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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向何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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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原正确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局势，也深刻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始终与列强协调，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态度”，依靠中国“健全的进步政策”来“拥护日本及日本国民在###的权益”。他没有采用“自卫上的措施”或为拥护权益的“独自立场”，是充分认识到权力关系或国际舆论等因素后，通过外交途径确保国家利益的现实手段。
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不是采取与列强协调的政策，而是利用“镇定兵匪，恢复治安”的陆军力量谋求“东洋和平”这一国家利益。倘若日本把“拥护既得利益”视为绝对条件，就没法在“门户开放”的情况下实现维护“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满洲”这一“利益线”。日本人始终没能把国家利益在国际舆论和国际利益之间加以良好调整，不仅如此，还以“维护日本权益和国际正义”为由，采取单方面的军事行动。连国际协调派的若槻礼次郎也表示，满洲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权利利益”，为了保护它，我们“不惜任何牺牲”。
裁军与统帅权侵犯问题
在1921~1922年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根据正义人道的精神，一味希望确立世界和平”，最终停止了10年来的主力舰建造，并签署了内容为把保有主力舰的总吨位比率定为美、英、日、法、意按5∶5∶3∶∶比例进行的海军裁军条约。当时的日本政府代表加藤友三郎随后出任首相，表示“世界已经在和平保障之下，未来日本将与世界强国展开经济竞争”，不仅将进行海军裁军，还会“积极调整并缩小陆军军备”，日本将把这块财政上的节余部分投放到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上。作为海军领袖，签署裁军条约的加藤主张“国防不是军队的垄断产物”，日本在“保证与国力相应的武装力量的同时，还应注重发展综合国力，并发挥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才是目前形势下国防的本义”。他是一位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的军人、政治家。
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是为了把1922年《华盛顿条约》中达成的主力舰的海军裁军协定内容扩大到辅助舰（重型巡洋舰、轻型巡洋艇、驱逐舰、潜水艇）而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要求的是总吨位对美比例为1 ∶7，8英寸炮重型巡洋舰对美比例为1 ∶7，潜水艇保有量万吨。由于遭到美国的反对，最终达成的协议为重型巡洋舰对美比例为1 ∶6，潜水艇万吨，这虽然低于日本的要求，但辅助舰总吨位数却达到美国的69％~75％，基本满足了日本的要求。“既不威胁他国，但同时也不受到他国的威胁，并在国防上保持必要的兵力”，这一方针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保证。
从本质上讲，利害关系不一致的国家间的外交交涉中，除非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威胁对方，否则想要完全达到本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伦敦裁军会议上取得的数字作为外交交涉的结果，应该得到积极的评价。此外，从“裁军”这一会议的目的来讲，日本通过自己主动的承诺促进整个会议达成共识，限制过度扩张的军备竞赛，此举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利于日本的繁荣。换个角度讲，日本政府通过那次裁军实施了亿日元的减税，“对内减轻了国民的负担，对外促进了与各国间的友好交往，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5）
然而，对于这一外交成果，日本国内的反应却很消极。有人批评政府签署条约是侵犯天皇统帅权的行为，如在野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打着“侵犯统帅权”的口号攻击政府。滨口首相在东京站被歹徒袭击，次年身亡。现在回过头来看，围绕“侵犯统帅权”的批判说明，日本当年不考虑真正的国家利益，盲目陷入了政党内部利益的斗争之中。
“侵犯统帅权”是否定政党政治的理论。它随后成为军人扩张影响力的武器，压制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运作。军人的独断专行使政府与军部的二元化外交更加明显，在此种情况下，出于对外强硬战略与军备扩张的需要，日本外交逐渐服从于“强兵”这一军部利益。从此以后，军部对国家政策的干涉不断加强。
无外交国家的破产
对于战略家来说，重要的是俯瞰全局，制定结合外交和军事的综合战略，并把它落到实处。在日俄战争之际，日本通过日英同盟拉拢世界最大的海军国家，动用了一切手段，比如通过在国际市场筹备战争经费或影响国际舆论等途径，弥补日俄之间实力上的差距，同时也仔细考虑如何结束战争，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请求“调停”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最为贤明的战略无疑是“不战而胜”。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国的俾斯麦是真正的战略家，他统一德国后，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实现了国家利益。俾斯麦的外交风格是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尽量多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行使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并寻求欧洲稳定与本国安全的多边主义。因此，被称为“和平使徒”的俾斯麦“艺术性外交”使德国成为欧洲多国间外交的中心。可是，解任俾斯麦的威廉二世把发展路线从外交与协调，转变为军事扩张与对立，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最终战败。
以“俾斯麦德国”为模范，推进富国强兵战略，成功地维护主权与独立的日本，最后却没能吸取德国失败的教训，甚至犯了同样的错误。１９４１年，日本与德国建立同盟关系，这决定了跟英美的对决局面。陆军及部分外务省内部的日德同盟推进者过于相信德国的军事力量，并宣称“日本依靠条约（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缔结，能维护世界的和平，迈向确立大东亚稳定的大目标”。历史告诉我们，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无力的。三国同盟对日本来说，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没有产生实际利益，而且还僵化了与欧美的关系，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军人的独断专行与大东亚战争
