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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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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丰臣秀吉意料，大明朝10月17日任命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提督，大规模援助朝鲜。李如松43000大军于1593年1月3日进驻肃川，第二次平壤攻防战宣布开始。
1月6日，明军包围平壤，次日总攻开始。小西行长占有地利，退缩在练光亭的土窟中用火枪不断射击，而李如松则凭借数量优势强攻，同时以火攻对抗。双方均伤亡惨重，连李如松坐骑也中弹而死。最后明军疲劳过度，被迫撤退。但小西行长同样筋疲力尽，无力再战。小西行长连夜率残兵跨过冰封的大同江，向南逃去。李如松派兵从后面追杀，又歼灭600余人。一共消灭了1646名日军、生擒5名，明军伤亡为796人。
2月19日，明军进驻开城。加藤清正此时已经将其屠掠一空，焚城南逃。2月27日，李如松领两千人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同日军发生遭遇战，幸亏大将杨元赶来救援，才退回开城。当时京城日军有4万多人，是日军的精锐部队，绝对数就比朝中联军要多。李如松决定先确保开城一线，一边等国内新增援兵，一边整顿朝中联军。明兵部尚书还主张和谈，而另一方面丰臣秀吉得知己军受挫，粮饷不足，疾病流行，也打算撤兵。双方不谋而合，虽然朝鲜国王极力要求复仇，但明朝还是决定和谈。
3月22日，明使沈唯敬前往龙山同宇喜多秀家谈判，议定日军4月19日退出京城，明军随即进驻。5月2日，侵朝的日军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带。丰臣秀吉不甘心就此失败，遂一方面在庆尚、全罗道修了18座城堡，一方面运用外交手腕，派小西如安前往北京递交日本的和谈条件，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打打停停的“和谈”时期。
鉴于日军可能不会再有大的军事活动，明军大半在1593年8月回到国内，只留下一万人驻守朝鲜。李舜臣被朝廷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实际上就是海军的总司令官，整饬军队，建造战船。而秀吉也不断地利用谈判时间补充兵力，运送武器给养，以备再战。
明、日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596年9月，仍然处于僵局状态。秀吉认为日军已经有能力再战了，但首先他要设法除掉李舜臣。1597年1月，小西行长用秀吉的计策，派人在汉城散布谣言，陷害李舜臣，结果李舜臣被捕入狱，被押送到京城。
得知反间计成功后，秀吉立刻于2月21日再度调动14万陆军和数万水军侵朝。从动员到集结就绪共花费5个月时间，在7月准备完毕。明朝因日本毁约大为震怒，也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淞的水军，再度援朝。
7月7日，九鬼嘉隆要一雪前耻，一举重创元均为首的朝鲜水军，又配合陆军水陆夹击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朝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控制了制海权。8月1日，14000日军三路进攻全罗道，正好赶上明军进驻全罗、忠清。大将杨元率3000人守卫南原，但寡不敌众，2700余人战死，杨元负伤。
8月19日，明军除守卫稷山外全线退至汉城，日军占领了全罗道全部地区。李舜臣重新被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但此时他手中只有12艘船和120名士兵而已。于是李舜臣整顿了残余部队，在碧波亭水域悄悄准备恢复实力。
9月7日黑田长政10000人分攻稷城和舒川，被明将解生打败。这时明将邢玠和麻贵统兵四万和朝鲜权粟元帅会师，大举南进。丰臣秀吉情知不妙，加上李舜臣又在鸣梁海峡以少胜多，大败日水军，所以日军连忙战略后撤，令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长守顺天、岛津义弘守泅川，形成沿海要点的守备态势。
联军经过侦察，决定先进攻只有两万人的蔚山。12月23日午夜，明军三路直捣蔚山，李如松交战后佯退，会同友军消灭了500余日军。正在监督西生浦的加藤清正连忙返回蔚山，亲自守城。明军连续四天猛烈强攻，仍旧没有攻下城池，其间加藤清正也难以支撑，就送信给明军乞求讲和，被拒绝。双方僵持之时，西生浦13000多日军赶来增援。1598年2月9日，明军屡攻不下，被迫撤退。
蔚山战役后，双方都调整了战略。秀吉眼见反攻无望，只得继续确保防线，在朝鲜南部站稳之后再蚕食朝鲜。而明军虽经蔚山惨败，但主力未损，而且国内又派陈遴和邓子龙的水军前来助阵。所以明军开始同时进攻三座要塞：蔚山、泅川、粟林。同时明水军和李舜臣的联合舰队控制了南朝鲜海权，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这时候在朝日军只有6万人，而中朝联军则有11万之众，明显占有优势。
8月18日，征战一生的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在气急败坏中病死于伏见城中。临死前遗命退兵。这对朝鲜的日军无疑是雪上加霜。小西行长进退不能，再次提出和谈，并再度遭拒，只能坚守城堡，等待援军。
9月20日，中朝联军水陆并进，向小西行长驻守的顺天进攻，同时明军还袭击了晋州。一直到10月2日，顺天仍未被攻破，而袭击晋州的明军已经占领晋州，以近3万人的强大兵力攻打泅川。本来战况顺利，但不料明军火药库突然爆炸，结果全军大乱，又遭日军追击，伤亡高达800多人。
到了11月，日军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小西行长再次准备厚礼送至李舜臣营中，希望和谈，还是遭到拒绝。绝望的小西行长向岛津义弘求救，岛津于是集结近500艘船，企图冲破联军防线，打通回国的渠道。在露梁海面，与陈遴、李舜臣的水军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水战。战斗中李舜臣、邓子龙先后战死，但岛津的舰队也被歼灭了200多艘。
12月上旬，日军全线后撤，幸亏日本国内派兵救援，方屈守一隅，联军因为李舜臣之死而变得迟钝，日军终于大部分勉强撤回了日本。日本的这轮单挑无功而返。
战争结束后，朝鲜在汉城建了“大报坛”以感谢明朝相救，之后明军回国，朝鲜对明的感激之情甚至持续到了清初。
因为丰臣秀吉之死和朝鲜战争的惨败，刚刚恢复秩序的日本又陷入了文吏派与武将派的纷争。德川家康（秀吉的大将）的嫡系部队因为没参加战争而丝毫未损，两年后关原之战爆发……德川幕府诞生。
