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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在一次会议上，我遇到了陈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由于都是从事外交工作，我和陈昊苏比较熟悉。我说：“十大元帅中，我最早知道的是你的父亲。说起来，我还曾经是你父亲的市民呢。”
　　那是1949年5月，我当时只有10岁。已经连续几个月了，上海市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街道上到处都是碉堡工事，国民党的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地躁动不安，远方的枪声或急或缓地持续不断，大人们都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了。但是，有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却惊讶地发现枪声消失了。走上街头，只见湿漉漉的街道两边，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我在不知不觉间，经历了上海解放的历史时刻。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位市长就是陈毅。
　　“当然，我对你父亲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外交战线。他是元帅，又是诗人。所以他在外交中，既有元帅直爽豪迈、横扫千军的一面，也有诗人激情澎湃、机智幽默的一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对陈昊苏说。
　　陈昊苏说：“确实，我父亲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既是元帅又是诗人的外交部长了。”
　　“你记得吗？1965年9月29日，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等候美国人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那个气概，震古烁今。”
　　陈昊苏当然记得。不但陈昊苏记得，凡是老资格的外交工作者几乎都记得，因为那是一次令世界惊叹的成功的记者招待会。
　　“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洗脑筋’啊！”
　　这是陈毅的开场白。当时，西方国家常用“洗脑”一词来歪曲丑化中国，陈毅信手拈来，诙谐地加以回敬，同时使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放松。
　　当日本记者打听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毅诙谐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你们等着看公报好了。”幽默的话语，引得满堂记者大笑。但陈毅非常清楚世界人民特别是受过核武器伤害的日本人民的担心，他接着说：“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我们的核武器只用于防御。”
　　面对各种挑剔的问题，陈毅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分展示了新中国坚强无畏、豪迈乐观的精神面貌。最后，陈毅充满信心地预言：“世界真正变为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大家庭的美好前景，一定要到来！”
　　“当时，我正在我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看到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文件后，我们都备感振奋。在我的印象中，外交场合中如此慷慨激昂而又透明坦率的讲话，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
　　“的确，当时的外国驻北京记者也普遍认为，我父亲的讲话，是他们在职业生活中所经历的最激昂的讲话。”陈昊苏说。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陈毅受到了迫害。1967年8、9月间，外交部召开了8次针对陈毅的批判会，在副总理中，陈毅是被批判次数最多的。不久，就传出了一个关于陈毅的故事：在一次“批陈”会上，陈毅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起小红书，说：“请大家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271页。”台下的造反派们一阵忙碌，继之一片哗然，原来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这时候，只听陈毅浓厚的四川口音朗声诵道：“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不是真的。”陈昊苏说。
　　“我也亲历过批陈大会。那时候，我和许多外交人员一样，也从国外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次，批判会在老六国饭店的礼堂举行。造反派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但陈老总毫不畏惧，仍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元帅。”
　　1972年1月，陈毅被癌症夺去了生命。1月10日，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他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故事传说中毛泽东对陈毅的评价，终于在陈毅去世后，得到了确认。
　　

我和陈昊苏的“秘密协定”（2）
在谈到我的藏书爱好后，我发现陈昊苏对我的爱好很感兴趣，于是说：“搞外交的，既讲究公开发布新闻公报，也讲究密约。我们能不能订个秘密协定？”
　　“什么秘密协定？”
　　“请你送给我一本陈老总的著作，盖上他的印章。”我故意压低声音说：“悄悄地，不要让别人知道。”
　　陈昊苏笑了：“没问题。”
　　“那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久，我收到了钤盖两枚陈毅印章的《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其中一枚镌刻的是陈毅的字“仲弘”。陈昊苏还附上一信：“秘密协定已经履行，敬祝建军节快乐！”落款时间是“1996年8月1日”。
　　《陈毅诗词全集》不但汇集了这位元帅诗人的华彩篇章，而且凝聚了陈毅夫人张茜的全部心血。陈毅去世后仅70天，张茜也被确诊肺癌。张茜“强扶病体理遗篇，争取分阴又一年”，倾尽全力编辑整理陈毅诗词。可惜没等到出版，1974年3月20日，张茜也离开了人世。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茜整理的《陈毅诗词选集》。1993年2月，陈昊苏对全书的编排结构作了进一步调整，增加了陈毅早期诗作，并更名为《陈毅诗词全集》，由华夏出版社再次出版。
