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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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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描写上，不难看出黄蕙的影子。第五十三回脂批中，有“都中望族首吾门”、“遗脉孰知祖父恩”等句，正是黄蕙的口气，也只有当朝宰相的家族，才敢于自称“都中望族”之首。曹家不论如何富贵，毕竟是“包衣奴才”，敢这么称呼么？更何况曹家的富贵在南京，也不在“都中”。
黄蕙同洪昇两家同居杭州，二人从小青梅竹马，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二人同为二十岁时结婚。二人的婚姻在当时实是难得一见的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的婚姻。康熙十年以后，由于家庭中父妾和同父异母弟的挑拨，洪昇夫妻一起被迫逃离了富裕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颠簸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前后半生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反差。文学界对洪昇夫妇的这段惨痛经历，一般称为“天伦之变”。联想到《红楼梦》脂批中指出：作者是因为“脊令之悲，棠棣之威”——正是隐指家庭失和、兄弟反目——而创作《红楼梦》一书的，不难推测《红楼梦》的“作书人”和“批书人”，就是洪昇和黄蕙夫妇二人。
洪家的“家难”，是洪夫妇一起经历的苦难。作为女人，个中滋味，黄蕙的体验应该比洪还深刻；个中隐情，黄蕙的了解应该比洪昇还清楚。《红楼梦》中描写的好多故事，脂批都说“作者与余实实经历过”，说明批书人与作者的夫妻关系。《红楼梦》记载的姐妹们的生活琐事，多数应该是黄蕙提供的；记载的姐妹们的诗词，多数也应该是黄蕙记录的。在作者描写钗黛故事时，脂批“作者将余比作钗黛”，因而产生“余何幸也”的感觉；在作者描写“三春去后诸芳尽”后，脂批“此句令批书人哭死”；在作者描写宁府五件弊端之后，脂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在作者描写赵姨娘结交马道婆后，脂批“吾家儿孙慎之戒之”；在作者描写贾芸到舅父家告借惹气后，脂批“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余家”、“吾家”、“余二人”等都说明，批书人与作者是夫妻关系，拥有同一个家！
另外，洪昇的舅父家，正是黄蕙的娘家，洪昇夫妇寄居京师前期，黄家尚在京师，生活富贵已极，但洪昇夫妇的生活却极端贫困，甚至几天揭不开锅，达到“八口命如丝”的地步，这种反差说明什么呢？说明洪昇夫妇也像书中贾芸一样，为向舅舅家借“三升麦子、两升豆子”惹过数落，故脂砚斋有此批，亦可见做此批语时之心态。。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红楼梦》二十一回的“回前诗”，诗中说有一个深知“拟书底里”的“客”，题了一首诗：“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茜纱公子”与“脂砚先生”是两个人，但诗中又连用了三个“自”字，只有夫妻关系，才能如此表述。这个“客”字，是批书人对作者兼丈夫的戏称。脂批中多次出现有“客”阻批的情况，二人之间时有争论，防止了脂砚斋“点金成铁”。这些“客”，都应是二十一回回前诗中的那个“茜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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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辨证（5）
由此不难看出，洪昇夫妇是一起进行《红楼梦》创作的。一边写，一边批，黄蕙不时为丈夫提供一些创作素材，洪昇也经常指点妻子应如何理解书中的内容。这正是《红楼梦》表现出浓厚女性化倾向的根本原因，也是脂批中经常出现脂砚斋和“客”一问一答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在存世的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洪昇友人的诗中，曾说他在出狱后，“坐对孺人理典册”，一派夫妻共同回忆过去生活、整理过去作品的景象。黄蕙之所以为自己署名脂砚斋，根本原因似乎是，创作和评点是夫妻二人共同进行的，脂妻砚夫，共用书斋，署名脂砚斋，再恰当不过了。
