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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热红楼历史十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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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题目”，应该就是刚刚发生的可资歌咏的新故事。既然是新发生的事情，只能是近年发生的、刚刚传到贾政耳朵里的故事，总不能一百多年后传到曹雪芹耳朵里，还是“新题目”吧？事实上，清朝初年的蒲松龄和王士，就分别在《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中，分别记述了林四娘的故事，也确实是按照“新题目”来歌颂的。仅仅根据这一点，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推断《红楼梦》与《聊斋志异》是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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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公案（5）
顺治二年（1645），也就是南明弘光元年，当时清军占领了北京，但势力尚未向南发展；南明政权自顾不暇，也没有北进的愿望，山东一带，成了四不管的地方。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军队，被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击败后，大队伍向西溃退，其中一支农民军脱离了大部队，退向山东。
山东青州，是明朝衡王的封地。这支农民军占领青州后，衡王落入了农民军手中。农民军此时正处于孤立无依的状态，于是便欲拥戴衡王登基，继续与清军对抗。哪知这个衡王是个扶不上壁的烂泥，究竟是否顺从农民军，已不可考，反正无所作为就是了。后来，清军进入山东，在交战中，衡王不知是被农民军杀死了，还是被清军处决了，反正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衡王死后，据说衡府旧址经常发生妃嫔或宫娥冤魂出没的事情。
衡王与林四娘的故事，在当时南明的首都南京流传很广，南明君臣曾经为衡王的遭遇叹息不止。《红楼梦》、《聊斋志异》、《池北偶谈》等作品，都是根据这一传说写成的林四娘故事，由于传闻的差异，所以记载也大同小异。《红楼梦》中写这个衡王，用的是“恒王”二字，这个“恒王”并非另有其人，只是衡王的同音讹转罢了；林四娘三个字，在所有记述中都是一致的，没有异议。
其他典籍中记载的林四娘，都是一个在战乱中死去的柔弱女子，《红楼梦》中却把她写成了驰骋沙场的女英雄，女烈士，这明显是受了南明时期那些战场女英雄事迹的影响。
顺治十一年（1654）钱谦益意外继承了外祖父的一处庄园遗产——常熟城东三十里的“芙蓉庄”。芙蓉庄不仅名字风雅，周围风景也十分秀美。庄内还有一棵百年红豆树，所以又被当地人称为“碧梧红豆庄”。对芙蓉庄略加修葺之后，夫妻二人携带他们的小女儿，搬来这里居住。
钱柳夫妻搬进芙蓉庄后，一件奇迹发生了，庄中那株已经二十多年不开花的老红豆树，忽然之间竟花发满枝，香飘数里！这年九月，在钱谦益华诞前，居然结下了一粒红豆，而且仅仅一粒！柳如是虽然对陈子龙终生怀念，但对苍老的丈夫能够真心悔过，并且在垂暮之年为反清复明大业辛勤奔走，也充满了一腔柔情。在钱谦益的寿礼上，妻子献给他的礼物，就是这颗代表着相思的红豆，令钱谦益老人激动不已，在席上口占十首绝句，歌咏红豆，歌咏爱情！
钱柳夫妻之所以搬来这里，除掉风光怡人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同江南义军联络方便。这一时期，钱谦益同他的学生郑成功来往频繁，正策划着郑氏水师由长江口溯江而上，力争夺取南京，占领江南半壁，再图恢复全国。
顺治十一年（1654）正月，郑成功的水师，在张名振、张煌言的统帅下，攻入长江口，停泊在金山江面。柳如是随丈夫亲自来到水师大营箪食壶浆犒劳义军。在这支威武的军队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有一支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英姿飒爽的娘子军！
柳如是一生侠肝义胆，年轻时经常扮作男装，或儒生，或武生，自比宋朝擂鼓战金山的梁红玉。为了装备起义的五百“罗汉军”，她在自己生活窘困的情况下，把一生积攒的价值万金的首饰，连同“百宝箱”，慷慨地捐给了义军，为世人交口称奇，赞叹不已。
