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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如此江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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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李渊完全可以让李世民来做太子。但李建成一开始就被立为太子，而且一直没有什么过失，相当称职。所以李渊不忍心。他大概还是用一家人的关系来看待儿子们的争斗吧。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皇帝之家了。他们争斗的，不是一份简单的家业、爵位，而是整个天下！李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自觉，没有做皇帝的意识和经验，而且他也还不够狠。所以，他自己也终于成为玄武门之变的牺牲者。这是他“自找的”。政治永远是这么残酷和肮脏，总是让最“坏”的人获胜。
在李世民的孙子、曾孙辈的时候，相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睿宗皇帝继位的过程中，老三李隆基立下大功。但是当时身为大儿子的李宪很主动地让贤，让李隆基当太子；不久之后，睿宗李旦也主动要求退位，当太上皇去了。就这样，最高权力顺利过渡到李隆基手里，从而避免了更多的风波和流血事件。这个结果，未尝不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另外结果。
可惜，李渊、李建成没有这么明智，也没这么幸运。随着*那天，李世民手里的大箭再次破空而出，一切都已经注定！这一回合，李世民再次胜出，这回，他获得的是整整一个大唐天下。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1）
李渊从臣子到皇帝的角色转换，很失败，但李世民却非常成功（也许是最成功的）。关键一点，在于李世民能与时俱进。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首雄壮的《秦王破阵乐》，其实在唐代官方的名字叫《七德舞》。所谓七德，是指武有七德。这个名字是李世民亲自改的，其含义何在？首先当然是纪念自己的无上武功，同时更深一层含义则是——偃武修文。
李世民曾经在奏《七德舞》时说：“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当时封德彝上前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李世民很清醒：“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结果德彝磕头谢罪。这段故事很清楚地说明，当上皇帝的李世民清醒地认识到时势变化了，工作重点应该转入到文治，不能继续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吃老本。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让李世民开创出一个空前绝后的“贞观之治”。
其实这个转换，早在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就有意识了。说起来这也是李世民一次失败的教训换来的，那就是和太子建成的一次较量——再平河北。
河北的窦建德虽然战败身亡，政权也垮台了，但起初唐朝对河北的统治比较强硬，导致民心不附。所以，很快，窦建德的余部在悍将刘黑闼的统领下，开始反叛，而且一下子席卷了河北全境，势头很猛，唐军损失严重，连李也吃了大败仗。当然，最后还是李世民出兵，平息了叛乱。在这次平乱中，李世民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强大武力。事实证明，他的武力依然强大。但后来的情况却说明，纯粹以武力解决问题，不仅很吃力，而且效果也不能持久。所以，不久之后，河北再次“沦陷”，估计这很让李世民抓狂，又有点无奈。
而再次搞定河北的却是李建成。李建成在魏徵的策划下，主动要求出征河北。李建成与李世民相反，用“柔道”，他采取安抚民心的做法，发出公告，效果极佳，不仅非常迅速地平息了叛乱，而且让局面彻底稳定了下来。
可以说，这次李建成的举重若轻，几乎把李世民的赫赫功绩都给比下去了。李世民战无不胜固然令人钦佩，可中国人向来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可是用兵之最高境界。李建成用“柔道”安定河北，显然就比李世民光用蛮力来得高明一筹了。
这次双方的暗中较量，给李世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充分认识到，怀柔策略有时候比武力来得更加有力！前面说过，李世民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明白，要治好天下，一定得用“文”，用“德”。
其实感悟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李世民能转变自己。成功往往会让人们迷信自己以往的经验，尤其是建立了李世民这样的不世功勋后。但李世民没有迷失自己，他及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努力修正，实在是了不起。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抱负，他的野心，他的胸怀是天下的，因此他的眼光决不是短浅的，行动也决不是愚蠢的。所以，李世民不仅是名将，更是合格的皇帝，合格的政治家。
当然，作为杰出皇帝的李世民，也并没有偏废“武”。实际上，在贞观期间，李世民继续指挥着千军万马，纵横沙场，安定边防，开疆拓土。武功之盛，相当惊人。只不过，李世民将文武两手运用调配得恰到好处，能够相得益彰，将战争的压力几乎都化解于无形。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2）
李世民可谓军事艺术家，总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具体分析，则有三点：一、控制节奏，掌握主动。每隔四五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不会过分耗费国力；二、抓住时机，速战速决。几乎每次战争都做到事半功倍；三、统筹全局，各个击破。充分利用外交、结盟等手段来配合战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李世民高超的军事天才。
