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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如此江山-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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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依然会升起,但照耀的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二、名字和家世
安禄山,这其实不是个汉名,而类似于今天的译名。据说“禄山”是从他的小名“扎荦山”转过来的。
有人说,扎荦山的意思是突厥的战斗神。安禄山的母亲是个突厥女巫,因为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神”,后来怀上了安禄山,于是给他取名为“扎荦山”。这个说法在历史上广为流传,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挺奇怪的事情——战神还管生孩子么?这似乎不太合理吧。当然,如果硬说突厥人就有这样的信仰,那就说不准了。不过,现代学者对此有更合理的解释:“禄山”是有宗教含义,但并不是战神的意思,而是光明的含义。
首先在敦煌文书里面,人们发现有很多来自西方的粟特商人,他们的名字里面也有“禄山”,如史禄山、米禄山等等。据语源学的考察,这个“禄山”的意思,源出波斯语,是“光”、“明”之意。其次,禄山这个词并非突厥人所有,而是和粟特人信仰波斯的祆教(祆,音xiān,与另外一个字yāo不同)有关。祆教来自波斯,是一个崇拜光明之神的宗教。显然,“禄山”作为“光明”的含义,明显就是一个带有祆教的宗教教义内涵的词汇,确切含义应该是“保护光明”之类。这种取名方式,相当于今日西方人叫“保罗”、“玛丽亚”等名字。
实际上,“安禄山”这个名字,后来在安禄山酝酿造反的时候,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安禄山利用自己的名字,进一步把“禄山”升格成了“光明之神”。他常常坐在高台上召见粟特商人等,还要弄些烟气缭绕,望之俨然,使得这些人生出些神秘崇拜来,于是敬仰膜拜。因此史料将“禄山”理解为“战斗之神”,应该是个误解,但这也反映出安禄山这个名字所带有的“宗教神化”色彩。
这个名字,揭示了安禄山的种族和信仰的背景。安禄山是“杂胡”,有学者认为,这个“杂胡”是特别指位于中亚一带的粟特族,或者按中国传统,称“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安禄山的父亲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一个粟特商人,据说是姓康。实际上,粟特人是专业做国际贸易的商业民族,在东西方之间,万里奔波。而他们最东端的一站,则是靠近海边的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
安禄山的父亲,一个粟特商人,在万里奔波后,在营州找到了他的国际爱情——一个突厥族的女巫。在长安三年(703)的正月初一日,他们的孩子诞生了。很可能是信奉祆教的父亲给孩子取了“禄山”这个名字。那么当时这个孩子应该叫康禄山。
康禄山怎么变成安禄山的呢?原来,安禄山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改嫁,嫁给了一个叫安延偃的将军——有趣的是,后来安禄山官做大了,可以给父亲封官加爵的时候,荣耀都加在安延偃身上。这人算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一开始,他并没有改姓安,直到开元初年,当时,安氏部族破散,康禄山才十来岁,他和几个安氏兄弟一起逃出了突厥。患难之中,他们结为兄弟——按汉人的习惯,他们本来就该是名义上的兄弟。这个所谓结为兄弟,反而更像是患难定交。自此之后,康禄山正式变成了安禄山。
这些安氏兄弟里面,除了安禄山外,最出名的是安思顺。因为后来安思顺和安禄山一样,成为大唐的边疆大将,官封节度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坏了——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的事情,再次上演。而且安思顺还曾经向玄宗密报说安禄山必反。开始的时候,唐玄宗没有听他的。而到了安禄山真的造反后,唐玄宗还是将安思顺砍了脑袋——因为他已经对蕃将彻底失去了信任感。安思顺这个兄弟,也算当得冤枉。
也许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孩子出生前一天,也就是大年三十那天,同乡里有一个叫史窣(sū)干的孩子也呱呱坠地了。这个孩子后来改名为史思明。史思明这个名字很有点讲究,首先含义深刻,出自儒家经典《论语》:“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其实,这个名字是大唐皇帝李隆基赐给他的。天宝元年,史窣干被派去向李隆基报告工作,皇帝不仅赐座,还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多大了?回答说四十了。皇帝说,还很年轻啊,前程远大啊!大概觉得他这个名字不够文雅,于是赐名史思明。