这次也是在与梁红玉战斗地点同名的金山，见到真正的女兵，柳如是内心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同娘子军的首领阮姑娘立刻成了好朋友。张名振看到此情景，笑着说，将来战事结束，让阮姑娘在你个女将军左右侍奉，让你终日和“危画（女旁）将军”在一起。可惜的是，郑成功水师战败后，阮姑娘在舟山战死，永远没有侍奉左右的机缘了！这支娘子军的残部，在“邓小脚”的率领下，后来转战闽南山区，给清兵以惨重打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粮草断绝，全军覆没，所有女兵全部壮烈牺牲！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应该是混合着青州林四娘与江南阮姑娘形象创作出来的。我们知道，《红楼梦》创作初期，洪昇曾以南明时期作为背景，以柳如是为原型进行创作。义军水师女兵的故事，与柳如是紧密相连，难怪洪昇要如此描写。
第五节 曹雪芹书箱
一、“曹雪芹书箱”风波
上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一项轰动红学界的重大事件：在北京一个张姓的家庭中，发现了“一对儿”所谓的“曹雪芹书箱”。收藏者自称其祖先是曹雪芹的好朋友张宜泉，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内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是新红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基础。据红学大师冯其庸推断，该书箱确实是乾隆年代的旧物，是曹雪芹或其续弦夫人逝世后，由张宜泉保存下来的。
《红楼梦》历史公案（6）
准确地说，这是一对木制的书箧，左右宽厘米，上下高51厘米，前后深23厘米。两个书箧的正面，左右相对刻有兰花。右边的兰花下有一拳石，兰花上端有行书题刻：
题芹溪处士句：
并蒂花呈瑞，
同心友谊真。
一拳顽石下，
时得露华新。
左边一幅兰花上端题刻：
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
左边一幅兰花的右下角题刻：
拙笔写兰。
还有两句题刻：
清香沁诗脾，花国第一芳。
左边书箧的箧门背面，用章草书写着箱内所装物品的清单。由此清单可见，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为“芳卿”的女子，箱中物品是她与丈夫所绘的编织一类的草图和歌诀稿本，即所谓“花样子”。清单共五行字，五行字左边，则是用娟秀的行书写的一首七言悼亡诗，括号里的文字，是书写当时被勾掉的：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圻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书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身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此书箧的发现，着实令红学界兴奋了一阵子。吴恩裕、冯其庸等大师断定这对书箧是曹雪芹续娶时，朋友们送给他的贺礼；赵冈先生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曹雪芹的继室许芳卿》。这件乾隆时期遗物重见天日，红学界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是《红楼梦》问世“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因为它不仅证实了新红学理论的根本所在，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本人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曹雪芹确实有个续弦夫人，就是书箧的主人“许芳卿”！
然而，正在红学界大师们好梦沉酣的时刻，却冷不防被人浇了一瓢冷水：1983年3月，在《文献》杂志第15辑，刊出了端木蕻良与洪静渊先生《关于新见“芳卿悼亡诗”的通信》。端木先生是曾经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著名作家，洪先生是安徽省著名文人，二人在文坛均可谓德高望重。洪静渊先生称“从友人处获阅《旧雨晨星集》一书残本”，书内记载一个名“许芳卿”的女诗人，在其夫卒后，作悼亡诗云：
不怨糟糠怨杜康，克伤乩诼重玄羊。
思人睹物埋沉箧，待殓停君鬻嫁裳。
织锦意深惭蕙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知戏语终成谶，欲奠刘郎向北邙。