把握机会，平定突厥
李世民军事上的辉煌总能说明他善于敏锐地捕捉机会，把握机会，平定突厥一战就是最好的范例。
李世民踏着血迹登上了皇位，同时也接过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除了百废待兴的内政之外，他面临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草原之主——突厥。
说起来，李世民的第一次从军经历，就跟突厥有关。
长孙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长孙晟，恰好是个突厥专家。当初隋文帝正是因为用了长孙晟，所以没费多大事，就消除了突厥这个劲敌的威胁。长孙晟可以说是经国之才。长孙晟去突厥本是因为送婚——替北周皇帝送一位“千金公主”给突厥可汗和亲。可能因为射术了得——长孙晟曾一箭射下双雕，令突厥可汗刮目相看，以至留他住了一年之久。哪料想，突厥留了一个致命的间谍——长孙晟乘游猎之机，详细侦察了突厥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后来长孙晟巧妙运用了各种策略，让突厥内部分裂，实力一落千丈。
不过突厥很快重振雄风，再度成为大漠主人。尤其是隋末的时候，中原群雄逐鹿，各方势力都争先结交突厥，以求得强援，而突厥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上了牵制中原诸雄的招数。比如开始突厥支持李渊起兵，待到李渊免除后顾之忧，顺利攻占长安，建立起唐朝之后，突厥便支持刘武周等人再来攻击唐朝。
只可惜，唐朝有个李世民，突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唐朝迅速削平群雄，一下子就完成了统一局面。于是，唐朝就直接和突厥面对面了。也就在唐朝内部统一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突厥的进攻突然猛烈起来，从武德七年（624）开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突厥入侵的记载。作为游牧部族的突厥，他们已习惯于劫掠农耕地区，这几乎就和打猎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劫掠的利润更大更丰富。
这两大强手的直接交锋在所难免，决战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间会来得这么快。李世民刚上台四年，就一举把超强的*厥给彻底灭了。
其实这天的到来，对于李世民来说，并不是太意外。因为这是他时刻在期待着、盼望着的结果。他的动力来自——雪耻！
这个耻辱，首先是来自他的父亲李渊。李渊在起兵之初，为了获得突厥支持，曾经称臣。突厥使臣甚至登坐皇帝御榻，嚣张跋扈，令李世民痛恨之极。
耻辱更有李世民自己的。李世民刚刚继位，颉利可汗就想来个下马威，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李世民亲自前往，和颉利可汗会面，最后谈判成功，杀白马盟誓。不过这是“城下之盟”，唐朝要付出大量的金帛财物。简单地说，李世民被狠狠敲了一笔。这放在宋朝，皇帝的反应估计是会松了口气，但对李世民这样的血性男儿来说，实在是口咽不下的恶气。
其实在当时的情形下，唐朝也可与颉利可汗一搏。因为毕竟突厥孤军深入，是个很冒险的军事行为。但考虑到唐朝当时尚不可能一战就消灭突厥，如果双方撕破脸开战，无疑会是一个漫长的对峙。而唐朝“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现状，实在吃不消这种大消耗的战争。李世民认为，应该暂时隐忍，等待时机。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一招致命；干净利落。总之，不能把自己陷入战争的泥潭中，也不能陷入冷战中。李世民硬生生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他已经是个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3）
不过，等，也是积极的等。国家实力不够，那就把军队这把刀给磨锋利，再锋利些。贞观初年，李世民居然让将士们在宫殿前习射，亲自指导。大臣们一看，这可使不得啊！本来按照法律，任何人带着武器出现在皇帝面前，都是死罪。而且这些人中，万一有谁给皇帝来这么一下，不就麻烦了吗？甚至有个刺史骗了一匹驿马，跑到长安来切谏。可李世民一概不纳。说，这些将士，都是我绝对信任之人。将士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年下来，军队“悉为精锐”，李世民建立了一支特种兵级别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种战术思想，在今天恐怕也是先进的。
机会来得很快。本来把握机会就是李世民最拿手的。这和战场上的对峙坚守，是一个道理。所以，当四年之后，强大的突厥出现了裂痕，内部高层矛盾激化，分裂，臣属部族开始反叛，甚至老天也不帮忙，一场大雪冻死牛羊大半之时，李世民迅速反应，果决出兵。当时有个唐朝使臣回来对李世民说，我看三年之内突厥要完蛋。李世民摇摇头，说时机已到：“趁你病，要你命。”他手一挥，唐朝精锐尽出，直捣黄龙，一招制敌。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被俘虏，*厥就此画上句号。史书上说“漠南皆空”，漠南就是今内蒙古地区。
这次出兵，李世民把唐朝北方边防问题解决了。
太上皇李渊在听到俘虏了可汗后，不由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困白登山，终身不能报仇；现在我儿子能灭突厥，我算是托付对人了啊！”这时候，李渊也不得不承认，二儿子做皇帝，是最合适的。
所以，这次战争，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政治的胜利；是外部的胜利，更是内部的胜利。李世民给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增加了重重的一个砝码。
张弛有度，保护国力
灭*厥五年之后的贞观九年（635），唐朝又大举用兵，平了吐谷浑。
事实上，李世民每次大规模用兵，都是相隔四五年时间。这个时间节奏，把握得很好。让我们看一下贞观年间的战争时间表：
贞观四年（630），平*厥（今内蒙古）；
