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前言
最近在日本，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听到或看到“国家利益”一词。听到类似“派遣自卫队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背国家利益”等说法后，大家是否会表示理解？“国家利益”是一个“魔杖”，其内涵很模糊，也很不明确，甚至似乎“有风险”。在“国家利益”因流行而变得“时髦”的背后，日本人似乎始终没有认真分析其内在的含义。
　　《论语》有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是，只要努力去把握根本，就自然而然地走进核心之道，找到本质方法。不言而喻，任何事情都要以“根本”为核心。
　　日本外务省近年公开发表的秘密文件——《日本外交的过失》指摘了“根本”的重要性。这份文件记录的是1951年日本外务省收到的当年首相吉田茂的指令，检讨从“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关键环节上，日本外交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导致的政策失误。文件结论部分的概括如下：“一切都要以根为本”；“绝不应该只考虑条约等文件的字句，而忘记深层的政治意义、影响等根本问题”；“若在根本问题上存在错误，末节的苦心只不过是自慰而已”。当时，日本把满洲视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依靠军事力量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日本以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武断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结果导致失败。事实表明，日本的确是错误地理解了国家利益。　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极为重大。作为反面教材，战后，日本人对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始终保持“低调”状态。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日本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冷战格局已经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剧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国内状况遭遇挫折。在此过程中，“国家利益”的话题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媒体言论界也密切关注，大家广泛讨论。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时至今日，日本人究竟有没有认真思考过，深刻讨论过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界定的失误，必定导致国家衰退。国家利益是国家的根本，也是外交的根本。自战后以来，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更迫切需要认真思考“根本”的了。冷战结束后，国际新秩序还未形成，国际社会依然处于“变革与混乱”中。全球化与信息化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铺天盖地。民族、宗教等矛盾频发引起的各种纷争更为深刻。贫富悬殊、传染病、环境污染以及改变人们安全观的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等则是全球化给人类蒙上的阴影。这些都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震撼，使得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得不面对新的敌人，动员大量的国家资源，发动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已经“走出冷战”的欧洲逐渐以超越国家、国家利益的形式，耐心地整合并扩大“欧洲共同体”，这的确是历史性的实践。相比之下，东亚地区还依然面临着朝鲜问题等“冷战后遗症”。日本的安全保障一直处于既不透明又不稳定的环境之下。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正在改变着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蓝图。伴随着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东亚地区开始摸索“东亚共同体”的区域合作模式。以上事实正在考验着日本外交的真正价值取向，也考验着日本外交的“根本”，即国家利益如何界定。
　　战后快速取得“复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今天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转折时期。“修宪”问题、经济结构改革、年轻人的素质和道德下降等教育问题、少子高龄化社会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建等，众多课题摆在日本人面前，形势刻不容缓。内政与外交都迎来“多难”的时期，日本究竟该走向何方？
　　回到“根本”，重新探索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动力之所在。“国家利益与外交”这一话题不仅是对“如何确保日本的安全与繁荣”的思考，还牵涉到“日本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或“日本人如何生存下去”的探究。本书探讨这些“大课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开了“根本”，还是个未知数，只能说“还在路上”。但愿读者能够对本书没有忌讳地进行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行更加广泛而活跃的讨论。同时，我由衷地希望，本书微不足道的研究能够成为大家从各种视角，深刻讨论国家利益和外交的第一步。
　　最后声明，本书所有观点只代表我本人的见解和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和组织。
　　

序言
“国家利益实在很重要。它不允许政治家对此进行错误的指责。”
　　——乔治？W？布什，2005年
　　“日本将展开务实外交。这并不等于盲目主张日本国家利益的外交，而是主张日本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应该做出什么，以及世界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安倍晋三，2006年
　　“我一直认为，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的补油支援活动的确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是我们为了日本的利益而做的。”
　　——麻生太郎，2008年
　　“我们将证明美国不会在伊拉克追求永恒的基地。这是伊拉克人民所等待的未来。这是美国人民所等待的未来。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08年
　　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又很危险。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讲，没有比国家利益更为重要的概念了。国家利益是决定一国对外行为的最大要素。既然国际社会是由大多数国家组成的，国家利益必然也成为衡量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为何重要？我在这里提出五点：第一，宗教能够挽救人类，却挽救不了国家。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因追求国家利益之主权国家的出现而瓦解崩溃。当今，国际社会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以各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追求为基础而运作。第二，与国内社会不同，对于不具备“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而言，虽然国际法或国际道义在一定程度上能约束国家行为，但依然未能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第三，曾经在20世纪成为一大政治思潮的共产主义，因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走向低潮。民主制虽然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取得了胜利，但也未必能保障国家的安全与繁荣。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地位日益受到削弱，但毫无疑问，国际组织或跨国企业仍然以主权国家为前提开展活动。第五，民族和宗教问题正在“崛起”，恐怖主义集团等非国家主体也使得国际社会更加混乱、无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似乎带着“新中世纪”的色彩。这些变化反而加强了“国家”对本国公民安全与民生不可或缺的职能。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国家利益才是真正决定国家对外行为并衡量国际关系的要素。主权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这一目标而建立战略，展开外交，投入本国的综合国力。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领导人的真正使命无疑是理性地“确定”、“实现”国家利益，其成败则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必须在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以广泛的视野和冷静的判断作出决策，而不应该被个人情感或信条所干扰。从事国家利益、外交的领导人或外交官需要超越个人偏好与价值观，具备务实和灵活的能力。稍微夸张点讲，他们也要具备能够与“魔鬼”谈判的冷静和理性。
　　从其他的角度看，国家利益也是危险的产物。国家利益普遍超越错综复杂的个人、集团等诸多利益，作为一国成员整体的利益，它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同样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有时它会跟个人的自由或人权等发生矛盾。国际社会由追求各自国家利益的主权国家组成，因此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往往也是对立而冲突的。国家利益也有可能受到威胁、损害，因此就容易使得本国国民为此而奋斗，比如民族情绪的高涨导致国内“失控”等。国家利益还是一个具有政治价值的概念，因此有些集团往往为维护政治正统性而滥用它。回顾历史，有些国家曾经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采取扩张主义或排外主义的政策，甚至发动战争，最终给本国的安全和民生带来威胁。
　　今天，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能否实现安全与繁荣，取决于如何定位本国“既重要又危险”的国家利益。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开放的国家利益”。本书将站在这一视点上，讨论日本的外交政策，并从战略的高度提出政策性建议。
　　　。。

战后国家利益论的“崛起”（1）
