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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南京大屠杀中，许多中国平民就是被这种杀人比赛杀害的。

1937年12月的南京，弥漫着一种颓败和绝望的气氛。国民党宋希濂部挡在城门，却挡不住潮水一般的残兵败将。十几名日军在教堂发现了无数难民，其中还有大量的中国军人。日军恐惧地大叫援兵，可中国人根本无意抵抗，麻木呆滞地举起了双手……

2011年5月11日，中国导演陆川拍摄的影片《南京！南京！》在美国纽约正式公映。同时，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金陵十三钗》进入尾声，该剧由中美影星参演，制作费超过6亿，这让被《南京！南京！》触动的日本右翼人士神经还未安定下来，又再一次让他们觉得坐立不安。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是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而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则是属于“耻感文化”，他们的行为是依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日本人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中国儒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将其中的“耻”单独拿出来做了一番改良，以符合日本社会的传统。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信条，也没有中国人那种相信正义的信念。在日本人的眼里，良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日本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原则模糊，对于善良与邪恶，正义与非正义，他们把这些烦恼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他们说是对的，那准没错，那就是标准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范并相互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轻松松地去干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而从来不管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否是人性之恶。

在这方面表现更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著有《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一书，中江兆民曾提出了“知耻的自杀理论”，认为“知耻、雪耻、玉碎”是一名武士的人生最高境界，知耻的观念从此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一个人最体面的事情就是从容迎接死亡。二战时日本的军人手册上会有这样的指示：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空军来不及带伞包就升空的事情经常发生。

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

二战时，美国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曾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经历了太平洋塞班岛上的战役，那里不仅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舰队之战，还发生了最残酷的“自杀”事件。塞班岛是一个日本以南2100公里的火山岛，那里埋伏着3万多日本兵，还住着3万多居民，包括韩国和日本人。在这一战中，日本舰队出动了9艘军舰和430架战斗机；美国出动了15艘军舰和930架战斗机组成的舰队。一场历史上最大的舰队之战即将开始。

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把这场大战戏称为“马里亚那射火鸡大赛”。战事的结果是，日本3艘军舰被击沉，其余，全部撤退，美国全胜。但是，在塞班岛上，战争还未结束，甚至，比预想的更加残酷。

日本的自杀式战术才刚刚开始，誓死效忠天皇的3000名日本士兵连夜冲到了美军前线。他们是从海滩、树林和铁路上来的，带着棍棒和刺刀。是野蛮的、原始的进攻。而且差点儿就成功了。但是他们被炮兵队拦了下来，在炮兵强大的火力攻势下他们失败了。他们跌跌撞撞，“有的撑着拐杖，有的吊着绷带，除了缺胳膊少腿，有的眼还被打瞎了。”他们脱掉钢盔，头上捆着白带，“端着机枪和战刀，有的仅仅拿着绑在竹竿上的刺刀，有的甚至赤手空拳，潮水似地涌向美军阵地”；那些没有力气冲锋的重伤员，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整个海面漂满了日本人的尸体”。

美军将坦克车改装成宣传车，到处呼叫：“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然而这些呼叫基本无效果。塞班岛之战，美军作战部队起初十分害怕，继而使他们迷惑不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军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在这次战争中，美军伤亡人数14000人，比之前任何一场太平洋战役都多。在近4万名日本士兵中，只有不到1000人投降，其他39000人都在战场上阵亡了。

更可怕的是塞班岛的日本百姓也开始了大规模地自杀，他们或从崖上跳下，或父母抱着孩子，一家一家走向海里。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叙述，有的父亲亲手把孩子的喉咙割开，然后自己跳崖自尽，还有的母亲在分娩的时候把自己溺死了。有的岛民在自杀前还要进行仪式。有的一家人聚在一起，把手榴弹压在胸前，然后拉掉手榴弹的保险针。一个孩子的尸体浮了上来，接着是一个女人，还有一个男人。二战结束后，一位英国将领说，我们经常号召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一兵一卒，而只有日本人真正做到了。

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曾参加了松山战役的中国第8军第103师老兵回忆说，他真切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不要命”——“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

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杀事件就是在日本行将战败之际的“神风特攻”行为。日本人准备了几千架自杀飞机和自杀快艇，担任出击任务的飞机只携带单程燃料，而将空余的载重量全部携带炸弹，对敌方军舰的要害的烟囱、机舱、弹药舱等部位进行撞击，达到“一机换一舰”的目的。

为提高“特攻”的攻击效能，日本人还专门研制了自杀飞机“樱花”号。这种飞机装有2吨多重的烈性炸药，日军为了坚定特攻队员们誓死不回的决心，还采取了一个“绝招儿”：飞机的起落架在起飞后会自行脱落。这样，飞行员别无生路，只能拼死搏杀、机毁人亡了。

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海军航空兵已经有2525名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在自杀攻击中送命，日本空军有1387人在攻击中丧命。根据日本的一份正式记录，日本神风特攻队总共击沉了81艘舰只，击伤195艘。根据日本人的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自杀攻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到80％。根据美国空军的统计，将近2800次神风攻击导致34艘海军舰只沉没，损坏368艘，4900名海军官兵死亡，受伤者超过4800名。