七、脂批提示的《红楼梦》对“一芹一脂”夫妻
生活的记载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脂砚斋批语中透露的《红楼梦》隐情，实际上就是洪昇夫妻遭逢“家难”前后真实生活的记载。由于脂批数量很大，透露的内容颇多，有必要就一些重要信息再进行一些分析。
脂砚斋先后三次，在批语中向“石头”发问：“比在青埂峰下萧然坦卧何如？”“比在青埂峰下闻猿啼虎啸何如？”读者莫以为这是闲笔。其实是黄蕙对丈夫当年欲在“青埂峰”出家的讽刺语。康熙二十九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刚刚出狱的洪昇，怀着满腔悲愤，一个人来到京郊盘山的青沟寺（即大荒山青埂峰原型），欲找老朋友智朴大师出家。丈夫欲出家，妻子作何感想，可想而知。洪昇后来由于“妻儿待米”终于没有出家，但必然给妻子留下话柄。《红楼梦》书中说宝玉谈禅终于“未晤”，“将来必无关系”，“一世跳不出”，与脂砚斋以上批语，同是对这段经历的曲折反映。
脂砚斋有一条十分奇特的批语，在《红楼梦》第七十三回，抄检大观园前，有对奴仆挑唆主人内容的描写，看到这里，脂砚斋实在忍耐不住了：“杀，杀，杀！此辈专生离异，余因实受其蛊。今读此文直欲拔剑批纸，又不知作者多少眼泪洒出此回也。”“愚奴贱婢之言，酷肖之至！”没有锥心刺骨的相同经历，并且是与作者的共同经历，是不会如此评点《红楼梦》的。洪昇夫妇当年，就是因为受到家庭中“赵姨娘”、“邢夫人”、“马道婆”、“王善保家的”一类人的挑拨，不容于父母，被迫逃出家庭，发生天伦之变的，夫妇二人一生对此都痛心疾首，不能释怀。脂砚斋在批语中多次说，这些都是“余旧日目睹亲闻，作者身历之现成文字”，在“现成文字”处作此激愤批语，不是十分自然的么？
脂砚斋对“西”字十分敏感，看到书中有“西”字，就“恐先生坠泪”。为什么呢？恐怕与洪昇夫妇的伤心经历有关。洪家故宅就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西溪，西湖、西泠、西溪等三西是杭州的象征。洪昇夫妇就在这里经历了惨痛的天伦之变，被赶出了富裕繁华的家庭，从此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见了“西”字，如何能不落泪？批语中的“西堂故事”、“矮幽舫”故事等，似乎也是在西溪洪府时的往事，天伦之变后回忆起青少年时的幸福生活，如何能不感慨系之！
脂砚斋对“三十年前”的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批语中多次指出，“三十年前事见书于纸上”，并且这些事情都是她与作者共同经历的。“三十年前”是什么时间呢？正是洪家发生“天伦之变”的家难时间。洪家“家难”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康熙十年到十一年，到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脂砚斋批书时，不正是三十年时间么？脂批中多次以十分亲切的口吻说，“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这个在她身“侧”的“皓首驼腰”者，应该就是她的丈夫，《红楼梦》的作者洪昇。
尤堪注意的是脂砚斋批语中说自己家族是“都中望族”，但自己却没有依恃，“父死母孀”的窘境，令自己“肠断心摧”。这正是黄蕙的真实经历。黄蕙的父亲黄彦博，是当朝大学士黄几的儿子，曾官居庶吉士，在黄蕙婚后不久就不幸病死了，死的时间是“夏秋之交”。《红楼梦》书中记载黛玉父亲林如海死于“九月初三”，正是江南的“夏秋之交”。宝钗的父亲也是早死，母亲薛姨妈“孀居”。联想到“钗黛合一”，不是与黄蕙的命运基本吻合么？脂砚斋批书时，回忆“父死母孀”，正是“三十年前”事。
脂批“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多少忆昔感今”，胡适先生据以推断指的是江宁织造曹家接待康熙南巡的事情。其实康熙六次南巡，足迹遍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有一个官员出面接驾。洪昇没有接过驾，但洪昇的好朋友高士奇却在杭州接驾一次，接驾的地点就在杭州西溪，高士奇为此专门在西溪修建了一座“山庄”，康熙也曾为山庄中某庭院题字“竹窗”。西溪正是洪昇的故居所在地，高士奇接驾时，洪昇也在杭州，对此当耳熟能详。联想到《红楼梦》中对修建大观园的描写，以及对潇湘馆的刻画，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楼梦》历史辨证（6）
