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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纪实-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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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没办法，但他暗中对林彪的“南放”方针留了一手，搞出了一个“重点设防，搞纵深防御，有梯次的配置兵力，不搞一线式设防”的防御方案，其主旨是在敌人可能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层层设防，同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对此，他形象地说：“绝不能让敌人一捅就破，同时要有拳头。”
按照此防御方案，广州军区在重要海岛、主要军事要地都配置了大口径的大炮，在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封锁航道”。另外，根据朝鲜战场的经验，各个部队还挖了许多坑道工事，能够防原子弹、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袭击。
李天佑的设防计划与林彪的“南攻”方针完全相反，得到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赞同。
（3）
1959年庐山会议后，广州部队因批判所谓的“单纯军事观点”，战备训练受到很大冲击。
一天，在工作安排会议上，李天佑说：“军区工作要继续坚持以战备训练为中心。”
但是，许多人还是顾虑重重，不敢抓军事训练，军事干部也犯了难。李天佑发现此情况后，对他们说：“当兵不搞战备训练，这和工厂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有什么区别？这怎么行呢？国家和人民会遭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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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广州军区代司令员逸事（2）
“抓战备风险很大，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脱离政治’，或‘以军事冲击政治’的帽子。”
“风险再大，罪名再多，也要搞！”
由于李天佑决心很大，全军区继续进行严格的战备训练。结果，这一年广州军区的战备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0年，中央军委把现场会开到了广州军区。
会上，李天佑又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中央军委批准广州军区建立装甲兵种。
这也获得了上级的批准。随后，广州军区率先在全国几大军区中建立了装甲兵。对此，他高兴地说：“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然，仗打起来了，就没法赢了！当兵的搞战备有什么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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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革”中三次“救人”（1）
1962年9月，李天佑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1月，他到北京就职。“文革”爆发后，他置身于旋涡中，却有3次“救人”的故事。
（1）
1966年10月5日，林彪借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在动荡中的军队院校更是火上加油，立即和地方院校一样大鸣大放，并且外出“串联”。
一天，总参二部副部长张挺出于关心，去招待所探望从南京外语学院来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谁知他这一去，竟是“自投罗网”，造反派说他“历史问题不清楚”，反把他扣留起来了。
分管二部的副总长李天佑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去与造反派头头交涉，告诉他们说张挺副部长正在参加一个外事活动，要求他们马上放人。经过长时间的耐心说服，学生们答应第二天放人。
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一去上班，就接到两个电话，说造反派要带张挺回南京批斗，已去火车站了。他放下话筒，又立刻赶去火车站。
此时正是学生“大串联”高潮，火车站人山人海，十分混乱。因走得匆忙，他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杂乱的人群中，找到了那些学生，再次劝诫他们以大局为重，并说：“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在北京解答，不能把人带走。”
可是，谈了一个小时，造反派还是不答应，李天佑严厉地批评他们：“你们什么也不顾，这样做是错误的！”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李天佑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向学生们提出3条要求：一、必须保证人身安全；二、快去快回；三、只能解答问题，不能批斗。学生们终于同意了。
为稳妥起见，他与南京军区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学生的说服工作。3天后，张挺副部长平安地返回了北京，逢人便说：“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2）
在“文革“中，李天佑大概是有在东北时赫赫战功，又是在林彪麾下，所以受冲击并不大，但他并不因此在运动中作壁上观，而是尽自己之力，保护同志和战友。
1967年夏天，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视为这一事件的“黑后台”，遭到了批斗。不久，副总长彭绍辉的一位亲戚在武汉大学读书，从武汉来京，问及此事，彭副总长说：
“陈再道有什么问题？他是个好同志，是我们的老战友。”
谁知这位亲戚将这话记在了本子上。回到武汉后，此话被武汉大学的造反派发现，他们立刻上京，要把彭副总长拉到武汉批斗。
彭绍辉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从小就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就成了有名的独臂将军。李天佑得知造反派要批斗彭绍辉后，亲自与学生见面，劝他们说：“我们总参的干部你们不能抓，有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由于李天佑坚决反对批斗彭绍辉，学生们只好悻悻回去了。可不久总参内部有人有意见，说：“‘7？20事件’是中央定了性的，彭说这样的话，就是替陈再道翻案。”
李天佑坚持说：“要核实后再下结论。”
事情查清后，彭副总长作了一般性检讨。不久，毛泽东在总参的报告上批示：
“我看还是这样处理好。”
彭绍辉随即恢复了副总长工作，见到李天佑后说：“谢谢你火线救人呀。”
（3）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冤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受到批判后被关押起来，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随后，全国展开审干工作。李天佑负责军队审干工作。
在审干中，有人在清查北京的敌伪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王德的特务，其姓名、籍贯，都与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相同。这是一个重大的情况！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是特务，这还得了？！总参一位领导当即指示作战部将王德副部长隔离起来。作战部负责审干工作的肖剑飞副部长却认为，只凭一份材料，就将一位副部长关起来，太过于轻率，于是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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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文革”中三次“救人”（2）
