为一种策略——为了生存。
1992《活着》（5）
余华代表了中国先锋派的两度转向：从常规中突围之后，又从“反常”中回到现实。其反抗的价值基点还是“非异化”，其实质透显出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也充分表现出人性的提升和存在的超越意向，是在荒诞与虚无的形式下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的追寻，浮在文本表层的极端意象遮掩下的是先锋作家内心深处那纯粹的、对自我世界的守护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活着》觅求一种与本土现实话语接轨的新的言说方式与更深层表达形式，也在力避早期远离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发展逻辑观念，一味地挪用了西方对人微观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拉美后现代小说观念，从而削弱了自己对社会批判的声音。
因此，余华叙述变化有其主、客观因素，实际上直接导源于其叙述立场从先锋向民间的转变，先锋的余华自此以一种平和简单的方式走向了大众，体现出崭新的民间性，形式上适度的“入俗”使他声名鹊起，也赢得了市场。
随之，余华的《活着》是否最能代表先锋派和余华个人文学想象的方式，也是一些论者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在他们的理念里，对于先锋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始终保持在“另类”的体验状态中，并以文学的形式展示这种独特的经验。但事实上，余华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性象征使审美走向寓言化的，而且，他选择对民间生活形态的写实和白描的传统手段来完成生活诗化这一审美过程，一改昔日的先锋立场，描写近半个世纪城镇下层社会中日常生活的苦难，而小说中残酷的人间苦难与自在形态的“活着”本身，包含了本原性的生存意义，体现了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坚忍的生命活力，所表达的旨意贴合时代与人生命运的。在此意义，余华《活着》已经超越先锋意义本身，是属于中国普通人的寓言，也是中国曾经的现实。
余华曾经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水*融，其早期创作无论是从主题范畴或是从形式探索的意义上，都和先锋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主旨丰沛而盎然，追求唯美创新。而《活着》标识“写实”悄然透现出余华由先锋而向传统的回归和撤退。这是先锋的终结，还是另外的开始？我们其实不必过多追问，显然其意义大于形式。
《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标志着当代中国先锋文学中的生命叙事进入一个境界，其文化意味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或许，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回到这样的小说叙述，是余华新的叙述能力的体现，也一直是余华要寻找的表达。
延伸阅读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长篇小说，《收获》1991年第6期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收获》1995年第6期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李育红：《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谈起》，《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王达敏：《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批评之批评，《人文杂志》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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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白鹿原》（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陈忠实
首发刊物：《当代》
发表时间：1992年第6期
首次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6月
（白烨 撰）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30年，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中，象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发表、出版之后，数十年来一直评说不断，也演绎不断，不说绝无仅有，也实属凤毛麟角。
《白鹿原》于1992年年底、1993年年初，先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迄今，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就累计120万册，此外还有港台、海外其它版本，以及销数不可估计的盗版。除此之外，《白鹿原》还不时地以连环画、陶塑、秦腔等形式出现。2007年10月，《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话剧（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搬上话剧舞台；2008年6月又改编为同名舞剧（和谷、夏广兴、张大龙等人编剧、编导和作曲），在首都上演；电影版《白鹿原》由芦苇编剧，西影与上影集团、紫金长天公司合作制片，电视剧版《白鹿原》由张光荣编剧，由北广集团制作，都正在筹拍之中。而继199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之后，2008年又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陕西方言版小说《白鹿原》演播。
陈忠实，1942年6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此外，还先后任过*第十三、十四大代表，*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陈忠实自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中篇小说《初夏》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陈忠实从1986年起开始构思和准备史料，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写作才告完成，
《白鹿原》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展开，并以此托出国共双方的此消彼长，及其交织其中的乡俗文化、风土人情等。
白嘉轩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後，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
传说早年的白鹿原天灾不断，疫疠滋漫。在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的提议下，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1992《白鹿原》（2）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周密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後，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转回本村学堂。白嘉轩帮助黑娃也进了学堂。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占有了小娥。鹿子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白孝文沉溺在与小娥的偷欢之中难以自拔。
