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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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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仅次于法国。其入口处临密歇根南大街，后文中提及其正门口的两头大铜狮是芝加哥市的标志之一。的超现实展厅里，我穿得并不得体：我尽了全力才从存衣室里弄到一件黑色长大衣、从保安的更衣箱里搞到一条裤子，我还找到一双鞋，通常鞋子是最难找的。我还准备去偷只皮夹、去小卖部买件T恤、吃顿饭、欣赏一下艺术，然后再离开这座大楼，去另外一个充满商店和酒店客房的世界随处转转。我不知道这是猴年马月，应该离那会儿不太远，人们的穿着和发型和二〇〇一年差别不大。这次小小的停留，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克莱尔那会儿随时都可能生下爱尔芭，我当然想留在她身边；不过另一方面，这又是一趟很不寻常、很有质感的未来之旅。我觉得精神饱满，没有任何时光倒错的不安，非常棒。我安静地站着。这间黑暗的屋子里摆满了约瑟夫·康奈尔②②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 1930—1972），美国艺术家，他最著名的艺术品就是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盒系列，它们的体积都相对较小，从地图、照片到铭牌等应有尽有，有的放在神秘盒里，有的则放在框子里。康奈尔的盒子有种独特的视觉魔力，在内容选择和物件摆放上，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个人的象征主义精神。
的盒子，灯光一一射向它们。一名讲解员领着一群学生，她让大家休息的时候，学生们都乖乖地坐到各自带来的小凳子上。
我观察着这群孩子，讲解员很普通，是位五十多岁、衣着整齐的女人，纯粹的金发，紧绷的脸。学生们的老师是个好脾气的年轻女人，她涂着浅蓝色的唇膏，站在学生后面，准备随时管教其中的不安分子。不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孩子，大概有十来个，我猜他们大概上五年级了。这是个天主教会学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女生的格子花呢是绿色的，男生的则是深藏青色。他们神情专注，举止优雅，却并不兴奋。真糟糕，我还以为康奈尔很对孩子们的口味呢。讲解员显然把他们看小了，仿佛在和小小孩说话一样。后排有个女生，看上去比其他孩子都要投入，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又长又卷的黑发，孔雀绿的裙子，显然和别人不同。每次讲解员提问，这个小女孩的手都是高高举起，可讲解员却总不叫她。我看得出小女孩有点厌倦了。
讲解员在解释康奈尔的鸟舍。每个盒子都是空的，许多盒子的白色内壁上，画了栖木、类似真鸟舍里的孔洞，有的还画了一些鸟。这是他最荒凉、最严肃的一组作品，全然没有肥皂泡沫机的奇幻，也没有旅馆的浪漫。
“谁知道康奈尔为什么要做这些盒子？”讲解员敏锐地扫视着孩子们，等待着回答，那个穿孔雀绿裙子的小女孩挥动手臂，像是患了圣维杜斯舞蹈病①①圣维杜斯舞蹈病（Saint Vitus Dance）；一种神经错乱症，多累及五至十五岁的女孩。典型的症状是抽搐，大部分发生在脸部和四肢。一样，可讲解员偏偏就是要忽略掉她。前排一个小男孩羞怯地说，艺术家一定很喜欢小鸟。小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了，她直接站了起来，仍然高举着手臂。讲解员勉强地问：“那你说说看？”
“他做这些盒子是因为他很孤独。他没有可以去爱的人，他做了这些盒子，这样就可以去爱它们，这样人们就知道他是存在的，因为小鸟是自由的，盒子是小鸟躲藏的地方，在里面小鸟会感到安全，他也想要自由，想要安全。这些盒子是他留给自己的，这样他也能变成一只小鸟。”小女孩坐了回去。