“是不是待调查后，再视情况处理？”
这位领导坚持说：“如果我们作战部的副部长是特务，还不果断采取措施，行吗？去按我的意见办。”
肖剑飞思想不通，只好去请示李天佑。
李天佑听了汇报，赞同他的意见，说：“现在是‘文革’时期，我们审查干部更应当掌握好党的政策，按政策办事，当矛盾性质未弄清楚之前，应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能轻易关人，党的一贯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接着，他交代肖剑飞：“要妥善安排好王德副部长眼前的工作，同时组织人员抓紧调查。那位领导同志的工作则由我去做。”
经过半年多的外调和查证，最后审干组查明：敌伪档案中的王德和作战部王德副部长并不是同一个人，他们是同县、同区，但不同乡，敌伪王德的年龄也比王德副部长大五六岁。这样，王德副部长就免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情况弄清楚后，李天佑说：“同名同姓，竟然还同县、同区，这么巧事还真不多！幸好，两人不同乡，不同年。不然，我们就冤枉一位好同志了。做工作不能不细致呀！”
作战部王德副部长则说：“大特务的罪名，谁担得起呀！幸好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21“冲击国防部事件”（1）
在“文革”中，李天佑救了别人，自己却遭过劫难。这就是1966年11月7日在北京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
（1）
总参三部下属有一所军事院校，叫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早在1965年院校整风时，李天佑曾带工作组去过这个学院。后来，三部副部长姜钟又带着工作组进驻学院。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后，工作组被迫撤出学院，一些学生进京“上访”，冲击三部机关，并因李天佑派工作组去学院，称他是“学院黑帮的总后台”，要求他出面“回答问题”。
李天佑先后5次接见学生代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怪问题”。几天后，他又带领检查组前往学院，进一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他是工作迷，一进门，就在学院办公楼门口接见师生员工。在讲话中，他说：
“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搞打、砸、抢。”
话音未落，有人当场喊起来了：“你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李天佑也毫不客气，立刻反驳：“我怎么不执行？在战争年代，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才打胜仗；今天我一来就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连大门都还没进，怎么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
那人哑口无言。
他在学院睡上一觉，第二天一早，谁知学院的大操场上就出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天佑拉下马”和“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一幅李天佑拿着水龙头灭火的漫画贴在办公楼外最显眼的地方。李天佑看后，淡然一笑说：
“消防队长好呵，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有什么不好！”
结果，此言一出又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久北京好些地方也出现了批判“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字报。1966年国庆节时，该院学生竟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
这张大字报竟然被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见了，他诙谐地对李天佑说：
“天佑，天佑，‘天保佑’！”
（2）
但老天爷并没有保佑李天佑。
国庆节后，林彪以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紧急指示》，张家口技术工程学院涌现出“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红色造反联络总站”、“革命联络总站”等三大造反派组织，并且开始进京串联。其中，“革团”的成员专门整理了一份“造李天佑的反”的材料，称“李天佑是镇压我院运动的罪魁祸首”，并且将攻击李天佑的大字报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里。
10月26日上午，“革团”的15名学生又闯到总参“文革”办公室，要求和李天佑“辩论”，因为李天佑“在学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还定下了“比武打擂”时间：要求3天内李天佑带三部彭清云副政委和姜钟副部长去学院作检查。
面对咄咄逼人的气势，李天佑当晚8时接见“革团”造反派，做了长达万言的讲话，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折腾到深夜才离去。
谁知他走后，造反派左思右想，突然又“不满意”他的答复，冲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喊着：“要再同李天佑辩论！”
结果，李天佑又不得不连续两次接见他们，反复进行解释，可是造反派仍不罢休，一直占据着警卫室，死活赖着“不走人”。
这时，社会上又刮起一股抢“黑材料”的风。“新风”一起，“革团”只好留下“精干小分队”继续占据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大部队”则返回学院，索要所谓“黑材料”。一回学院，他们强行砸开保密室的门，殴打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引起冲突，导致双方人员都受轻伤，酿成所谓的“10？31事件”。
战事一出，“革团”并不就地解决问题，转而进京告状，声称学院派兵“打学生”，要求总参党委和“文革”办公室惩办策划者，追查后台，交出“黑材料”，进行验伤；并且还提出要4名“受伤”学生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11月3日毛主席的接见，如不答应，就“抬着受伤的同志到天安门示威”。“中央文革”得知此事后，不问原委，立刻要求总参查处学院领导一方。
21“冲击国防部事件”（2）
此时，李天佑已获知“10？31事件”真相，坚持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这件事情只有实地调查清楚后，才能再作处理。”
总政治部同意了他的意见，并组织调查组，学院两方派代表参加，实地调查。最后，“革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一方先挑起事端，“理亏在先”。
可是，“中央文革”却不等调查组返回北京，就对“10？31事件”作出处理：学院负责保卫、保密室工作的3位同志停职反省；“革团”代表上观礼台参加毛主席接见，并对“受伤”的学生赠送镀金毛主席像章。甚至，“中央文革”还拟定了一个情况通报，准备发至全国。
后来，因李天佑等总参领导坚决反对，才未成为事实。
（3）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造反派的这些传单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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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将之死（1）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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