孤注一掷的自杀攻击没能挽救日本战败的命运。建立神风特攻队的大西泷治郎，在日本宣布投降不久自杀身亡。

1945年3月，54。5万美军攻打坚守冲绳岛的日军，这是二战中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一时间，与其被残杀，不如选择自杀的舆论弥漫冲绳岛。为了让冲绳的百姓更迅速地解决自己，日军将当时极度短缺的手榴弹分发给当地居民，鼓动他们宁可自杀也不可被美军俘虏。不少人还收到了两枚手榴弹，按照军队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将第一枚扔向敌人，然后用第二枚自杀。

随着日军节节败退，冲绳沦陷的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开始逼迫不愿自杀的冲绳居民为天皇“献身”。据冲绳人战后统计，冲绳庆留间岛的一个小村子130名居民中，有45人被逼迫自杀。仅在由21个小岛组成的座间味村，就有大约1200人丧生，其中402人被日军强迫实行集体自杀。

冲绳战役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万人丧生，包括约1。2万名美军官兵、9。4万名日军和9。4万名冲绳平民。据战后统计，在此次战役中遇难的冲绳居民，多数人并非死于美军枪炮之下，而是被日军强迫自杀或者被日军杀害的。这段沉痛的历史成了冲绳人心里无法散去的阴霾。

在冲绳县博物馆内，至今仍有一件雕塑作品形象地描绘当年日军士兵恶狠狠地用刺刀逼着7个冲绳人自杀的情形。雕塑上面还刻着“日本士兵屠杀平民，强迫他们杀死对方，然后自杀”的字样。现在冲绳岛上的和平公园最高处就是一座悬崖绝壁，走到悬崖绝壁的顶端再往下一看，只见近百米下就是太平洋，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是冲绳岛的“自杀悬崖”。

1945年日本投降前，为永久占领中国，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15年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

1945年9月2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日本政府对投降的消息封锁得很严，虽然各个“开拓团”都架有电话，可是当地日本人都没有得到提前撤退的通知，有大批的日本“开拓团”移民，原本想到大连上船回国，遭到苏联红军的阻击，道路隔断，他们就回头纷纷转向哈尔滨。哈尔滨也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了，大批日本人便涌向哈尔滨附近的方正总部。

各地开拓民都向方正汇拢，估计有2万多人，因为极其害怕被苏联红军赶上，他们只敢走山间小路。时值深秋，缺衣少吃，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旁，或者被推进河中淹死。有些老人实在受不了，就央求同路的日本军人开枪打死自己。有人将手榴弹绑在腰上自尽。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或自焚。

据当地上辈人叙述：一群再也走不动了的绝望的日本人，有老、有小，也有妇女，决定自杀。他们堆起木柴，浇上汽油，围坐四周，母亲们用白布将自己小孩子的眼睛包扎起来，男人们开枪，将妇女、儿童和老人一一射杀。随后，男人们点火，自己再举枪在已经熊熊燃烧的火堆旁自杀。

追随着战争的脚步，瘟疫随后到来。到1946年春，来到方正的日本人只剩下了不足3000人，其中有1000多名是孤儿，后被中国家庭收养。

第二章　不能否认

日本人把自己不当回事，他们不会同情弱者，也自然不会把别的民族当回事。把自己当作机器，把别人自然当成草木瓦犬，这样的生命意识，确实让别的民族不寒而栗。

然而，日本真正让中国人心寒的地方，不是你曾经杀过多少中国人、手段有多么残忍，而是时过境迁之后，你翻脸不认账——否认侵华、否认强征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坦白了当时的暴行。当年参加攻占南京的外贺关次是隶属佐佐木支队的一个卫生队担架兵，自从1937年8月接到应征入伍命令，到1939年7月止，天天记日记，叙事详细，证实屠杀事实随处可见：

12月13日：33联队的1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近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2到30名残兵败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架地刺杀了中国兵70人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现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者，不计其数。

12月15日：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着城外，通过和平门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人杀了我们许多朋友，杀死他们理所当然，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12月17日：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距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攻占南京的日军共计6个师团、3个航空队和海军1个舰队。陆军中支队、联队、中队之类，总共不下30支队伍。外贺关次所在的佐佐木支队仅是其中之一。他又是担架兵，行动受到限制，不能像随军记者可以根据需要到各处采访。所以他看到的仅是中华门外、宿营地、太平门外、下关等处屠杀俘虏和平民的实况。

关于12月13日在下关屠杀了大量的市民问题，第6师团所属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在《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6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中这样写道：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着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尸体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尸体遭到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重罪行。

该书由第6师团第13联队二等兵赤星义雄所著，由日本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委员会编。赤星义雄在该书中又说：

12月14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边进发，正好是中华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猛烈。

扬子江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起航和停泊的地方。站在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楚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如此。那不是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中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赤星光雄所见到的扬子江中、岸边中国军民的尸体，是第6师团在上新河等地所杀害的。“此一暴行我已在《铁证如山》一节中论述。”赤星接着说，“看来至少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死尸之江’。”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军入城后的第三天，即12月15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的情景，并在《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中描述如下：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