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葫芦庙失火”，原因是那些和尚“炸供不小心”所致时，脂砚斋批道：“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红学界一般都断定这是指曹家在金陵被抄家的原因所在。其实，若不是心中早有一个曹雪芹先入为主，“葫芦庙炸供”同曹家被抄有什么关系？洪昇康熙二十八年被朝廷斥革下狱，表面上看是因为“国丧”期间非时演戏，实质上是因为得罪了“北党”，“皆因朋党怒，岂在伶人戏？”当时的朋友就为洪昇指出了这一点。洪昇得罪“北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洪昇在南京期间，曾经用“北党”领袖之一、当时巡抚江宁的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买了一个小戏子邓氏雪儿为妾。此事对洪昇是美谈，对余国柱却是丑闻，心中之恼怒可想而知。宫廷国丧不正是“胡虏庙炸供”么？洪昇此时被祸的真正原因是在南京——当时的南直隶省惹下的。这方是脂砚斋本意所在。
戚本第二十二回有一段十分惹眼的批语：“作者当日发愿不作此书，却立意要作传奇。”为什么立意作传奇呢？因为洪昇熟悉并热爱传奇创作，一生写了二十多部传奇稿本。那么为什么最终还是“作此书”了呢？显然是身边妻妾怂恿的结果。妻妾又为什么要怂恿作者写小说呢？蒙府本的一句批语可说明原因：“因为传他，并可传我。”妻妾即批书人，也有一肚皮话要说，所以有此举动。其实，不是妻妾怂恿，洪昇也要写小说的。在洪昇晚年，他与《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来往十分密切，显然与创作小说有关。很可能洪昇传奇作了，小说也写了。康熙四十一年拿给朱彝尊看的《洪昇上舍传奇》，大概就是与小说《红楼梦》相同题材的传奇。《红楼梦》中的“红楼梦十二支曲”，以及一些类似戏曲写法的情节，也似乎就是从传奇中移植过来的。
第二节 畸笏叟
畸笏叟在脂本《红楼梦》中的地位绝对重要。他的批语数量仅次于脂砚斋，并且评点《红楼梦》的时间多在壬午年（1702）和丁亥年（1707）。壬午年是作者逝世的前二年，丁亥年则是作者逝世的三年以后了。畸笏叟的文化功底似乎不太高，批语中错别字甚多，翻来覆去就是“叹叹”那么几句话，或者以卖弄的口气，透露一些后三十回内容。
这个畸笏叟有可能是谁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洪昇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洪昇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纳的一个小妾“邓氏雪儿”。康熙二十二年，洪昇以江宁巡抚余国柱馈赠的千两白银，在苏州买回了一个小“戏子”雪儿。这个雪儿，天生一副好歌喉，婚后洪昇家经常出现“丈夫工顾曲，霓裳按图新，大妇调冰弦，小妇啭朱唇”的美妙景象，就是洪昇作曲，黄蕙伴奏，雪儿高歌，其乐融融。
洪昇创作《红楼梦》期间，雪儿不可能是局外人，联想到《红楼梦》中描写宝钗，让她姓薛，以雪喻人，吃冷香丸，似乎可以悟出点什么。壬午年洪昇夫妇年近六十，已是生命晚期，多灾多病，雪儿此时也四十来岁了，应能进入批书者行列，并成为批阅的主角，似为情理之中事；癸未、甲申年前后，洪昇夫妇相继去世，雪儿自然就成为《红楼梦》评点的惟一主角了，直到丁亥年她也死去。洪昇死于甲申六月，她在甲申八月的批语中，就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并祝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同时说明自己的批语是“泪笔”，这正是小妾这种特殊的“未亡人”；在丈夫和大妇死去时的口吻。至于她批语中曾说“命”作者做这做那，不过是少妾对老夫发娇的口吻罢了。
雪儿为什么署名畸笏叟？其中还有一段隐情。洪家发生“天伦之变”时，洪昇是与二弟殷仲一起逃出了家庭。在漂泊困苦中，二弟夫妇不幸早死，无子女继承香火。洪昇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将二弟夫妇的骸骨迁葬故乡，并将自己的次子洪昇之益过继二弟名下继承门户香烟。这个洪之益，就是邓氏雪儿所生。雪儿开始批阅《红楼梦》在壬午年，正是己卯后三年，此时署名“继户叟”，谐音“继户嫂”、“畸笏叟”，是十分合情理的。甲申后的雪儿，是洪家存世的惟一长辈，戏称自己为“叟”，批语中倚老卖老，同时也谐音“嫂”，亦属情理之中。