满清入关后，清朝国力鼎盛，日本人在200年间未敢轻举妄动。但清朝道光之后，国力急转直下，终于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打败，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既让日本看到了欧洲列强侵略的恐怖性，又让他们看到了新一轮挑战中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明治维新（1868年）后的第三年，日本国力刚刚有所上升，国内的武士阶层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征服朝鲜（三韩）。明治六年，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台湾，明治八年，日本人强迫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与清朝解除册封关系，明治十二年，日本公然吞并琉球，改名冲绳县。至1895年，日本人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彻底改变了近2000年来的力量对比。
第三章 扫荡“汉魂”
要说日本真正地开始强大起来，还真是从脱亚入欧以后开始的。第一个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人叫做福泽谕吉，号称“日本的伏尔泰”。其理论核心就是倡导“全面西化”。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多年来习惯了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加上自己的武士身份，使得他不用太辛苦劳作就可以得到比普通人要优越的生活。
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他开始跟随日本驻外使节游历西洋。当福泽谕吉第一次走进美国的饭店时，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皮鞋在上面走来走去。而绒毡在日本是非常昂贵的奢侈品，只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才可能买到一小块，用来做钱包或一些用于炫耀的挂件。后来他们又到了巴黎，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
百闻不如一见，福泽谕吉跟驻外使节一起，考察了西方国家的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处处感受到西方社会的发达与先进，面对这一切，福泽谕吉“开始惊讶”、“接着迷恋”、“最终狂热”。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发达，同时将之与日本本国对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
于是回国后的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他提到：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顺便提一下，这位得力于汉学修养，能写一手漂亮启蒙文章的东洋思想家，后来却叫嚷着扫荡一切“汉魂”。
如同模仿唐朝长安建造奈良一样，明治时期，日本人在东京银座建起了西化一条街。这里仿照欧美街市，盖起两层楼的洋式砖瓦房，街道上电车穿梭，夜幕降临时煤气灯就会点亮，一切都模仿西方最发达国家的发展样本。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建立起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日本经济体系。在日俄战争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这就是俗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样日本在经济上终于完成了“脱亚入欧”。一战结束后，日本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与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
崇拜强者，本来无可非议。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的强者崇拜中，缺少公正的气度。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曾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这就是说，在比自己先进的文明面前，日本人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手，就开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自卑感于是变成优越感。赖肖尔还发现，日本人每次向外学习最后都转向对抗，优越感极度膨胀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所发生的那样”。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当然不是什么“穷了、落后了几千年”，日本更不是特别富裕、人种优秀的“神国”。真正的事实恰恰相反：是中国富了、先进了几千年，形势只是在最近不到100年的区间才突然急转直下，中国由巨富而挨打遭暴抢，由挨抢被打坠入贫困的深渊，而日本当时不但绝不是什么阔主儿，而是穷得叮当响的小国。
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30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不但是日本从来不能和不敢想象的，它也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25％的水平，说白了这是至今无可匹敌的经济总量的世界纪录。
但是，1840年中国却被经济总量不及自身九分之一的英国打败了。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当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大清的经济总量依然还是日本的七倍。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并不比中国人好，他们缺衣少食，甚至连当年作威作福的武士们，也经常吃不饱饭。中国北方喂马的荞麦，在日本便是作为主食的，“炖牛蒡”这样的菜已经是大户人家待客的佳肴。
