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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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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黄锡麟回忆起来，仍然显得很激动：“走到距离钓鱼岛6海里到0。4海里这段的时候，双方的对峙最为激烈。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冲突最多的地方。日本保安厅的船要撞我们，我们中国台湾的巡海舰马上冲过去，把他们顶回去。这种动作连续好几次。日本的船还在我们前面蛇形行驶，弄得波浪很大。前面船要蛇形行驶的时候，我就跟船上的人讲：‘小心，小心，抓紧栏杆，快蹲下来。他们又要造浪啦。’”
“喷水的时候有喷到我们，但是离我们还比较远，不造成多少危险。如果近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喷我们，我们的海军也喷他们。两边互喷。距离最近的时候，两艘船距离不到两公尺。”
2年前，5年前，乃至更为久远的时候，起航的港口一直是台北县瑞芳镇深澳港，目的地一直是钓鱼岛，带队的一直是黄锡麟，保钓船一直是“全家福”号，船长一直是跟黄锡麟合作保钓十几年的老朋友游明川。
作为中国台湾“保钓行动联盟”执行长，黄锡麟与同伴们的2008年“保钓”之行虽仍惊心动魄，但较之以往，这一回因有中国台湾的护航舰保驾，保钓船没有落单无援而沦为日方船舰“老鹰抓小鸡”的冲撞欺负。但并非每次都这么幸运。
黄锡麟想起两年前2006年的8月16日，他和已去世的保钓英雄“赵老爹”赵德申携手并肩的最后一次保钓行动。那本是一次包括两岸三地及海外华人在内50艘保钓船的大规模行动，却因陈水扁当局层层阻碍，最终只剩下了5人1船孤军奋战。
保钓联盟中像黄锡麟这样正值壮年且一干就是十几年的已经寥寥无几，众多20世纪70年代擎起保钓大旗的老将也都年事已高，“这个工作吃力不讨好，谁愿意接手干？”黄锡麟说。还好，有“老保钓”一直解囊相助。“他们年纪大了没办法出海，就把保钓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2008年那一次，黄锡麟后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绕钓鱼岛的时候我们的船离钓鱼岛约0。4海里。很近，岛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再往前靠近了，再往前就会搁浅了。要登岛，只有一块可行的海滩，但日本的船就停在那边，我们不敢贸然下去。我们下去的话，可能就会被抓。虽然我们中国台湾这边有已经待命在那里的外援部队，万一我们人被抓走的话，他们马上会追上去解救我们，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一发不可收拾。我认为我们这次出来最主要就是要宣示我们的主权而已，我们不要有激烈的冲突。”
2008年6月16日清晨6点40分，“全家福”号完成绕岛一周，驶离钓鱼岛。
黄锡麟说，“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情绪很高涨，高喊着‘日本滚出钓鱼岛！’日本保安厅的船还是一直跟着我们，直到离钓鱼岛40海里才返回。”
离开钓鱼岛的时候，黄锡麟告诉船上的保钓成员，“我们还会再来。保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要做一个长期抗战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土，不能让日本人随随便便就欺负到家门口来了。”
除了政府方面对钓鱼岛归属问题的严正声明外，民间保钓运动也一直未间断，从最早的海外留学生，到港台民众，再到两岸三地民众同时参与，从197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41年历史。
1970年底，一本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钓鱼岛须知》的小册子，其中重点提到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日本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争夺，并且从地理、历史、海洋法等方面阐释钓鱼岛主权隶属于中国的事实，在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之间流传。
1970年12月19日，普林斯顿大学沈平、李德怡等人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至1971年初，“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4月10日，来自全美30余所高校，17个地区的近4000名留学生、华侨齐聚于华盛顿宪法大道与二十三街的广场，保钓运动达至高潮。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
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
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
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登岛七人之一的张立昆，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
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中国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2010年9月7日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画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第二章 “大白船”很厉害
根据《中国青年报》2010年9月8日的报道：“9月7日上午，一艘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渔5179号’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捕捞作业时，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与那国’号赶到钓鱼岛海域久场岛西北12公里处现场，试图‘驱逐’中国渔船，并冲撞‘闽晋渔5179号’。”
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共发生了两次冲撞。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两次碰撞没有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和燃料泄漏。“与那国”号巡逻艇甲板上的两根支柱断裂，“水城”号巡逻艇船体被撞出坑洼，另有五六根扶手被碰断。但其并未透露中国渔船的受损情况。
9月8日凌晨1点左右，日方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将中国渔船和15名船员全部扣押起来。被押的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是福建晋江人，其出生并居住的晋江市深沪镇港阜村是个典型的渔村。港阜村村委会主任詹灵兴说：“钓鱼岛是传统的渔区，村里渔民经常到那里捕鱼，这是中国的海域，我们渔民为什么不能去呢？”