此诗的发现，红学界立即大哗。因为《旧雨晨星集》的作者为程琼，号“转华夫人”，其夫吴震生，号“玉勾词客”，二人均乃生活在康雍两代的安徽籍著名词人。吴震生在乾隆二年为《西青散记》作续时，自称“鳏叟”，其时“转华夫人”下世最起码已经十年以上了。这说明，与“转华夫人”生前为邻居的“许芳卿”，悼念亡夫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许芳卿根本不可能成为曹雪芹的续弦夫人，所悼的死者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据此，高阳先生撰文《许芳卿悼亡，曹雪芹未生》，红学界又交口一声，断定“曹雪芹书箧”乃是“作伪”的产物。
随着吴恩裕大师的逝世和冯其庸大师的缄口，红学界基本无人再提起这对令大师们蒙羞的“书箧”了。只有邓遂夫先生前一段发表了一篇《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文章，用自己记录的同洪静渊先生的谈话，判断洪先生提到的《旧雨晨星集》子虚乌有，试图证明是洪静渊先生“作伪”，而书箧是真的有价值文物。邓先生同洪先生的谈话发生在1988年６月，从谈话到邓先生文章发表，历时长达15年之久。谈话当时洪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大概不会再活15年。洪先生在世时，邓先生把自己的“谈话记录”束之高阁，而在洪先生辞世后才加以公开发表，众所周知，死人是不会为自己辩护、打笔墨官司的，邓先生于此时发表自己记录的、洪先生无法辩护的、也没有第三人证实真伪的谈话记录，不是十分耐人寻味么？
红学界的大师们，思维方式似乎出了点问题：此书箱出自现代一个张姓公民家中，由于书箱上有“芹溪处士”字样，他们对书箱原主人是曹雪芹便深信不疑，甚至对臆测“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也全盘接受，尽管这中间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对于曹雪芹拥有此书箱之前甚至出生之前，书箱还有一个初始的主人“许芳卿”，这个“芳卿”并非曹雪芹的“续弦”，甚至与“曹家店”不搭界，尽管这些都有直接证据支持，但大师们还是不能“容忍”，转而全盘否定这对书箱。他们不对箱箧进行考古鉴定，不去研究“悼亡诗”的真实含义，而是采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态度，不是无端判定“许芳卿”是“造假”的人物，就是盲目推断书箱本身是“造假”的产物。总之，在大师们眼中，不是用书箱来判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而是用曹雪芹的著作权来判定书箱的真伪；书箱如果有利于曹雪芹就是真的，如果不利于曹雪芹就是假的。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如果说研究《红楼梦》是严肃的学术活动的话，能够容许对同一证据采取如此实用主义的态度么？看来，“两个凡是”在红学界还真有一定市场，难道在红学界还有必要再开展一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么？
《红楼梦》历史公案（7）
二、“曹雪芹书箱”外部题款解读
首先可以断定的是，在北京张宜泉后人家中发现的这对儿“曹雪芹书箱”，确实是一对儿装书用的箱子。从尺寸上看，比装杂物的箱子要小。两边带有耳环，出门时便于随身携带；两个一对儿，或肩挑或牲口驮，都十分方便。从书箱内壁上题写的内装物品目录看，此箱原来是女人装“花样子”和编织歌诀用的箱子。从箱子的古旧程度看，判断为清初的古董，是可信的；根据箱面上“题芹溪处士句”，判定该书箱曾经为曹雪芹拥有，大致也不会出错，因为“乾隆二十五年”决不会有人为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去造假，所以不应无端判定书箱是假货。发现此箱的当时，箱子内壁有衬纸，纸上有《仪礼义疏》、“春柳堂诗稿”字样；《春柳堂诗稿》是张宜泉的诗集，此箱从张家后人手中出现，当非偶然。此箱是张宜泉在曹雪芹或其夫人死后得到的，亦属顺理成章的推断。
但是，箱子是否是曹雪芹续弦时朋友送的贺礼，却值得怀疑。从箱面上题刻的兰花图案和“并蒂花呈瑞，同心友谊真”诗句以及原来所装的“花样子”看，应是结婚时女方的妆奁。如确系女方妆奁，那么在箱面上兰花图案上边、诗句前边题刻的“题芹溪处士句”，则显示是男方用品，就明显不妥了。再则，结婚是喜庆之事，不论是自备用品还是朋友赠品，按中国传统习俗，都不会出现“处士”字样；“处士”乃是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者的特殊称呼，是无意功名富贵者的代名词。朋友送的结婚礼物上，无论如何不会把新郎称为“处士”的，因为与中国传统结婚理念不合，与婚庆气氛不谐！