我颇怀疑“窣干”两字也与“光明”有关,与“禄山”类似。“史思明”既有原来名字的含义,又结合了中国文化传统,可谓神来之笔。从这点看,李隆基还是很有点才气的。也难怪他敢注解儒家经典《孝经》呢。
虽然有的资料说史思明是突厥人,但从“史”这个姓氏看,他应该也是粟特人的后代,也是“杂胡”。而且估计很可能也是跨种族的爱情结晶。相似的出生背景和相同的乡里,安禄山和史思明就这样从小一起长大,是发小。后来又成了战友。实际上,史思明几乎是另外一个安禄山,他们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乃至死亡,都如出一辙。两人唯一不像的地方,是他们的身材。安禄山是个超级大胖子,体重三百多斤;而史思明则是“姿癯露”,意思是身材极瘦。一胖一瘦都是非常突出,倒是一对天生的丑角搭档,可以讲相声了。
营州这个地方,注定是个风云汇聚之地。营州,今天的辽东朝阳,山海关外。营州的西北是奚,北边是契丹,稍远一点是突厥,东北是渤海,东边是高丽、新罗。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此地混杂着各色人等,是个实实在在的民族大熔炉。
这里,不仅出了安禄山、史思明,还出了一大堆后来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当然,大多是安、史部下。但是,他们的敌手中,也有不少是营州人,比如大名鼎鼎的李光弼,还有后来围邺城的九节度之一王思礼。
安史之乱,夸张点说,几乎就是一次营州人的内战。
三、安禄山的第一份工作和营州
营州是安禄山的老家,也是他成长、发家的地方。可以说,营州见证了安禄山的前半生。
安禄山的第一个职业,就和营州密切相关。开元初年,安禄山逃出部族,虽然才十多岁,但他不得不从此开始“闯荡江湖”了。那么,“闯荡江湖”的安禄山都干过些什么活儿呢?
在从军之前,我们只知道他做过“互市牙郎”。
所谓的互市,就是设在边境上的外贸市场。唐朝时候做生意都需要在市场中进行,当然这里是大宗的批发贸易,类似于今天的小商品市场。而“牙郎”,则是中间人的意思。这个中间人很必要,首先是充当语言翻译,既然是“外贸”,那就要和不同民族的人沟通,翻译就变得很要紧。据说安禄山会六蕃语,就是六种民族的语言。甚至有说通九种的。其次,每次贸易都要订合同,需要有个中间人作保,还要到政府部门“公证”,同时还要交税。安禄山就是这个中间人。拿今天的话来说,安禄山相当于是国营外贸公司的一个员工。
安禄山很可能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干“牙郎”。因为正是这一年,开元五年(717),他的老家营州,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和机会。
在开元五年的前一年,东北的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唐朝在东北的两个对手——契丹和奚(这两个部族,在唐代合称为“两蕃”),都投降了唐朝。而在此之前长期“沦陷”于契丹之手的营州,自然也就重新回归唐朝。
当初营州的失陷,对武功辉煌的大唐皇朝来说,是颇为难堪的一件事情。从唐太宗开始,大唐就着力进攻东北;高宗时候灭高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朝在东北势力达到了顶点。但是之后唐朝在东北势力就开始不断衰退,不仅鸭绿江以南被新罗占据,就连辽河流域也被新兴的契丹、奚这“两蕃”不断蚕食。武则天在位时,更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营州也丢了。契丹骑兵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幽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不由让人想起了明朝末年和清军的对抗情形。
事实上,拿明、清对抗形势来对比当时情形,还真的颇多类似之处。尤其是唐朝的防线上,和明朝很类似。明朝当时的防线分两部分,山海关是前敌总部,大帅坐镇,而宁远则是前线尖刀,两者互相呼应。唐朝的防线中,幽州相当于山海关,是唐朝统管东北方向的总部,而与宁远地位相对应的则是营州。可以说,营州是唐朝控制辽河流域地区的一个枢纽,是辖控契丹、奚等部族的一颗钉子。其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营州在开元五年回到唐朝手里后,唐玄宗排除众议,立刻展开了一系列部署——重新修建了营州城;将以前逃亡的人口都召回来,同时开辟屯田;另外,还大力招商开店,努力发展经济。不久,再次恢复了营州都督的建制,并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这些部署,涉及军事、经济、行政,多管齐下,促进了营州的全面恢复。李隆基这是要把营州这颗钉子永远钉在辽河流域。大唐新皇帝的勃勃进取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很快,营州就展示出一个国际边贸城市的繁荣景象——“仓廪充实,市邑浸繁”。这就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做“互市牙郎”的大背景。