深沪镇始建于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时称壁山里，宋时称弦歌里，元时始称深沪。在泉州32港的记载中，深沪独占两大港口。1000多年以来，打鱼一直是这个地方的传统生产方式。直到如今，以有2500户居民的港阜村为例，依旧有八成居民靠打鱼为生。
在深沪镇上住了60多年的老渔民陈义，已经有40年的打鱼经历。陈义说他们的村子离深钓鱼岛并不远，300多海里，船“突突”开过去，20多个小时就到了。每个船长都一直严格按照海防线的标识去打鱼。他们的手上和渔船机器上，都有一张海防图，中国的海岸线画得清清楚楚——当然，钓鱼岛也画在其中。而且，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那片海域里打鱼，渔民们从来不觉得，那是日本人的地方。
但渔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年去钓鱼岛打鱼，运气不好是要受气的。因为，日本人的巡逻艇，现在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了渔区，而且，巡逻艇的数量，又增加了几艘。
在老渔民陈义的记忆里，日本人的巡逻艇，是在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以后出现的，但那时船几乎碰不到，即使看到了，也就是示意渔民离开，态度相对温和。他们偶尔也会碰见中国台湾的渔民，但日本军舰对中国台湾渔民就不太客气，每次都会拿舰艇搅起大浪，逼迫中国台湾渔民离开，甚至还动用高压水枪。
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把钓鱼岛周围划分为3个巡逻区域：距钓鱼岛12海里的范围内为“绝对禁止区”，12…24海里为“严格监控区”，24海里以外为“警戒监视区”。划分这个“警备体制”的目的就是阻止大陆及中国台湾民间船只靠近钓鱼岛。并且对进入“绝对禁止区”的中国渔船和保钓船只，采用撞击、高压水枪喷射等方式暴力驱赶。对于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航行的中国军舰及公务船只，日本海上保安厅通常也是采取尾随监视等方式，全程监督。
据悉，钓鱼岛海域的日本巡逻船均来自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第11管区，其本部就设在冲绳岛，在第11管区中，与大陆和中国台湾船只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石垣保安部，“与那国岛”号巡逻船就隶属于这个部门，平时，石垣保安部的1…2艘巡逻船，每天都要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数次巡逻。
据陈义说，以前日本的巡逻艇或者军舰是渔船离岸15海里或者12海里才采取行动，而现在他们渔船离钓鱼岛还有40多海里，日本的巡逻艇就开始靠了过来。最多的时候，五六艘日本舰艇一起靠过来。现在几乎每年都会碰上。陈义说，日本军舰很大，会过来朝他们喊话。“喊什么，海上风大，我们从来没听清楚过。”老陈说，但他们从日本人的动作和语气，一般都会判断出是让他们离开。
如果到了晚上，巡逻船还在船头升起绿色信号灯，意思是要求渔船立即停止航行，准备接受检查。假如渔船毫无反应的话，日本巡逻船甚至会动用枪炮进行警告性射击，军舰会进行驱赶，直升机也会出来，它们会盘旋在渔船的上头，直升机螺旋桨的风很大，刮得人都站不稳。
其实，渔民们最怕的不是这个，他们最怕的是，渔船被日本巡逻艇逼停，这时日本人会带着枪械上来，对渔船检查。“这个时候最麻烦，一查就是好久，搞不好还要没收渔具。”陈义说，打鱼的渔船一旦被没收渔具，损失就是十几万元的事情。为了对付日本人，深沪镇渔民近年来添置的新渔船，船身多采用加厚的高碳钢板，防撞击能力有了提高。
中国台湾花莲县渔民阿祥是一位护送过多批中国“保钓”人士的老船长，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舰船玩过多年的“猫鼠游戏”。他说，日本保安官会用中国话和英语连续喊话，大意是“这是日本的领海，请离开”。这些都是播放事先录制的广播，大意声称怀疑中国渔民有非法捕鱼行为，要求他们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2000年，在钓鱼岛附近，阿祥因船上的柴油机出现故障而被迫下锚，当时就遇到过日本巡逻船，还被日本人搜船。
阿祥告诉《环球人物》的记者：“日本仔的管控确实严密，我们贴近钓鱼岛的距离也越来越远，这确实不是个好兆头。”据他介绍：那些“大白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均被漆成纯白色）速度快、船体大，一旦和渔船撞在一起，就如同“砖头砸在鸡蛋上”。
曾被抓到过的一位渔民回来说，不少日本巡逻船上有那种多管连珠炮，打在船板上就像劈柴一样，将渔船的钢板一分为二。而且，“日本仔还在船上装了特制大剪刀，专门用来毁掉渔网”。
第三章 争什么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同年10月25日，邓小平出席了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均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会场气氛陡然紧张。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保钓运动也好，撞船事件也罢，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中国民间的声音显然比政府更激烈。［·］
无论如何，“钓鱼岛撞船”这档子事，我们都要讲讲道理。首先，没人否认，整桩事情绝非谁撞了谁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根据《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0月18日的报道，“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冲击波，在日本政界和民间反复震荡，执政党民主党推卸责任，民间爆发反华示威游行。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举国上下不分政治派别，群起攻击执政的民主党上层决定放还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之举”。右翼组织趁势纠集人马上街游行，包围首相官邸，叫喊要定9月24日（放还中国船长的日子）为“国耻日”。那些黑色幽灵般的街头宣传车、高分贝的扩音大喇叭、疯狂的右翼人马（甚至有些人身着战前军服），透过现代媒体镜像迅即传遍全世界。
2010年9月29日中午，在邻近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东京麻布和广尾地区，同血社、大日本胜魂社等右翼组织举行反华游行，游行队伍打着“释放船长是耻辱”、“保卫尖阁诸岛”、“创设皇军”、“粉碎中华霸权”等标语，高呼“垃圾滚回垃圾箱”、“蟑螂滚回蟑螂国家”、“日中断交”等口号，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中国人，与中国断交。
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东京都知事石源慎太郎在撞船事件发生后高呼：“日本如果拥有核武的话，就不必惧怕中国了。”在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日本，“拥核论”一直是言论的禁区，过去类似的言论会遭到社会主流舆论的抨击，但是这一次，日本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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