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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演艺生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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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锦华整理）
陈强（1918— ），原名陈庆三，河北省宁晋县人。电影、戏剧演员。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1936年在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时，开始参加进步戏剧活动。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9年调华北联大文工团。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44年回延安，在鲁艺文工团当演员。1945年在大型歌剧《白毛女》中饰演恶霸地主黄世仁，取得很大成功。1947年，进入刚刚创建不久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参加拍摄《留下他打老蒋》（1948）、《桥》（1949）等影片。1950年，在影片《白毛女》中，成功地塑造了黄世仁的银幕形象。之后，又在《画中人》（1958）、《三年早知道》（1958）、《春暖花开》（1960）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61年，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成功地塑造了反面角色南霸天的银幕形象，获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电影配角奖。1962年，在影片《魔术师的奇遇》中饰演魔术师陆幻奇。此后，又在《海霞》（1975）、《大河奔流》（上、下集，1978）、《瞧这一家子》（1979）、《夕阳街》（1983）、《生财有道》（1984）等影片中饰演角色。
我从小就知道任伯年
关于我学美术的经历，可简单谈一点。
我1921年生在上海市松江县，我家三代人都是行医的，小时候就我一个孩子。我的父亲很喜欢书画，而且他也很喜欢种一些盆栽。现在人家要我回忆，为什么从小就喜欢画画，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总是讲跟环境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有家庭的因素。我具体地讲一点。我父亲的房间里挂了一张画，是任伯年的，是复制品还不是原作。那时候我父亲没有条件去买原作，但是这张复制品不是现在的复制品，是石印的，印了以后人工上颜色的那种。任伯年画了一个人骑了一个毛驴，那个人看见后面有一个推车的人。就是“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总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意思是你不要自己骑了毛驴，还去羡慕人家骑骏马的，你回头去还看见推车的，你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任伯年。
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邻居，他的上代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叫张祥河，这个人是刻美术丛刊的，有一种叫《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石涛的《画雨录》第一次就是在他的丛书里出现的。这个人后来在广西、广东做官。他的孙子叫张涛也很喜欢画画，常到我家来。他给了我几本启蒙时期的画簿，我就根据它来学。小时候我家里就一个孩子，家里鼓励得多，这样就慢慢地喜欢上了画画。
同时，我们上海市的松江县在明代的时候是很有名的。几十年以前，还是松江府上海县，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们这条小街上，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有用土法印彩色的土布作坊、染坊，有刻神像的店，有水印木刻糊纸牌的店铺子，还有用脚踏的车车一些玩具、用具等木器的最原始的手工艺品店。这条小街上民间艺术的东西很多，小时候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我念到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了，没办法再升高中，这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就是1937年了。日本鬼子就是从我们松江附近的靠海的金山卫登路以后，把松江城市都破坏掉了。我就跑到上海来，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学校里也学了不少东西。五四运动前后我们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介绍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也非常重视我们古代传统的东西。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受的训练不是很严格的，也可以算是很自由的。以前我认为这个学校好像很随便的，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它也有一个好处。这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的时候，我说我也要感谢我这个学校，由于学校里的学习不是很严格，我可以自己去自由地发挥。学校没有硬是叫你去学哪个流派，这个也可以算是两面性了，学校管理比较松，但是另一方面，这里面也有它的道理，没有扼杀学生选择自己所走道路的自由。所以一个事情有两个方面，处理得好就是长处，处理不好它就变成短处。当然学校严格的训练是很好的，但是严格得过分就把学生自己的道路堵住了，硬是要往这个地方走，再重新回头走自己的路比较麻烦。当时我非常感谢学校，主要的一点就是学校让我能够在学习的时候走我自己的道路。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后，我生病回到松江，在家里临摹一些印刷品，临了好几年。1949年，解放以后，我就参加了画一些普及工作的作品，先画一些年画、连环画。解放前有段时间我画画时也是很苦闷的，也没什么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呢？第一，当时社会混乱，坏人当道，假如你要真正画一些比较有艺术性的、比较有意义的画，也不容易卖得掉，而且也要靠社会上的一些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卖画，所以很苦闷。看到那些画也是很庸俗的，没什么我们民族的风格。第二，我自己找不到工作，就是靠家里，因为家里是做医生的，我一面养病，一面学习。