一场异常的由旱灾酿成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后又卖掉了房屋，沦为乞丐。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得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后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族长白嘉轩力排众议造了镇妖塔，瘟疫终于停歇了。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升任营长并负责县城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人传说……。
滋水县境内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黑娃被任命为营长，并且娶了妻子，开始向有思想的人转化，他重新被家族容纳了。而鹿三却在孤独中死去。黑娃接受鹿兆鹏的意见倒戈反将，却依旧死于肃反派的屠刀之下。朱先生在坟墓中的言语，却成了造反派们永远解不开的谜。
鹿子霖重新雇了长工，赎回坐监期间被卖掉的土地，家底开始垫实起来。可是在枪毙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时，他变成了痴呆。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的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是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他俯下身去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92《白鹿原》（3）
《白鹿原》发表与出版之后，渐渐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作者陈忠实的人生也因为这部小说而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白鹿原》之前与《白鹿原》之后。之前的陈忠实，充其量是一位实力派的乡土题材作家，而之后的陈忠实，则成为当代文学中少有的重量级作家。
《白鹿原》虽然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好评，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白鹿原》一直遭受着不公平待遇。1997年5月，在天津评选“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时，《白鹿原》落选；在“国家图书奖”评奖活动中，《白鹿原》也落选了。在1995年启动，1997年12月7日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中，《白鹿原》一开始也并未进入候选之列。幸有身为评委会主任的老评论家陈涌挺身而出予以鼎力支持，使得这部作品得以入围并最终获奖。他特别强调，《白鹿原》描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在政治倾向性并不存在问题，写性也切合人物性格与命运发展的需要，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因一些评委此前发表了比较强硬的批评意见，经过协商，评委会提出在两句话和两个细节上作以修订方可获奖的决定。于是，评委会把此意见告知陈忠实，陈忠实最终同意做适当调整与删改（约删改了两三千字）。作品最终以这样的修订本的方式，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由此也创造了茅盾文学奖评奖历史上修订本作品获奖的先例。
在有关《白鹿原》的评论中，评论界首先给了《白鹿原》一个总体性的高度评价。冯牧在给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的电话中说，对这部小说的“初步印象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又说“《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雷达说：“阅读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部重量级的大作品”；“《白鹿原》不仅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它“吸收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许多新成果……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一次飞跃”。（《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蔡葵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从总体上它是气势恢宏的史诗，从局部、具体细节、语言看，又细针密线，经得起眉批，经得住多方面检查，可以像《红楼梦》一样读。”（《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咀嚼、深入批评。……陈忠实给自己，也给陕西文学立了一个纪程碑，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突破”，作品“可以用史诗二字来评价”。
邢小利在综述西安《白鹿原》研讨会情况的文章中指出：“《白鹿原》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大作品。……《白鹿原》以其全景性的历史观照和宏阔的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标志着陈忠实的创作摆脱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这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也是时代造就的”。（《一部展示民族秘史的力作》，《陕西日报》1993年4月26日）
1992《白鹿原》（4）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白鹿原》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它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庭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艺术上的多项突破，把当代长篇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有些人还认为，尽管目前尚难断言《白鹿原》就已经进入了经典长篇小说的行列，但是就丰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白鹿原》显然在当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一方面，是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是哲理象征性和历史神秘性的和谐统一。再一方面，是情节结构曲折性和细节描写丰富性的和谐统一。这使《白鹿原》以一部富于哲学意味的史诗，将镌在文学史中，永远地具有活的生命和灵魂。
但也有人持有与上述评价不尽相同的看法。如金惠敏认为，《白鹿原》“较之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显得深刻、丰厚和超越功利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当我们把新时期而不是十七年作为《白鹿原》的历史坐标，《白鹿原》所取得的进展便不再具有多少新意了；它至多只是把已有的思想成果应用于开辟的那块陕中地域。这算不得创造”。他说：“我坚信，大作的出现，既不是某种政治观念、历史哲学（如阶段斗争论）的直接演义，也不是对既有思想成果或者说思想常识的借取和推广”，但“我们在《白鹿原》中所看到的”是“对已有常识的文学应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从〈白鹿原〉〈废都〉谈起》，《文论报》1993年11月6日）
评论界认为作者由《白鹿原》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历史观值得特别关注。朱寨说：“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环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出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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