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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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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传》第五章中，“寅恪按”：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新咏序“燃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学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的感慨，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颖川明逸则时同人异。
《别传》第四章中，在论及河东君多愁善病时，寅恪按：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
由此可以看出，大师不是没有看出《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以河东君为原型的可能性，但出于学者的谨慎，大师不作明言，只是罗列在这里立此存照，让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来评判。另外《别传》的写作目的，是研究柳如是，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历史，不是研究文学。以大师的人品学风，做此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红楼梦》历史本事（1）
第一节 之悲 棠棣之戚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和恨，就是作者心中爱和恨的真实流露。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红楼梦》的作者，创作时立意下笔，时时处处都心存忠厚，本着“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原则，对作品中的人和事，加以忠实记录，一般不说绝对话，不做绝对评价。即使是对薛蟠一类人物，在表现他愚蠢凶恶行为的同时，还对他尚未泯灭的善良一面，不忘加以刻画。
但是，也有例外，作者对主人公宝玉的伯父贾赦和伯母邢夫人，庶母赵姨娘和同父异母弟贾环，却心存深深的厌恶，把他们描写得污秽不堪、愚蠢透顶，事事都透露出可恨、可鄙、可笑又可怜的丑态。就连他们身边的人，如马道婆、王善保家的等，作者笔下都绝无怜悯，把他们统统描写成一副令人作呕的小人、坏人形象。
赵姨娘母子制造的家庭矛盾是嫡庶矛盾，贾赦夫妻制造的矛盾是长房、二房之间的矛盾，两组矛盾的另一方，则同为“二爷”宝玉和“二奶奶”凤姐，也就是家庭的继业者和当家人。《红楼梦》书中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家庭中“乌眼鸡”般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激烈矛盾冲突，譬如，赵姨娘母子导演的挑唆宝玉挨打、魇魔凤姐宝玉奄奄待毙的闹剧，贾赦夫妻导演的鸳鸯拒婚归罪宝玉贾琏、拾绣春囊抄检大观园的悲剧，等等。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对家庭主导权的争夺。譬如鸳鸯，在贾府女奴中，并不是最漂亮聪明的，为什么贾赦非纳她为妾，并且一反常态，邢夫人亲自出面说亲呢？说到底，控制了鸳鸯就是控制了老祖宗，也就等于控制了凤姐宝玉。贾赦夫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红学界一般都把书中贾府“落一片茫茫白地”的下场，归罪于外部因素，说什么受到雍正政敌的牵连，等等，这是毫无根据地“猜笨谜”。书中贾府败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内部的矛盾，正像书中所说，“只有从内部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正是赵姨娘母子、贾赦夫妻的“窝里斗”，才最终导致了凤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导致了宝玉一痛决绝逃离了家庭。可以说，《红楼梦》的故事，其实就是对一个封建大家庭发生“家难”、导致“子孙流散”、落得“茫茫白地”过程的真实记录。
《红楼梦》记录的“家难”，发生的时间不是乾隆年间，而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地点不是江宁织造曹府，而是钱塘“百年望族”洪府。在详细考证康熙年间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昇身世的基础上，再细读《红楼梦》，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就是洪家“家难”的真实记录。
洪昇在康熙十年前后，怀着“古孝子”的悲愤，逃离家庭后，在诗文中经常以“履霜操”、“避缴者”自譬。所谓“履霜操”，就是指无罪见斥；所谓“避缴者”，就是逃避挑拨离间的人。既有“避缴者”，就必然有“施缴者”，即制造事端的人。这个洪家的“施缴者”，有史料证明，就是洪昇的继母和父妾及同父异母弟，与《红楼梦》的记载完全相同！
洪昇自居的所谓“古孝子”，其真实含义是“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不陷父母于不义”。《红楼梦》中，宝玉遭到贾环母子的暗算，被父亲施加狠毒的笞挞，三个月不能动弹，父亲还留下话来，要找绳子勒死他，以避免将来发展到“杀父弑君”的程度。在有性命之忧的家庭环境中，宝玉最终除了逃离家庭，还有别的办法么？事实上，《红楼梦》的初创者洪昇和二弟洪昌，就是在“大杖”的威胁下，逃离家庭，造成洪家“子孙流散”、继业无人的。由此分析，洪昇在《红楼梦》创作中，对这些家庭的“施缴者”，丝毫不留情面，竭力加以丑化诋毁，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不论是否承认《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红学界一致公认，作品主人公贾宝玉身上，寄托着作者的影子、作者的爱恨。书中宝玉出场的那两首“西江月”，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感情：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从诗中不难体会到作者对作品主人公自怜自叹、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书中主人公的母亲王夫人称自己的儿子是“孽根祸胎”，父亲贾政称自己的儿子是“不肖孽障”，总之是个“不肖”逆子；但主人公的祖母“老祖宗”，在清虚观却含着眼泪对张道士称，“只有这个孙儿”，最像当日的“国公爷”。由此可见，《红楼梦》主人公在家庭中的矛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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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2）