安禄山做互市牙郎的时间,可能并不是很长。不过这段经历对他性格的养成,却有着巨大的作用。后来安禄山被评价为“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心狠手辣,诡计多端,善于揣摩人情,这应该是他“闯荡江湖”历练的结果。这种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上来的经验,可是混迹政坛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啊。
后来安禄山进入高层,面对的那些将相王侯,虽然一个个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毕竟还是“文明人”,和这个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无赖相比,总是差了一点点。就因为这一点点,让安禄山一路顺风顺水地向上爬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大阴谋。就像韦小宝从丽春院到了皇宫,一路混得滋润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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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身军戎
互市牙郎,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得枭雄的。安禄山传奇的真正开端,当然还得从他投身军营开始。
那么,安禄山是怎么从军的呢?有个有趣的传说:安禄山还是个混混的时候,有次去偷羊,结果被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下令乱棒打死。安禄山急了,大喊:“大人你不想灭掉两蕃吗?为何要打杀禄山!”张守珪一听,口出狂言啊;再一看,好家伙,又肥又白的一条大汉,很是壮观啊。安禄山的这番话,着实是“善揣人情”,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于是张守珪就释放了他,并让他跟着自己干。
但这个故事肯定是编造的,不能当真。首先,这个桥段太古老,被重复过太多了;其次,此事不合情理。偷只羊就被杀?还要节度使亲自监督执行?不可思议。《资治通鉴》就完全没采纳这个段子。另外一个明显的漏洞是,张守珪到幽州当节度使乃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而张守珪刚来幽州不久,宰相张九龄就在一份下达给他的圣旨中提到了安禄山的名字,并提到“禄山义勇,武艺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意思是安禄山勇猛过人,作为节帅的张守珪则很有谋略,将帅相得益彰。可见,此时安禄山已经是个将领了,而且有了一定地位。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想,安禄山从军,当是开元二十一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这个时间当是在开元八年(720)。
不过之所以产生上面这个故事,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安禄山在造反之后,有个很坚决抵抗他的硬骨头,叫颜杲卿,这人在被捕之后,曾大骂安禄山说:“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的一个牧羊羯奴耳!”安禄山一听,暴跳如雷,将颜杲卿捆在中桥街头从西第二根柱上,用刀将他的身体一节一节地割掉。安禄山如此恼怒,也许正是因为颜杲卿揭了他的老底。可能他小时候真的牧过羊。既然会牧羊,自然也会偷羊。安禄山敢于窃国,偷羊简直就是太小菜了。这样的推理也算合理合情。
开元之初,虽然唐玄宗非常希望营州成为唐朝往东北进一步进取的前站,但事情的结果并未能如愿。实际上,辽河流域的契丹、奚,在这块土地上,最大努力地在扮演着主人的角色。就在开元八年,契丹再次造反,进攻唐朝,并再次占取了营州。对此,唐玄宗非常生气,他亲自从长安调派了两万军队,不远千里,奔赴前线,要将契丹打个粉碎。但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支两万多威武之师在行军途中遇到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渑池县安营扎寨的时候,突遇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全军覆灭。让人无比惊讶。