　　这是那年建军节，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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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代元戎的怀念
　　对一代元戎的怀念：三位大将的盖章书
　　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我常常带着新年的祝福走进一些革命老人的家庭。在战争年代里，这些老人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输肝剖胆，九死一生，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他们都已白发苍苍，功成身退。我们向他们道一声祝福，既是对他们的尊敬，更是对他们的感恩。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曾经建立过卓越功勋的革命前辈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夫人还在，在我常常看望的老人当中，就包括粟裕、陈赓和罗瑞卿三位大将的夫人。正是通过她们以及她们的子女，我得到了这些开国大将的盖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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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粟裕军事论述的学生（1）
1981年初，北京西郊红山口的军事学院。我拎着铺盖卷下车后，那辆车就一溜烟地开走了。我深吸一口气，望了望这座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将在这里的高级系速成班学习。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军事院校。第一次是高中毕业后考入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我在那里用3年时间完成了4年学业，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这次学习，实为深造，因为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就是今天国防大学的前身。
　　“你好！我叫张晶，是《军事学术》杂志的。”
　　我刚走进宿舍，就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迎上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并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熊光楷。”我握着他的手，寒暄道，“《军事学术》杂志是军事科学院的吧，难怪你来得早。”军事科学院与军事学院都在北京西郊，几乎是毗邻，所以张晶到得比我早。
　　“那我叫你光楷好了，”张晶说，看得出来，他是个爽快的东北人，“你看起来很年轻。”
　　“不年轻了，我已经年过40。”我说。
　　“还是年轻，我都快50岁了。”张晶说，“那么，你现在是师职干部吗？”
　　“我现在还是正团职。你呢？”
　　“我已经是师级了。”张晶说，“看来，在这个班上，无论年龄还是职级，你都是小老弟啦。”
　　的确，很快我就发现，我的同学们的年龄和职级基本上都在我之上。这倒没关系。但有一点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挑战，因为我们学习的课程，是我原本不太熟悉的。入伍以来，我的所学所用，大都与军事外交有关，所以我常自认为是拿笔杆子的军人。但这次学习的内容，却是要直接拿起枪杆子——当然并不是真的要把枪杆子“拿”在手上，而是指作战指挥。简言之，我们的学习内容是，一旦国家遭遇严重的侵略战争，我们实施的反侵略战争在开始阶段该如何坚守防御，如何机动作战。
　　令我惊喜的是，每当我感到困惑或者费解的时候，张晶总能既准确又权威地为我解疑答惑。有一次，我忍不住钦佩地说：“你的回答简直就是标准答案，仿佛教材就是你写的一样。难道《军事学术》真的这么神？”
　　张晶神秘地笑了：“《军事学术》哪有这么神。不过说实话，光楷，你说对了一部分，我曾参加过教材指导思想的写作。”
　　20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张晶，我的记忆往往就定格在这个瞬间。因为接下来，张晶就揭晓了答案：“你知道，反侵略战争初期的机动作战与坚守防御这个指导思想，主要是粟裕的理论研究成果。1978年1月，粟裕向军委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大胆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和建议。例如，粟裕说的‘坚守要点与诱敌深入、重点守备与机动作战、正面作战与敌后作战紧密结合’，就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诱敌深入、机动作战、敌后作战’原则的辩证发挥。为了使这些想法更加系统和理论化，1978年春，他从军事科学院选了几位研究员帮他记录和整理材料，我就是其中之一。”
　　张晶的热情帮助，对我来说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年之后，结业考试开始了。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考试。我们被封闭在考场内，从上午直到黄昏，连午饭都是专人送进考场的。这样严格而漫长的考试，也是我平生所仅见。可喜的是，在少数取得优秀成绩的学员中，我和张晶都名列其中。
　　我担任总参领导后，每年春节都会去看望粟裕的夫人楚青。她住在北京鼓楼附近一个很普通的院落里，家里的装饰朴素大方，最吸引人的是挂在墙上的粟裕照片。在粟裕的子女中，我认识粟戎生和粟惠宁。粟戎生曾经是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惠宁的丈夫陈晓鲁是陈毅之子，曾在我领导的部门工作过，是一位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的人。
　　由于这些机缘，我得到了盖有粟裕印章的三卷本《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粟裕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擅长军事理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凡有外军代表团来访，如果想谈谈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问题，总参外事局都会首先想到粟裕。应该说，三卷本《粟裕文选》集中了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捧读起来，令人如入宝山琼林，流连忘返。
　　

成为粟裕军事论述的学生（2）
至于张晶，很遗憾，他已因病离开了人世。
　　

以隐蔽战线的老前辈陈赓为榜样
有一张小画，原画只有巴掌大，印在报纸上以后缩小了，比手心还小。但我把它复印、放大，使它比两个巴掌还大。每天，当我劳累于案头工作，抬头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都会看到陈列在书架上的这幅小画。
　　我对这幅小画异常珍爱，因为，在我眼里，这幅画实际上也是老一辈革命者的精神造像。