父母心目中的儿子“不肖”，儿子心目中的父母形象又如何呢？一般说来，按照“严父慈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伦理，我国封建社会的任何文人，都不会在作品中丑化自己的父母的。但《红楼梦》的作者，在作品中对主人公的父母却不无微词，这实在是有违封建社会常理的。
作品中的贾政，不仅迂腐古板，而且不学无术，从他经常交往的“沾光”（詹光）、“善骗人”（单聘仁）、“不顾羞”（卜固修）等人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他们的道德人品。与他们为伍的贾政，还可能是正人君子式的“严父”么？作品中的王夫人，表面上的“慈”和内心中的“狠”形成强烈的反差。在虔心礼佛的慈善面孔下，潜藏着一颗阴险毒辣的心肠，死金钏、逐晴雯、疑凤姐、诋黛玉，家庭所有悲剧的产生，她几乎都在暗中操纵。
以上足以看出，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不仅有长房二房的矛盾，父辈嫡庶的矛盾，还有父子母子之间的矛盾。对前两组矛盾，作者采取公开诋毁的手法，对当事人不遗余力地加以丑化；但对后一组矛盾，作者的手法就要隐晦曲折得多了，在表面上描写“严父慈母”的文字中，潜藏着对父母的极大不满。《红楼梦》作品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封建常理的怪现象，根源还在于作者洪家庭中发生的“家难”。洪昇逃离生活优裕的大家庭，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起因固然是别人的挑唆，但家庭关系破裂的根本因素，还是洪昇不容于父母所致。洪昇在描写“家难”时，对主人公父母不无微词，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在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逆子，当然要背负“不肖”的恶名，事实上，洪昇一生确实无时无刻不为“不肖”罪名而苦恼。封建道德要求，家丑不外扬，不能指责尊长，洪昇无法为自己辩解。因此，把“家难”“编述一记”，把自己的“不肖”“普告天下人”，正是《红楼梦》的创作缘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正是洪昇创作《红楼梦》时矛盾无奈的真实心境！
《红楼梦》中有一处十分令人费解的描写，就是在荣府二房的屋檐下，同一辈分中居然有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宝玉的“二爷”身份是清楚的，因为身上有一个死去的长兄贾珠；宝钗出嫁后，自然是“宝二奶奶”。贾琏、凤姐的“二爷”、“二奶奶”身份就十分可疑了：书中明确交代贾琏是贾赦的长子，却莫名其妙地让他称为“二爷”，并安排他和凤姐夫妻二人，去为在同一家庭中生活、并未分居的二叔二婶当家。真不知道家中的晚辈和下人，对他们如何称呼？
红学界的好多专业大师和业余红迷，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不论怎么排行，从贾珠论的小排行，还是从贾珍论的大排行，贾琏都不是行二！只好立此存疑，糊涂过去了。其实，只要明白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这个谜团就迎刃而解了。
洪昇兄弟三人，洪昇为长，二弟洪昌，字殷仲，与洪昇一母所生；三弟名不详，字中令，为妾所生，是洪昇的同父异母弟。既然洪昇并非“二爷”，为什么在《红楼梦》中把主人公写成“二爷”呢？这还要从洪家的“家难”说起。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是同二弟洪昌一起逃离家庭的。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二弟和弟妇孙氏都年轻轻地客死异乡了。对骨肉同胞的惨死，洪终生都感到无比痛心和愧疚！因此，在创作《红楼梦》时，把主人公的身份，给了“二爷”洪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洪昇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宝玉形象，又把“二爷”的身份给了洪昌，自己就只能回归“大爷”的真实身份，并处理成年轻夭亡的贾珠了。洪昇曾把自己的二儿子洪之益，过继到二弟名下继承香火，这应该就是贾兰的原型。据此分析，洪昇创作《红楼梦》时，为了纪念二弟，有意把自己和二弟交换了身份。至于三弟中令的形象，应该就是书中的“小燎猫子”贾环。
书中的贾琏，与宝玉应该是同一生活原型的两个生活阶段，宝玉是婚前的少年时代，贾琏则是婚后的成年时代，二人在书中的身份，当然都是“二爷”。洪昇是在婚后数年，与妻子一起逃离家庭的。书中的“琏二奶奶”凤姐，原型应该就是洪昇的妻子黄蕙。洪昇的妻子是母亲的娘家侄女，自己的亲表妹，与《红楼梦》中凤姐与王夫人的关系相同；书中王夫人与凤姐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与生活中洪家婆媳关系也是吻合的。洪昇的亲生母亲黄氏，虽然未必就能与作媳妇的娘家侄子搞好关系，但在洪婚前就病逝了，父亲续娶钱氏，继母与前妻所生子女之间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上，洪昇的继母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就是白热化的，洪昇逃离家庭二十年后，妻子还不肯回杭州探视公婆，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历史本事（3）
《红楼梦》既要表现作者少年时的浪漫经历，又要表现自己青年时的家庭矛盾，还要把这些人和事放在荣府大观园一个框架里，所以只能写出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书中让小“二爷”宝玉只有乳名，既无名也无字，似乎莫名其妙；书中的宝玉忽大忽小，忽清忽浊，也似乎很难解释。只有确认洪昇的初创者身份，这一切才有了合理的解释。
《红楼梦》大旨言情，作者的创作目的，据书中“作者自云”交代，是描写“当日闺友闺情”，为自己的姐妹作传，使得“闺阁昭传”，不致因自己“不肖”而使其“湮没无闻”。作者的姐妹们命运一定都十分悲惨，否则，作者不会把她们都归入“薄命司”，让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考证真实生活中洪昇的姐妹们，命运同《红楼梦》描写的竟是如此契合，当非偶然。洪昇确实有众多的姐妹：妻子黄蕙就是洪昇的嫡亲表妹。洪昇还有两个亲妹妹。洪昇的表亲黄家、顾家、翁家、钱家、李家、林家、江家，都有好多表姐妹。这些姐妹的命运，归入“薄命司”，大致都是不错的。