像伊藤博文或山县有朋这些同时运用外交与军事手段的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后，日本便无法继续统一掌控外交与军事。在此情况下，军部开始以“统帅权独立”的名义，对外积极推进无视政治和外交的行动。采取国际协调路线的币原外交也没有取得制度上的支持，没能展开政党政治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而始终陷入追求“政党利益”的###，其结果是短视的外交。在由外交官僚和军事官僚组成的二元化对立外交频发的形势下，处于与其他大臣同等地位的首相没有任何权威去制止事态的恶化。不仅如此，政党还把统帅权问题在###上加以利用，最终首相主动放弃政治对军事的领导权，导致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其后果是重大而致命的失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6）
统帅权独立或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使军事压倒政治，战争则被作为政治的手段，不受政府控制，被军部一手垄断，这让日本再也无法走出战争困境。于是，作为战争的理论，“大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被提上议程。该理论认为，日本要把“一直被英美等国支配的大东亚诸民族永久地解放出来，并回归到本然的状态，这是帝国一成不变的大方针”，在此方针下，日本应强行发动“解放大东亚的正义之战”。但是，日本强行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从“日本被侮辱成没有资源的国家”，“谋图征服日本的英美所掌控的重要资源回归到我们的手中”等宣言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夺得南方诸地域的石油、橡胶、锡以及其他重要资源”。
无视实力的国家利益追求与战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以“门户开放”政策进入东亚地区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废除了１９２３年签订的《石井—兰辛协定》，日本同年提出的《帝国国防方针》将第一“假想敌”由俄国变成美国。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国力很弱，却不得不把当时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的美国设定为“假想敌”。这一事实表明，日本在“大陆政策”上没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那时的日本显而易见在追求超过自己国力的过高的国家利益，结果注定要失败。
决定对英美发动战争的东条内阁，虽然意识到“敌人拥有广大的领土，丰富的资源”，并拥有远远超过日本的巨大实力，但还是主张“为了维护权威和自我生存，不得不站起来”，抱着“很有可能导致长期战争”的觉悟，发动了没有把握的战争。开战前夕，日美双方的实力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钢铁为1∶20，石油为１∶１００，煤炭为１∶２０，飞机为１∶５，造船为１∶２，劳动力为１∶５，整体差距为１∶１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部分海军将领之外，没有人能够冷静地分析日美两国实力悬殊，也没能选择“国家的生存”这一核心利益，避免战争。当时的这一状况毋庸置疑表现出军人政治家的局限性。那些军人政治家强硬主张“日本勇士能打倒比日本强几倍、数十倍的敌人”，大和民族依靠“逼迫鬼神哭泣的伟大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敌人内心害怕的”精神力量，“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结果，这一无视实力悬殊的、欠斟酌的战争，使国家和国民陷入崩溃的边缘。
（2）战后：国际协调为主、重视“国际利益”
纵观战后日本的外交，是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的：第一，满足安全层次的需求，这一需求是依靠巩固日美同盟来实现的；第二，履行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而承担的地区义务，从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出发，通过ODA或直接投资，为“亚洲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第三，高举联合国中心主义大旗，在努力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同时，确保“通商国家的繁荣”，追求维持并加强自由贸易体制，改革并开放国内的经济。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的外交姿态是：一方面照顾“国际利益”（或“西方利益”），另一方面重视国际协调，追求国家利益。
反省战前悲剧，重新定义国家利益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7）
战前的日本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侵略亚洲国家，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使他国，也使自己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牺牲。本着反省原则，战后的日本一贯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协调，努力推进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战后领导内阁时间最长的以保守主流为中心的领导人佐藤荣作主张：“日本在国际社会生存的道路无非是贯彻国际主义。排除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在国际社会以相互合作来谋求发展，这是我们应该从过去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正如佐藤所说，战后，日本一直把国际协调当做外交的根本，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寻求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持如上所述的态度，至少在施政方针演说上是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例如，1965年佐藤内阁指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因此，应以国际协调为基础”；1974年田中角荣指出，“追求封闭的国家利益不仅在国际上不适用，还会引起某种灾难”；1975年三木武夫又指出，“不可以从狭隘的角度理解国家利益”；1976年三木武夫指出，“国家利益往往被解说成排除国际协调的，单方面、自私的利益主张，但在如今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的世界，如此狭隘的国家利益论是行不通的”；1977年福田赳夫指出，“冷静把握长期性的国家利益，本着国际协调的精神获得最佳解决”；1983年中曾根康弘指出，“不仅要考虑到日本的立场，还要努力实现与世界和谐相处，这最终将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由此看来，战后，历任内阁采取的方针都是“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从中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战后日本正是通过“国际协调”，即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方式展开外交，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的。