从箱面题刻的图画文字书法及布局看，也明显不和谐。诗前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诗后的“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与中间四句诗的文字，似非出自同一人手笔，字体明显偏大，书写也显得狂放不羁，布局上明显挤占了兰花图案的位置，使画面显得拥挤不堪，图案和题字的大小比例也不和谐。而兰花图案中间偏上的四句诗与“拙笔写兰”四字，字体一致，大小均匀，书写显得娟秀柔弱，似是女人手笔；“拙笔写兰”四字位于四句诗的左下方，显然是诗和画的作者落款。题诗、落款与兰花图案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落款与“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字样不在同一位置上，也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人题款的规矩的。
通过以上分析，应该得出以下结论：该箱子曾经为曹雪芹拥有，但在曹雪芹之前还有一个女主人。初始用途也不是“芹溪处士”的书箱，而是一个女人装嫁妆中“花样子”用的箱箧。出嫁前，这个箱箧的原主人似是一个工诗善画的闺中少女，满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嫁妆箱子上画了两幅左右对称的兰花，在兰花中间偏上位置题刻了四句诗，在诗的左下方落款“拙笔写兰”。而位置不协调、字体也不一致的“题芹溪处士句”与“乾隆二十五年”题款，是后人补题上去的。这个补题者，应是曹雪芹的一个友人，补题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箱子的初始制作和题刻时间，似乎比曹雪芹要早。箱子的原主人，似乎也不是曹雪芹的什么续弦夫人，否则夫妻之间不会有如此奇怪的无聊举动的。
三、“曹雪芹书箱”内“悼亡诗”研究
书箱内壁上书写的“编织图样及歌诀”可以证明，此箱的主人是一个名叫“芳卿”的女人；“悼亡诗”本身潦草并多处修改的书写形式，也足可证明，是丈夫死时，芳卿“睹物思人”（或“睹物思情”）时的急就章。红学界大师们把箱面上的“题芹溪处士”句和这首“悼亡诗”联系起来，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推测出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进而推测这首“悼亡诗”是这位续弦妻子在曹雪芹病死时所作。仔细想来，这些推测是极其靠不住的！除了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以外，还有“以甲证乙、乙再证甲”的“自证”嫌疑，这是研究文学和历史的考证方法所不容许的。
细读“悼亡诗”，表面上似乎同曹雪芹去世时的情景相似，比如曹雪芹饮酒无度，死于“杜康”；因为生活穷困潦倒，死后“停君待殓”，妻子不得不卖了“嫁裳”充作殡殓之资等。但仔细分析，则矛盾百出，与曹雪芹决不搭界了。封建社会的穷困文人，死于“杜康”、家贫“待殓”者多矣，如何能断定死者其人就是曹雪芹？更何况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曹雪芹有一个名叫“芳卿”的续弦妻子。从“悼亡诗”的上半阕看，曹雪芹虽然嗜酒，但死于爱子早殇后的悲痛，真正的死因“怨”不得“杜康”。如果芳卿是曹雪芹的续弦，则无权并不可能自称“糟糠”；“糟糠之妻不下堂”，特指元配妻子；有人说“糟糠”是代指困苦生活，衣食不周，这是曲解，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糟糠之妻”是个成语，容不得其他解释。曹雪芹死于壬午年，也并非诗中代指癸未的“玄羊”年。从“悼亡诗”的下半阕看，就更加不知所云了。曹雪芹夫妇同《织锦记》里的窦滔、苏蕙夫妇有什么关系？曹雪芹的续弦妻子为了“织锦意深”惭愧什么？曹雪芹写书及其不知什么人“续书”，又同修《汉书》的班固、班超兄妹有何比附之处？曹雪芹的姓、名、字、号都同“刘”字扯不上干系，为什么芳卿口口声声称他为“刘郎”？
《红楼梦》历史公案（8）
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悼亡诗”，显然比“曹雪芹书箱”中所题之诗更加成熟，更符合诗词韵律。认定洪静渊先生发现的《旧雨晨星集》是造假，仅凭邓遂夫先生自己的记录，是不能成立的证据。譬如指认某人有犯罪嫌疑，在该人生前不出示证据，而在他死后单方面出示他无法为自己辩驳的所谓证据，又没有第三者佐证，似乎有厚诬死者的嫌疑。如果不能对洪先生的发现进行有效的“证假”，那么只能相信，这个作“悼亡诗”的“许芳卿”，确实是曹雪芹出生前就已经辞世的康雍时代的人，是史有明载的“玉勾词客”吴震生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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