黄蕙与洪昇自小青梅竹马，二人的结合，还真有点现代人自由恋爱的味道。黄蕙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妙解音律，与表兄洪昇志趣相投，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黄蕙的祖父黄几，在康熙前期备位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可谓富贵已极，与《红楼梦》中的王家相酹。在江南口语中王黄是同音的。
黄蕙的命运似乎相当不幸，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在封建大家庭中，孤儿的命运可想而知。与表兄洪昇喜结连理之后，本想夫荣妻贵，享受终生，但确实“好事多磨”，又因“家难”，逃离了富裕的家庭，受尽了人生苦难。黄蕙青少年的经历，同《红楼梦》中的湘云十分相似，本想“嫁得才貌仙郎”后，“准折些幼年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心事终虚化”！
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洪昇从小经常和妹妹们在自家的花园中玩耍，对妹妹们一往情深，称赞她们“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但两个妹妹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可能是所嫁非偶的命运悲剧，她们在哥哥洪昇逃离家庭后，草草嫁人，婚后不久，就相继悲惨地死去。洪昇对两个妹妹的惨死，终身痛心疾首，直到晚年，还悲吟“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的诗句。这与《红楼梦》中，迎春、探春的命运，似乎是相同的。
洪昇的众多表姐妹们，就是“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都是清初杭州“四大家族”的女才子。在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面前，她们也确实落得“万艳同悲”的命运。洪昇的表丈钱开宗，是“江南科场案”中被砍了脑袋的副主考；洪昇的姻亲翁世庸，是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案被革职的台湾知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表姐妹们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时代注定的。作了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就不难想象，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为什么要写女儿们的悲剧，为什么立意为“闺阁昭传”了。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一部《红楼梦》的缩影，有人干脆称其为“小《红楼梦》”。但作者为什么在一部大《红楼梦》中，套写一部小《红楼梦》，红学界却几乎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索隐派在甄士隐身上无隐可索，考证派在甄士隐身上也找不到江宁织造家庭任何人的影子，因为甄士隐的故事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探佚派在这里也找不到用武之地。
其实，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你就会清楚地看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洪昇对自己悲剧人生的简要概括。《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是作者青少年时的爱情生活，受“三一律”的制约，作者不可能按线性原则去描写自己的完整人生经历，因此，再创作一个甄士隐，放在作品的开头，既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又交代了作品正文无法表达的内容，是十分高明的创作方法。
甄士隐的故事大致交代了五层意思：一是甄士隐慷慨资助贾雨村进京科考，贾雨村因此飞黄腾达；二是甄士隐的小女英怜因家人霍起粗心，被拐子拐走，后来贾雨村恩将仇报，乱判了葫芦案；三是甄家隔壁葫芦庙失火，带累甄家烧成一片白地；四是甄士隐到田庄上住了几年，因“水旱无收，盗贼蜂起”，实在生活不下去；五是投靠岳家受冷遇，最后看破红尘，跟着道士走了，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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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4）
甄士隐人生的“五部曲”，实际就是洪昇人生的真实经历。洪昇因“家难”逃离家庭后，携妻带女确实在武康田庄上住了几年，这几年又恰值平定耿精忠的战乱，“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实在难以维持生活，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洪昇的长女在最聪明可爱的七岁时，因贫病交攻、冻饿交加，就是在武康悲惨地死去了；洪昇在作品中讳言死去，处理成丢失，是情理中事。
洪昇携八口之家赴北京居住时，岳家正在北京过着相府生活，但洪昇家庭却经常出现断炊的情况，岳家照顾如何，可见一斑，洪昇称岳家为“封肃”，并非无因。洪昇最后倒没有跟着什么“道士”飘然而去，但确实在康熙二十八年遭受“斥革下狱”的人生打击后，愤而逃到京东盘山，跟着兼具和尚道士双重身份的“拙上人”，用“逃禅”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书中甄士隐唱出的《好了歌解》，就是当时洪昇心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蕉园诗社
古人就知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何况今人。举凡成功的文学作品，书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必有生活原型，这是文学领域的常识，无须多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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