画了一本《画皮》，也画《红楼梦》
到了解放了，就想到出路了，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就是开始画通俗的。现在通俗的道路就是普及的道路，我自己的出路也是从这里来解决的。因此我开始学习画一些通俗的东西，后来画了好多连环画。画连环画的时候也不是很简单的，有一部分人是鼓励你的，但还有一部分人是看不起你画这些东西的。我在学校里没学人物画课，进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创作员的时候，有好多同志，我就向他们请教。出版社有个资料室，我中午总是不休息的，午休的时间我都是在资料室里，学习如何用中国画法来表现、描写现实生活。我把在出版社的四年时间当做了我的第二个学校。
后来我想到画中国画跟连环画没什么矛盾，我们总是要把很多矛盾统一起来。所以1955年的时候，我就用写意画的画法画连环画。我画了一本《画皮》，这本书就是我用写意画的形式来画的，做了一个尝试，又是中国画，又是连环画。我得出一个结论：连环画的特点是连续的，其他的跟画画是一样的，你用油画方法来表达也可以，用木刻的方法来画也可以。这样画连环画，画插图以后，慢慢就走了这条路。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画了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版的《儒林外史》，画了二十几张插图。到1960年的时候，我还用中国画的形式画了连环画，有《阿Q正传108图》，也可以算是一本连环画，也可以算是一本插图。这个时候，我们也常常到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去，也画一些少数民族的题材的画，大体的最简单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况。
我画《红楼梦》是一段时间，很短、很短。“文革”期间，旁的小说、古典小说都是不能看的，我们这些人看了更麻烦了。看《红楼梦》还是允许的，因为是毛主席看了几遍，但是我也出了毛病了。恰巧工宣队的一个领导问我：“程十发，你这两天在看什么书啊？”我说：“我看《红楼梦》。”“啊，你还要看《红楼梦》啊？”那时候，没有书看。我拿庚辰本的《红楼梦》跟其他本子的《红楼梦》校对，研究脂砚斋是个男的，还是一个女的？也可以算是消磨时光，也可以算是跟许多红学家讨论哪个版本里面有什么问题，大家有兴趣。《红楼梦》里面的生活所提出来的问题，跟我的生活距离很大，所以《红楼梦》我画不好，我喜欢这个人物，大家喜欢那个人物，我总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对林黛玉并不是很有兴趣，那个时候我画也画了，画了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画成功，因为我思想还是进不了这个大观园，没有办法。有好多同志画得很好，后来我就不去接触这个了。而且我画出来的东西跟曹雪芹的不一样，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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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阿Q》，每天要见报两幅画
我感觉还是《儒林外史》比较接近生活一点，还有《阿Q》。虽然那时是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80周年，在《羊城晚报》上，每天要见两幅画，画得很仓促，但是现在看来还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阿Q在我们自己头脑里都有。当然我过去画的时候，没有像我现在经过这么多运动，运动以后见识比较多一点，但鲁迅创造《阿Q》这个小说，到现在来说，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像我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这些人，我们还是总想要革命的。但是如何革法？生活里也常常碰到这样一些人，就是一个是“假洋鬼子”，一个是“赵老太爷”。赵老太爷只允许他自己姓赵，其他人都不允许姓赵，还有假洋鬼子用“NO”吓唬人家，不允许人家革命，只有他是最革命的。尽管鲁迅写的时代和现在不一样，但是就现实意义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有些人的心理跟鲁迅先生当时写的某些方面还是很相通的。当然不同程度，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有赵老太爷的影响，有时有假洋鬼子的影响，也有阿Q的那些精神。阿Q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受了我们过去许多哲学思想的影响，儒家的、道家的东西都凑在一起，把我们的民族变成了这个样子。把阿Q精神去掉以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会进步的，所以我还很喜欢《阿Q》。而且这个《阿Q》是去年再版的。第一次出版是1962年，到去年，1984年，是第二次出版，十多年了。初版本是线装的，现在没有了，不是印在铜版纸上面，是印在宣纸上的。印刷不多，是为了到香港参加书展，印了一批，文字是鲁迅的原文。第二次再版是拿初版复印的，原稿现在保留在黑龙江博物馆，一边是小说，一边是插图。也可以算是连环画，也可以算是插图。
当时画《阿Q》是接受了一个任务。《羊城晚报》叫我画，是要纪念鲁迅先生80周年。《阿Q》这本小说在鲁迅的作品中是最有名的、最成功的，就选了这个来画。在画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因为他是民间的，阿Q是绍兴的，我是松江的，松江和绍兴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段是个船码头，有很多绍兴的贫民，划船的，卖年糕的，做苦力的，开小酒店的都有，所以我对绍兴还是比较熟悉的。当时绍兴妇女的服装跟别的地方妇女的服装都不一样，她们的妇女都梳了一个很高的结，好像很古老的汉代结的样子。
（陆华 整理）