下面，我将以战后日本外交中的象征要素“国际协调”和“国际贡献”为例，来考察日本外交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国际协调
英国著名外交家尼科松认为，外交是“以谈判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产物。不过，外交并非针对统一、整体的国际社会展开，而是针对政治体制多样、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各个国家；而外交的根本目的无论如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虽说是“国际协调”，但协调的对象——国际社会的利益或立场等却不是一体化的，而是相互对立，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对外政策往往等于接受国际组织的决定，或者说是支持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或集团的政策。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支配着国际政治，其余大部分国家不得不选择归属某一阵营，接受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以维护本国的安全。日本也不例外。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追求民主化和经济复兴，虽然通过《旧金山和约》回归到了国际社会，但它明显缺乏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参与的“多数讲和”，因而其结果是日本最终以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加入了美国的阵营。
事实上，在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许多人士持“全面讲和”或“非武装中立”的意见，围绕是否缔结“和约”的争论，直接关系到“日美安保VS非武装中立”这一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对立格局。这一争论后来演变成表面而肤浅的“神学论争”，给战后日本的国际贡献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不过，无论如何，日本的外交政策并未随之改变。由于上述原因，在冷战期间日本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实际上意味着“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而其中的核心是日美安保体制。不言而喻，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从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这一国家利益角度上讲，是相当务实而有效的外交路线。作为这一路线的奠基人，吉田茂首相不片面地迎合国内舆论，准确掌握战后的国际形势，判断并抉择日本走向的领导能力是值得高度评价的。接替他的鸠山一郎首相在上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恢复与苏联的邦交关系以及重新加强军备的“宪法修正（修宪）”的意向，提出与以“对美协调”、“轻军备”、“重视经济”为主的“吉田路线”对立的“自主外交”、“自主宪法”、“自主防卫”的方针。在鸠山内阁的引导下，日本在1956年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关系，同年又加入了联合国。尽管存在着“在此之后的日本外交，究竟是强调协调还是强调自主”的争议，不过，至少以日美安保体制保证安全，重视通过经济、通商来实现繁荣的“国家利益外交”始终是基本政策。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8）
回顾一下，战前“放弃日英同盟”这一选择直接导致放弃与西方列强的协调路线，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状态。战后的“国际协调外交”把与“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的协调路线定位为正统的、保守主流为中心的传统理念。另外，在日本国内，倾向“国际协调”或“自主”外交的声音也不少，联合国外交和亚洲外交在回应这些声音上，也被视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
日本在加入联合国的第二年——1957年发表的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提出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协调”以及“坚持亚洲成员的立场”，这被称为“外交三原则”。这三原则大概被解释如下：
关于第一个原则“以联合国为中心”，蓝皮书认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正义地解决国际纷争，为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世界和平采取相应措施；另外，为解决经济、社会、文化、人道等各方面的国际问题，达成国际合作”这一联合国的宗旨“符合日本的希求”，以此为理由，日本外交采用了本原则。但蓝皮书同时也说明，“虽然它是崇高的宗旨，但很遗憾，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充分实现，作为政治现状，日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
在接受国际形势现实的前提下，提出第二个原则，即“与自由民主国家协调”。对此，《外交蓝皮书》的解释为“日本一方面追求联合国的理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合作关系，这是为保证日本安全，甚至为维持世界和平作贡献的现实措施”。和平是“自由民主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团结的结果”，而当时的日本具有承担“团结的一部分责任”的义务。这一义务与第二个原则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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