第二章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段予以实现。相反，如果不能正确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注定会衰败。战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战后，由于日本有深刻反省历史的和平宪法的存在，被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在世界舞台上，日本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来实现。
　　不过，冷战结束后，有些媒体使用“追随”、“迎合”、“软弱”等词语，来描述日本自战后一直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政策，称其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2002年对外关系专家委员
　　会向小泉首相提出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优先考虑国际协调，而对于国家利益有所忽视”，并且强调说，“外交战略的基础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
　　战后日本外交真的没有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吗？追求国家利益与重视国际协调真的背道而驰吗？充满着反省与教训的“战前外交”究竟是如何制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对日本国家利益的
　　考察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本章在分析近几年来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基础上，以日本历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为例，来解析一下战前、战后日本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变迁。
　　一、战后国家利益论的“崛起”
　　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段予以实现。相反，如果不能正确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注定会衰败。战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战后，由于日本有深刻反省历史的和平宪法的存在，被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在世界舞台上，日本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来实现。
　　不过，冷战结束后，有些媒体使用“追随”、“迎合”、“软弱”等词语，来描述日本自战后一直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政策，称其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2002年对外关系专家委员会向小泉首相提出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优先考虑国际协调，而对于国家利益有所忽视”，并且强调说，“外交战略的基础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
　　战后日本外交真的没有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吗？追求国家利益与重视国际协调真的背道而驰吗？充满着反省与教训的“战前外交”究竟是如何制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本章在分析近几年来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基础上，以日本历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为例，来解析一下战前、战后日本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变迁。
　　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根本不敢使用“国家利益”一词。例如，芦田、鸠山、岸、池田，这四位历任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为什么？原因也许是战前日本就是因受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影响才走向悲剧的。所以，在战后初期，与“公”或“国家”相比，人们更加优先对待“私”或“个人”，同时重视人权和自由。但今天的日本政界或媒体界，人们却频繁地使用“国家利益”，甚至觉得缺了这个词就不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演变的实际原因与背景。
　　在这里，应首先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对于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国会”和对舆论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到底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使用“国家利益”一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战后国家利益论的“崛起”（2）
（1）日本国会如何看待“国家利益”
　　首先，虽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关于国家利益的谈话，但整体上而言，直到佐藤荣作政府为止，在“二战”后20年间，日本这一“主权国家”的最高政府领导人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里讲话的时候，几乎没有使用或提出过“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其次，一个明显的转折是，1971年，佐藤荣作首相在国会有关“国家利益”的发言达到50次之多。而这一年，他在国会包括总会、委员会等演说或问答的次数总共只有140次，也就是说其中提到“国家利益”的占1/3以上。众所周知，1971年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来说是“极具变化”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印度###“印度###”，即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编者注
　　形势和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在日美之间也展开了“冲绳是否归还”的交涉。在这一年，日本周围的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佐藤首相关于国家利益的发言往往也针对时事，与冲绳归还问题以及中国问题息息相关。在此之后，除了竹下、海部、宫泽、村山几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
　　（3）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的使用频率虽然在国会看不到长期的增加趋势，但在报纸上这一趋势却很明显。事实上，1990年后和2000年后的增加都是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媒体界在面临新形势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国家需要转变原来的对外战略，而作为向整个舆论的说明材料，“国家利益论”开始逐渐崛起。我认为，作为诱因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解体重塑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在东亚，以苏联的威胁为前提而维持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不断加强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朝鲜在失去苏联的支持后，社会主义体制陷入困境，为了维持既有体制，以开发核武器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边缘化外交”。在这些崭新的外部安全环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认识日美安保体制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政治课题。
　　另外，在“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战争”等全球威胁不断多元化的形势下，冷战时代以核威慑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关讨论已经过时，“意识形态对立”格局全面终结。全球各地纷纷出现的民族、宗教纷争、恐怖主义活动等新的安全威胁，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在这个时代，对和平的“创造”比传统意义上的“维护”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围绕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执政党与在野党陷入对立僵局，舆论则陷入分裂状态。在需要对和平或安全问题展开新的讨论的情况下，媒体有理由重新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终结，推动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物品、资本等迅速、大量、跨国移动的趋势日益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地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从而促使东亚各国将相对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增进政策。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讨论正在升温，这些因素也促进着“国家利益论”的升温。
　　其次是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日本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先谈政治领域，1989年，几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长达60多年，迥异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形态混合存在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而战后始终主导日本政局的“55年体制”也在同年崩溃。此前，战后日本国会关于宪法和安保问题的讨论，始终处于意识形态化的“神学论争”之中，直到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政权对日美安保和自卫队采取容忍态度，冷静而理性的国家利益论争依然没能展开。但海湾战争发生后，在联合国的引导下，当世界各国间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国际协调机制进行深入思考之时，日本有关人士终于开始讨论：“在国际社会，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也需要在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