无奈,唐玄宗只好另找对策。他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军队构成方式:下令直接在幽州本地招募,这些人称“健儿”,这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兵。他们不交租税,并可以获得一份工资。这是与唐朝原有的兵民合一性质的“府兵”截然不同的新制度。这批军队一共有两万,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战役需要,而且事后,这批军队也变成常驻边疆的职业化军队。这种隶属于节度使的边兵,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央开始脱离了密切联系,因而对于中央的忠诚度也就开始下降。这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患的种子,这也是唐后期藩镇割据之所以长期顽强存在的关键因素。
正是在开元八年这次幽州招募健儿的时候,安禄山、史思明正式投身军中。这一年,他们都是年方十八。
值得注意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都是幽州职业军人的第一批人物,属于*级别的。他们与广大军人将士的密切关系,恐怕不是一般将领可以企及的。可以想象,这种在战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密切关系,在幽州军人的心目中,肯定是远远超过对于远在天边的皇帝的忠心的。
这,就是安禄山后来能造反的根基所在。
五、大难不死(1)
自开元八年开始,唐朝和契丹、奚两蕃之间,不断冲突,处于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唐朝甚至还采取过比较委曲的和亲招数,来安抚两蕃。
为什么以唐朝之鼎盛,却难以奈何契丹和奚两个小小部族呢?这是因为大唐西部出现了一个过分强大的吐蕃,首都设在长安的唐朝,自然要全力以赴对付这个眼下的对手。相对而言,远在东北的两蕃,玄宗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本土力量,而无法从中央给予全力支持。至少像武则天时候,动不动来个二三十万军队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出现一个杰出将领,比如李靖这样的名将,可以用一支精兵,一举荡平小小的两蕃。于是玄宗一直走马换将,最后终于在开元二十一年的时候,他把张守珪派去东北。张守珪在此之前一直在西北作战,战功赫赫,富有经验。
唐玄宗寄希望于张守珪,张守珪则寄希望于幽州本地将士。而在幽州本土将士中,安禄山是个佼佼者。
安禄山对这一带山川地理非常熟悉,他充分利用了本地人熟悉地理人情的特长。所以安禄山曾经做过“捉生将”——相当于特种兵队长,经常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后,动不动就能抓回几十个契丹人来。
从这个情况来看,安禄山当时以干“特工”为主,这需要胆量,也需要灵活机变的能力。而这正是安禄山的长处。在不大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安禄山这种“特种部队”类型的攻击未尝不是一个可取之道。起码有战绩可以上报。所以,张守珪一到幽州,就大力提拔安禄山。安禄山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圣旨中。
安禄山一方面屡次建功,另一方面,他也善于拍张守珪的马屁,所以很得张守珪的欢心,甚至被张守珪认作养子。据说安禄山当时就挺肥胖的,而张守珪不大喜欢这点。于是安禄山甚至连饭都不敢吃饱。安禄山玩减肥,显然是要讨好张守珪了。不过这也很能说明安禄山此人能“忍”,够狠。
得到张守珪的欢心,自然官就升得快,到开元二十四年(736)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做到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左骁卫将军可是个从三品的武官呢,地位已经很高了。张守珪也不过是正三品的官位。可见安禄山已经在幽州取得了足够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平卢军就是驻扎在营州的军队。后来,安禄山做的第一个节度使,就是平卢节度使,也正是在自己的老家。
不过也就是在这一年,安禄山遇到了人生最大一次劫难。所幸是有惊无险。
安禄山遇到的这次劫难,来自他军事上的失败——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结果大败。安禄山可能当“特种兵”有经验,但缺乏真正指挥大军作战的军事素养。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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