贞观九年（635），平吐谷浑（今青海）；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今新疆东部）；
贞观十九年（645），平高丽（今辽宁）。
可以说，贞观时期，除了几次小型战役外，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间，几乎都是五年左右的时间间隔。这个规律很明显。显然，这是李世民有意识控制的一个节奏。其原因有二：
一、间隔五年用兵一次，可以有时间积累物资，不会导致民力的过分损耗。战争，是一种巨量的物资和人力消耗。贞观虽然号称盛世，但毕竟刚刚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剧减，经济总量很低。而贞观时期的战争，基本都在边疆地区，很多时候都是劳师远征，这对后勤供给的需求就更大了。成倍增加的后勤供给对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汉朝。虽然汉武帝时代是鼎盛时期，汉初七八十年都休养生息，储备了巨大的财富，但和匈奴打了几次大仗，就导致国库空虚，要额外增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纷纷出现。
所以，贞观时期并不适合大规模用兵，如果必须用兵，那也得有个缓冲时间。积累五年左右，差不多物资可以支持一次大型战役。
二、五年左右打一次，也是练兵的节奏。刀不磨，要生锈。军队也是如此。就以贞观九年平吐谷浑来说，本来吐谷浑是在青海一带的游牧政权，比较安分守己，虽然跟突厥一起打劫过唐朝，不过都是些小摩擦而已。李世民要出兵吐谷浑，从战略上看，是保障河西走廊安全。另外，也是要借此来锻炼军队，特别是艰苦长途的行军能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从《秦王破阵乐》到《七德舞》（4）
在唐军进攻的时候，吐谷浑可汗把野草都烧掉，坚壁清野，让唐军的马没草可吃；然后轻兵逃入沙碛深处。唐军坚定追击，侯君集、李道宗一路率军行进，这里海拔很高，盛夏降霜，天气恶劣。又有“无人之境二千余里”，没有水源，地理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唐军“人龁冰，马啖雪”，终于追及可汗伏允，大胜而归。
其实这次作战，正是五年之后唐军灭高昌的一次彩排。因为高昌地处西域的东部，在今吐鲁番盆地。从唐朝边境到高昌，要渡过一个千里沙碛——当年玄奘就在这里历尽艰辛，差点丧命。一路上白骨累累。所以，高昌国王鞠文泰曾经很放心地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二千里的沙碛确实是个巨大的障碍。可他忘了，正是五年之前，唐军深入高原，也是跨越“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的沙碛而击溃吐谷浑的。那次行军的主将侯君集，恰好就是此次灭高昌的主帅。
因此可以说，吐谷浑之战，就是高昌之战的预演。实际上，李世民虽然平了吐谷浑，但继续让吐谷浑可汗之子统率本族本地，羁縻服属之而已，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统辖之内。
全面布局
李世民平吐谷浑，并没有吞并的兴趣。但对高昌却完全不同。这是由于两者的战略价值不同所致。事实上，平高昌，是李世民“开发大西部”大计划的第一步。
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开拓，从汉武帝开始。隋炀帝也很有兴趣，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如裴矩写过一部《西域记》。后来唐太宗也曾让玄奘写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质上，这是一部西域地区各个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报告。李世民开拓西域的野心不言而喻。
开拓西域这种做法，向来被传统儒家文臣所反对。比如魏徵就是坚定的反对派。但李世民却完全不听他的。
魏徵看到的是经济利益账。当时高昌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中西贸易的必经之路。如果能控制高昌，那么贸易利润是非常大的。但是军队远征需要消耗巨额军费，以后驻兵还需更多的长期费用。用魏徵的话说：“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
李世民算的则是军事战略账。如果唐朝欲进军西域，高昌是第一站。陈寅恪曾经指出：占据西域的根本目的，则在于保障关中地区的绝对安全。关中是唐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西北不远处的西域一带，当时仍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如果要保障关中的安全，就非得先控制住西域地区不可。所以，李世民派侯君集拿下高昌国后，开始是设置“西昌州”，然后立刻改称“西州”。一般来说，两个字的，都是羁縻州的名称；而一个字的，多是正州。正州就是和内地的州一样，由中央政府直辖。李世民设“西州”，显然是要直接指挥西州地区。
从此之后，西州就成了唐朝进军西域的一个桥头堡。从此向西，步步扩展。到贞观二十二年（648）的时候，首次出现“安西四镇”的布局。此后的高宗、玄宗时代，唐朝在西域不断开拓，一直到葱岭以西，达到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唐太宗破高昌、设西州的这个时候。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李世民的眼光超过了魏徵。
不过，现代史学家分析了西州人的户籍，发现了一个事实：在高昌国时代，人们的寿命，特别是男子的寿命，要远高于西州时代。这是因为，作为桥头堡的西州，大量青壮年男子都被国家征发从军，战死疆场无数。我们回头看看当年鞠文泰对唐朝使者说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别有意味吧：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你们的东西很好，可我不喜欢，我只喜欢我的。
但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李世民要做的，就是掌控一切。
六、失败的收官之战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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