我完全被她震撼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居然能透彻地读懂约瑟夫·康奈尔。讲解员和整个班上的孩子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看起来还是老师早就习惯了她，说：“谢谢你，爱尔芭，你的感觉很敏锐。”她转身冲老师感激地一笑，于是我看见了她的脸，我看见的是我女儿的脸。我一直站在隔壁的展厅里，我往前走了几步，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我，她的脸一下子放出光彩。她跳起来，撞倒了自己的小折椅。我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扑进我的怀中。我紧紧抱住她，跪在地上，双手环绕着她，听着她叫我“爸爸”，一遍又一遍。
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老师跑了过来。
她问：“爱尔芭，这是谁？先生，请问您是……？”
“我是亨利·德坦布尔，爱尔芭的父亲。”
“他是我爸爸！”
老师的双手几乎完全绞在了一起，“先生，爱尔芭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哑口无言，可是爱尔芭，我的女儿，却能从容应对。
“他是去世了，”她对老师说，“可他不是一直都死的。”
我开始整理思路，“这个很难解释——”
“他是个时错人，” 爱尔芭说，“和我一样。”老师完全明白了她的话，可我却被弄得一头雾水。老师的脸在彩妆下有些苍白，但也充满了同情心。爱尔芭捏了捏我的手，暗示让我说些什么。
“呃，老师您叫——”
“库泊。”
“库泊老师，我可以和爱尔芭单独待几分钟么，就在这儿，和她说说话吗？我们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嗯……只是……我们正在实地考察……集体……我不能让您把孩子单独带走，再说，我不能确定您就是德坦布尔先生，要知道……”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 爱尔芭说，她在书包里翻了会儿，突然掏出一只手机，她按了一个键，铃声随即响起来，我迅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另一端，有人接起电话，爱尔芭说：“妈妈？……我在美术馆……不，我很好……妈妈，爸爸在这里！告诉库泊老师，他真的是我爸爸，行吗？……哦；太好喽；再见！”她把手机递给我。我迟疑了一会儿，凑了上去。
“克莱尔？”那头传来几声清晰的吸气声。“克莱尔？”
“亨利！哦，天哪，真难以置信！快回家来！”
“我争取……”
“你从什么时间里来的？”
“二〇〇一年；爱尔芭快要出生的时候；”我朝爱尔芭笑了笑，她靠在我身上，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还是我过来吧？”
“这样会更快一些。听着，你能告诉老师我就是我吗？”
“当然——我去哪儿找你们？”
“大狮子这里。克莱尔，你越快越好。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克莱尔。”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机递给库泊老师，她和克莱尔简短地聊了几句，总之，她同意我把爱尔芭带到美术馆门口，和克莱尔在那里碰头。我谢过库泊老师，她面对这个异常的局面始终相当优雅。我和爱尔芭手牵手走出了摩顿翼楼，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中国陶器馆。我的大脑在飞转，我首先该问什么呢？
爱尔芭说：“谢谢你留给我的录像带。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什么录像带？“我可以开耶鲁和马氏特了，我现在正在研究沃特斯。”
都是锁，她在学撬锁。“太好了，继续努力。听我说，爱尔芭。”
“嗯，爸爸？”
“什么是时错人？”
“时间坐标错乱的人。”我们坐在唐代瓷龙前面的长凳上，爱尔芭在我对面，两手放在腿上。她看上去和我十岁时一模一样，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爱尔芭还没有出生呢，可她已经在这里了，就像落入凡间的雅典娜。我们坦诚相对。
“知道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爱尔芭笑了，“您好。”她是我见过的最沉着的孩子。我仔细地打量她，她有哪些克莱尔的影子呢？
“我们经常见面么？”
她想了想，“不多。大概已经有一年了。我八岁时见过您几次。”
“我去世那年你几岁？”我屏住呼吸。
“五岁。”天啊，我不知所措了。
“真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的，是吧？”爱尔芭懊悔万分，我抱住了她。