根据畸笏叟丁亥年夏天写的一条批语，说自己这年春天在“都下”结识了一个浙省的新科进士，该人善画美人，欲求他为《红楼梦》之黛玉画像，但因时间匆匆，愿望不果，常为此怅怅。“都下”显然是北京，丁亥年（1707）是洪昇死后三年，畸笏叟跑到北京干什么去了？从她的批语中推断，她在壬午年就知道了《红楼梦》手稿有“五六稿为借月阅者迷失”，心中十分不安，“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不要以为这是泛泛之谈。青埂峰就是北京盘山的青沟寺，癞头和尚就是智朴禅师，正是他在壬午年，把洪昇创作的《红楼梦》“抄录回去，问世传奇”。此后洪家的手稿不幸“迷失”了“五六稿”，畸笏叟欲补全手稿，到北京去找癞头和尚，去抄配石兄原稿，正是最合理的举动。她年轻时随洪昇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有好多梨园界的朋友，去一次当不困难。至于她找没找到智朴和尚，找没找到“五六稿”原文，就不得而知了。畸笏叟死于丁亥年，她是否死于北京？丈夫的手稿是否也随她流落到了北京？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可惜无从考究了。
《红楼梦》历史辨证（7）
第三节 松斋
当今红学界流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红楼梦》各种版本中，“立松轩本”是总的源头！
《红楼梦》现存的十几种版本，究竟应该如何划分类型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红学界一般都分为“程高本”和“脂本”，认为除了印本外都是“脂本”，这是很不科学的。那些题名为《石头记》，以八十回传世，并且有脂批的，应该属于“脂本”；那些虽然也题名为《石头记》，也以八十回传世，但每回都有回前回后总批，并有大量不属于脂批的批语的，却未必是脂本，而应是另一个版本系统；题名为《红楼梦》的一百二十回本，并且没有脂批的，即使是抄本，不是程高印本，也不能看成是“脂本”。因此把《红楼梦》版本系统分为《红楼梦》系统和脂本《石头记》系统、立松轩本《石头记》系统，是比较科学的，也是比较清楚的。曹雪芹传出的名为《红楼梦》的本子，与今天的《红楼梦》系统本子也不相同，无法归入哪个系统，但他的祖本，应该是《红楼梦》系统的本子，因此仍应归类为《红楼梦》系统版本。不过这个版本已经彻底失传了，这种归类没什么意义。总的说《红楼梦》各种版本大体可归类为“《红楼梦》本”、“脂批《石头记》本”和“立松轩《石头记》本”三大版本系统。
这三大版本系统都是从曹雪芹手中一个源头流传出来的么？从表面上看，似乎应该如此，因为现今所能见到的所有版本中，不论内容有多大出入，书中开始都有“后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篡成目录，分出章回，另题一名为《金陵十二钗》”字样。但细致想来，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在程高本印刷发行前，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并且都是手抄本。手抄本的特点，就是在传抄过程中，对于“此有彼无或彼有此无”的文字，往往用其他本子校核抄配，形成“百纳本”。除了甲戌本前面有个“凡例”显得特殊外，其他所有本子的开头文字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显然是在长期的互相抄配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开头写有“曹雪芹披阅增删”字样的本子，不一定就是从曹雪芹一个源头传抄出来的。
由于历史资料极为匮乏，这方面我们只能做些推理判断的事情。洪昇初创《红楼梦》杀青是在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有朱彝尊记载的《洪上舍传奇》可证。此前先后写出了甲戌、己卯、庚辰三个稿本，最后定稿本应最接近今天的庚辰（1700年）本。就是这一年，洪的老朋友、京东盘山的“拙道人”（拙和尚）前往江南“扫塔”，“访道求仙”。根据《红楼梦》书中所记作者“石兄”同后改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的对话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拙道人”（拙和尚）就是“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是他第一个从洪昇处抄录回来一个名为《石头记》的本子，并由他来“问世传奇”。从王渔洋对“拙道人”（拙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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