程十发（1921— ），原名程潼，上海松江人。当代著名画家。1938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国画。1946年入上海工业银行，任秘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美术创作员，1952年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参加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任画师。1983年任西泠印社副社长。1984年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党总支副书记，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990年任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会长。现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理事、上海美协副主席。1992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先进个人奖。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化艺术杰出贡献奖。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深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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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1）
李焕之：要谈概况，我也只能谈音乐，其他的方面我也不太熟悉。因为我一到延安就到了“鲁艺”。1938年8月我到了“鲁艺”，是音乐系第二期。我到了以后，听说第一期也刚毕业不久。也不是毕业，那个时候“鲁艺”学制叫做“三三制”，就是第一个三个月是第一学期，第二个三个月是出去实习，然后第三个三个月又回到“鲁艺”来上第二个学期。那么按原定计划应该是9个月才能毕业。但实际上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第一学期结业以后，大家就多半到前方去了，到了前方，由于工作需要，一般就回不来了。第一期的，听说也就是八个同学。现在好些同志已经都不在了，像安波、郑律成，李丽莲。李丽莲当时是唱歌的，是个歌唱家。还有的同学可能现在都改行了，不一定搞音乐，不一定在文艺界了。第二期同学就多了，有将近四十个。现在好多音乐界的一些老同志都是第二期的。
李群：他们第二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大堆广东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就说他们是广东佬，像李宁、梁寒光，李鹰航，还有郑波为，叶宁。叶宁不是现代艺术局的这个叶宁，他现在在绥远工作了。另外还有李焕之。
李焕之：都是不同时间从不同的地方去的，但是在一起正好广东人多。第二期的情况现在了解的同志很多。有的情况找李宁呀，找那个王元方呀，他们都知道。第二期，当时我们“鲁艺”音乐系教员很少，吕骥是系主任，教员就是向隅同志和唐荣枚同志两个，一共就是他们三个同志。冼星海是11月初来的。二期音乐系，也可以说“鲁艺”在当时就是延安文艺界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当然另外还有像“文抗”也还集中了不少的作家、文学家。还有些别的文学艺术团。但是“鲁艺”是集中的。从整个音乐工作来说，那个时候歌咏活动相当活跃，“鲁艺”的师生都经常出去教歌。那个时候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也提出要求让“鲁艺”派人去教歌，而且为他们创作校歌。
李群：负责教歌，也给老乡教歌。去给老乡教歌不是单独教的。经常帮助秋收，或是生产，甚至修飞机场，穿插着教歌的工作。
李焕之：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修飞机场的任务，就是延安城东门外，修一个飞机场。当时那个地方还不是一个开阔地，老百姓在那里修飞机场活动。
李群：“鲁艺”最早是在北门外，在北门外时间不太长，从1938年4月鲁艺建校，到了1939年7月底搬家，有一年多的时间。搬家搬到桥儿沟，要从城里到桥儿沟就必须经过那个飞机场，所以这个飞机场对我们来说熟悉极了。
李焕之：我们都参加劳动，那个时候“鲁艺”的同学参加修飞机场的劳动，休息的时候教老乡们唱歌，那个时候安波填了很多这种填词的民歌，相当流行。他编了一些民歌，抗战的民歌。编出来教给老乡唱，很容易上口。
李群：“鲁艺”出来的同学创作的作品都是容易上口，并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李焕之：我们10月底结束了学习，就准备要工作了。正好那个时候冼星海来了。正好是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头一天。第二天就轰炸了。（注：此处记忆有误，延安第一次遭日机轰炸是11月21日，冼星海抵延安是11月3日。）
李群：冼星海那个时候是跟我一块来延安的。那时我出去了一下，我再回来的时候，就跟他一个车，那个车是华侨送给毛主席的。
在路上，我不知道他是冼星海，他当然不能把他的真实的姓名告诉我，因为一路检查非常严，从西安到延安要过很多的关卡，他这个身份要说出来，当然就不合适了。但是反正组织上当然是知道的。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才知道他就是冼星海。他一路也不大说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小，对他印象挺深的，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又挺尊严，又有点儿可敬可畏，老是抽着大烟斗，不大说话。他跟钱韵玲两个人，钱韵玲也不大说话。路上空气还是相当紧张的。这路上到底能不能顺利通过，走到什么地方会出什么问题，都未可知。所以一般都不怎么说话的。当然也许是西安办事处他会交代一下，彼此心里有一个了解，但是在路上一般不大解释。
李焕之、李群口述：观忘“鲁艺”（2）
他当时好像带着华侨的身份。我记得很清楚，他穿着咖啡色的大衣，咖啡色的西装外套，然后带一个咖啡色有点点的，花点的围巾。这个围巾就那么一条，到延安他也都带着，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展览会里头不知道有没有他这条围巾？可能还在。
李焕之：这个围巾可能还在。他那套西装跟这个围巾可能都还在。
李群：他去的时候，就是穿那套衣服，这个印象我是很深。
李焕之：因为他走了以后，离开延安到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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