“没关系，是我问你的呀，不是吗？”我深深吸了口气，“妈妈还好么？”
“还可以，就是伤心。”这句话刺痛了我，我再也不想知道别的了。
“说说你吧，学校好吗？你们学些什么？”
爱尔芭咧开嘴，笑了，“我在学校里倒没学到什么，不过我读了所有的史前工具，还有埃及知识，我和妈妈在看《魔戒》，我还在学皮亚佐拉①①皮亚佐拉（Astor Piazzolla）， 1921年3月生于阿根廷。他的千余部作品，充满个性的音乐生涯和毋庸质疑的阿根廷风格，影响着世界上一代代最优秀的音乐家。他本人也被称为探戈之父。的探戈。”
十岁就拉这个？天啊。“小提琴？你的老师是谁？”
“爷爷。”刚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我爷爷，后来才醒悟过来那是指爸爸。太棒了，要是爸爸肯花时间在爱尔芭身上，那她一定很不错了。
“你水平高吗？”这个问题真无礼。
“是啊，我水平很高。”谢天谢地。
“我的音乐从小就不好。”
“爷爷就是这么说的，”她咯咯地笑了，“可你喜欢音乐的。”
“我热爱音乐。只是我不会演奏乐器，我学不会。”
“我听过安妮特奶奶唱歌了！她长得真美。”
“哪张唱片？”
“我亲眼看见的，在抒情歌剧院，她演《阿伊达》。”
她是个时错人，和我一样。哦，真健忘。“你也时间旅行。”
“那当然，”爱尔芭笑得可高兴了，“妈妈常说我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肯德里克医生还说我是神童。”
“怎样个神法呢？”
“有时，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时间和地点。”爱尔芭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让我好生嫉妒。
“如果你不想走，你可以停下来么？”
“嗯，不行，”她有点尴尬，“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有时候不太方便……不过很有趣，你知道的，对吗？”对，我知道。
“如果你能随心所欲，那就多来看看我。”
“我试过的，有一次我看见你走在马路上，你和一个金头发的阿姨一起。你看上去很忙的样子。”爱尔芭脸红了，就在这一刹那，看着我的仿佛是克莱尔。
“那是英格里德。我认识你妈妈以前，跟她约会过。”我努力回想，那时我和英格在干吗呢，会让爱尔芭这么不自在？我心中一阵悔恨，竟然给这个懂事又可爱的孩子留下了坏印象。“说到你妈妈，我们出去等她吧。”这时我的耳中传来高频嚣叫，真希望克莱尔能赶在我消失前到来。我和爱尔芭起身快步走到大门的台阶那儿。已是深秋了，爱尔芭没穿外套，我用自己的长大衣把她裹在怀里。我靠在一只狮子身下的大理石石墩上，面朝南方，爱尔芭靠着我，从我胸口探出脑袋，她的身体完全裹在我的大衣里，紧贴着我裸露的身躯。天下着雨，车队在密歇根大街上缓缓游动。这个神奇的孩子给我的无穷爱意，令我深深陶醉，她紧紧地靠着我，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我们永远不会分离，仿佛我们拥有一整个世界的时间。我紧紧地粘在这一刻上，与疲乏斗争，与时间强大的引力抗衡。让我留下来吧，我哀求我的身体，上帝啊，时间之父，圣诞老人，一切可能听到我呼唤的神啊！就让我见见克莱尔吧，我会带着平静的心回去。
“妈妈在那！”爱尔芭叫起来。一辆我并不熟悉的白色轿车正加速驶向我们，在十字路口突然停下，克莱尔跳了出来，任凭车子在路中央阻碍着交通。
“亨利！”我试着朝她奔去，她也奔了起来，我瘫倒在台阶上，手臂仍竭力伸向克莱尔：爱尔芭抱着我，大声呼喊着什么。克莱尔离我只有几步远了，我用尽我全部的意志，看着咫尺天涯的克莱尔，奋力清晰地说出：“我爱你。”然后就消失了。该死，真该死！
门罗街停车库里的插曲
……
二六年一月七日，星期一（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天很冷，非常非常冷，我躺在雪地里。这是哪儿？我试图坐起来，腿麻木了，感觉不到脚的存在。我在一片没有房子、没有树木的空地上，我在这儿有多久了？已是夜晚，我听见车流，我用手掌和膝盖把自己支撑起来，抬起头，我在格兰特公园里，早已关门的美术馆，黑黑地兀立在几百米的雪地之外。密歇根大街上那些漂亮的建筑物一片沉寂，车流沿着湖滨大道①①芝加哥作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最为精华的部分正是沿着密歇根湖岸的湖滨大道。前进，车前灯划破黑暗的夜晚，湖对岸倒有些星星点点的灯光，即将拂晓，我需要离开这里。我需要一点温暖。