　　这是一幅速写。画面上，寥寥数笔勾勒出的，是戴着棉军帽的宋任穷的侧面像。画的下方落款是：“日夜半全国土地会议闭幕时廖承志同志为任穷造像。”而在画像一侧，则留下了陈赓即兴题写的“穷像”二字。
　　这样，一幅情趣盎然的速写，连起了陈赓、宋任穷、廖承志三位老革命。对于我来说，这三位老革命，正好都是我的学习榜样。
　　以陈赓为榜样，因为他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老前辈；
　　以宋任穷为榜样，因为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党性原则；
　　以廖承志为榜样，因为他乐观豁达，战争年代三陷囹圄而一以贯之，不变革命精神。
　　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200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上。配合这幅画，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穷像”背后的故事》。文章说，1997年3月的一天，陈赓的夫人傅涯去看望宋任穷，宋任穷把自己珍藏了半个世纪的这幅速写拿出来，在画下面郑重地签名盖章后送给了傅涯。“我看到他的桌上、床上放着不少过去的照片，这幅速写他也复印了许多张，他特别想念已先他而走的战友们。”傅涯说。
　　至于陈赓题写的“穷像”二字，傅涯认为：“这是陈赓在开玩笑。但这‘穷像’二字又是双关语，不仅包含了宋任穷名字里的‘穷’字，而且，那个时候正是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战斗打得很残酷，我们的生活本来也是真穷呀！”
　　机智活泼，幽默诙谐，是陈赓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陈毅曾经说过：“陈赓像一块玻璃，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傅涯也说：“他就像一团火一样。”陈赓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创建者之一，而我就曾经长期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
　　1961年3月，58岁的陈赓英年早逝。这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非常令人惋惜。陈赓去世后，他的夫人傅涯一直住在北京西单附近的灵境胡同。在我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往往在春节期间代表总参去看望她。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有时候夏天到北戴河，也只住普通房间，只带一名工作人员。
　　陈赓的孩子们我也大都熟识。长子陈知非是航天部的高级工程师。次子陈知建曾经和我一起在总参共事。陈知建后来担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2002年我去重庆出差，曾在陈知建的陪伴下，重访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就读的化龙桥小学。长女陈知进，是301的医生。三子陈知庶，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是我驻港部队副司令员。陈知庶知道我有收集首日封的爱好，曾将香港防务交接时中、英两位司令员同时签名的首日封赠给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幼子陈知涯聪敏机智，曾经仅用了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由于这些原因，我请陈知涯帮助，将“穷像”复印、放大后，加盖了陈赓、宋任穷和廖承志的印章，成为我的珍藏。而我收藏的《陈赓传》上面，也盖上了陈赓的印章，这是齐白石亲自篆刻的印章精品。同时，还留下了“傅涯赠”和“陈赓诞辰百年纪念”的印章，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纪念品。
　　

见证罗瑞卿的生命最后一程
1978年7月18日傍晚，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
　　我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装，和我国驻西德大使张彤等人一起，静静肃立在停机坪上，等待着一架来自遥远祖国的专机，等待着一位来自遥远祖国的贵宾。
　　19点45分，编号为B2408的波音707飞机轰鸣着降落了。飞机停稳后，舷梯上下来了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身材高大，相貌威严，长途旅行的疲劳也没能掩住眉宇间的英气。我们连忙迎上前去，一一和他握手。当轮椅推到我的面前时，我向他庄严地施以军礼，说：
　　“首长，欢迎您到波恩！”
　　这位轮椅中的威严老人，就是时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的开国大将罗瑞卿。
　　罗瑞卿的德国之行，既不是访问，也不是考察，而是为了治病。“文革”中，罗瑞卿被林彪一伙迫害，致使左腿残疾，被迫坐上了轮椅。恢复工作后，残疾的左腿给他带来了极大不便。他是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的，但拖着伤残的左腿，视察部队、看地形都很不方便。这使他产生了彻底治疗腿疾的强烈愿望。他把目光瞄准了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的有关医疗技术比较先进。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他出国治疗的报告。我国驻波恩使馆的武官林千从国内陪同罗瑞卿赴德。专机临起飞前，罗瑞卿对机场送行的人自信地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时，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再也没回还！
　　罗瑞卿及其夫人郝治平一行一下飞机，就在我们的陪伴下驶回我国驻联邦德国的使馆。虽然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治病，但罗瑞卿仍然惦记着国家和军队建设。他们还没出国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是罗瑞卿想了解一下德国高速公路的情况，以便为我国建设高速公路提供决策参考。果然，罗瑞卿在波恩刚住下没两天，就通知我去汇报了。
　　对于我的汇报，罗瑞卿听得很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下细节问题。这时候，罗瑞卿想得最多的，是平战结合的高速公路，平时可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战时则可供部队快速机动，甚至飞机也可以紧急起降。在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的情况下，得知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人已经开始关心高速公路建设了，我是相当兴奋的。
　　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