我站起来，双脚煞白而僵硬。我感觉不到，也无法挪动它们。不过我还是开始走动，我踉跄着在雪地上前行，倒下去，爬起来再走，如此往复，最终变成了爬行。我爬过一条马路，我扒住栏杆的底部，倒着爬下水泥台阶，盐渗进我磨破了的手掌和膝盖。我爬到一部收费电话前。
铃响过七声。八声。九声。“喂。”我自己说。
“救救我，”我说，“我在门罗街停车库里。该死的，这里想象不出的冷。我在保安室旁边。快来帮我。”
“好，待在那儿别动。我们这就出发。”
我想挂上电话，听筒却从手中滑落，我的牙齿无法控制，咯咯作响。我爬近保安室，猛烈地撞门，屋子里没人，只有一些闭路电视，一台加热器，一件外套，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我转了转把手，门是锁着的，我身上也没有开锁的工具，窗户都被铁丝加固了。我抖得越发厉害，没有车开来。
“救救我！”我喊道，没有人来。我用膝盖顶住下巴，抱住脚，在门前蜷缩成一团球状。没有人来，然后，最后，最后，我消失了。
幻灭
……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星期五（克莱尔三十五岁）
克莱尔：我睡了一整天。嘈杂充斥在屋子四周——小巷子里垃圾搬运车的声音、雨的声音、树枝拍打卧室窗玻璃的声音。我要睡觉。我坚定地栖息在睡眠里，渴望睡眠，利用睡眠，驱赶开我的梦，拒绝，一再拒绝。睡眠现在是我的爱人，我的遗忘，我的鸦片，我的救赎。电话铃响了又响，亨利的留言录音也被我关了。到了下午，到了夜晚，又到了早晨。一切减之又减，只剩下这张床，这无休止的睡眠让许多天缩短为一天，它让时间停止，它把时间拉长又压扁，直到没了意义。
有时睡眠将我遗弃，我就假装，仿佛埃塔就要来催我起床上学。我让呼吸缓慢而深沉，我让眼皮下的眼球停止不动，我让思想中断，很快，睡神就会看到他完美的复制品，便降临与他的同形者会合在一起。
有时我醒来，伸出手找亨利。睡眠抹去了彼时和此时、死者和活人之间的差异，我越过饥饿，越过虚空，越过挂念。今天早晨，我偶然从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像纸一样，憔悴、蜡黄、眼圈发黑、头发打结。看上去仿佛是个死人。我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金太坐在床脚，说：“克莱尔？爱尔芭就要放学了……你不想让她进来和你打个招呼吗？”我假装睡觉。爱尔芭的小手轻抚着我的脸。泪水从我紧闭的眼睛里流出来。爱尔芭把什么放到地板上，是她的背包？还是小提琴盒？金太说：“爱尔芭，把鞋脱了。”然后，爱尔芭爬到我身边躺下。她把我的手臂围在她身上，把头埋在我的下巴里。我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爱尔芭假装睡觉。我盯着她又密又黑的睫毛，看着她宽宽的嘴，淡淡的皮肤；她小心地呼吸，一双有力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臀部，她闻上去有股铅笔屑、松香和洗发水混在一起的味道。我亲吻她的头顶，爱尔芭睁开眼睛，她那些和亨利的相似之处，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金太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后来，我起床，冲了个澡，和金太、爱尔芭一起坐在桌子边吃晚饭。等到爱尔芭睡着了，我坐到亨利的书桌边，拉开抽屉，取出一叠信件和纸，开始阅读。
等我死后再打开这封信
最挚爱的克莱尔：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坐在后卧室里我的书桌旁，穿过后院夜色中幽蓝的积雪，眺望你的工作室。万物都披上了一层光滑的冰衣，寂静无声。这是无数个冬季夜晚中的一个，每一件事物上的严寒，仿佛令时间减缓了速度，仿佛让它们从沙漏狭小的中央穿越，不过，那么缓慢，缓慢。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被时间托起来，就像一个正在夏日里游泳的肥妇人，轻而易举地漂浮到水的上面，这种感觉只有当我离开正常的时间后，才能体会到。今晚，就我自己一个人（你正在圣路丝教堂，听爱丽西亚的独奏音乐会），我突然有种冲动，想给你写封信。我想为你留下些东西，在那之后。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少了。我所有的精力、快乐、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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