或许正因如此，面对战败对手，压榨得更变本加厉，而使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瞠目结舌。回顾甲午战争时日军的兽行，就可以知道这一切。西方史学家胡兰德在描述日军占领旅顺后的情形时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态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息。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对此，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曾对人说：“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连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美国的一家报纸抨击日本国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
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变成金山、铁山、钢山、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他不要慢节奏的跋涉，他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国家“冲刺”。
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逼入坎坷凶险的途径。甲午战争惨败源于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的战败。当时，日本使用了偷袭的方案，并对战争的结果准备了三种预案：如果海战失利，日本退守本土，如果获胜，则在中国登陆，打平的话，就在朝鲜半岛和中国拉锯。正如以后众所周知的那样，清帝国在那场决定性的海上会战中严重受挫，从而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接着在日本海陆进攻下，输掉了整个甲午战争，并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甲午一役使日本一举实现了“大陆政策”的前三期计划，中国台湾、朝鲜、辽东半岛都收进囊中。而2。3亿两的战争赔款则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这笔意外之财，让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说：“这笔赔款以前，日本的财政官厅从未谈到数万万元的大数位。国库收入仅达8000万日元。因此3。5亿日元巨款流入国内，在朝在野的人，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国营也好，私营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实行大大的扩张了。”
日本《女学杂志》曾沾沾自喜地写道：“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遨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甲午一战，由此埋下了日后日本举全国之力试图吞并中国的伏线。
1927年，日本完成了大陆政策，认为“欲征服中国，必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这一政策表明，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已把中国作为其整个扩张战略的重要步骤。在这个战略指导下，1931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入了中国东北；1937年，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大，是没有什么感觉和体会的。只有到了中国以后，见识了中国以后，才会慨叹中国何其大。
中国很大，一个四川省，就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全国面积之和超过中欧、西欧加起来的十几个国家。中国是日本国土面积的30倍，当年中国人口比日本多20倍（现在比日本多10倍）。
日本军队再多，到了中国以后，就像撒胡椒面一样，只能零零星星地分布。当年的中国是农业国，是农业经济，日本打赢几个战役，占领一些地方没有用，占了一些城市也没有用。中国的优秀军政人才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把农村、农民组织起来，的的确确形成了强大的抗击力量。
1940年，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后，对华北的情况作了调查。据他统计，华北每平方公里只有2名日军。活动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每天都在消耗日本兵，正面战场国民党正规军又与日军大规模作战，战争天天都在打，每天都在死人，日本如何经得起这种消耗呢？
中国是一个各种地貌地形极其复杂的国家。有高山，有平原，有沙漠，有山地，有丘陵，有青纱帐，有江河水网地，还有热带丛林，等等，每一种地形地貌，都可化为军事利用。适应这种地形，另一种地形却不一定适应。中国很大，地形分三级阶梯。成阶梯状的地形，对中国有利，中国军队居高临下作战，日军的优势战力发挥不出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抗战八年，日军只占领第三级阶梯内的区域：即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地盘。而且日军占领的东部的这些区域，还成块状地东一块，西一块地分布着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中日对垒，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争打到这个份上，日本有多少胜算呢？
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提出的“以时间换空间”，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讲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打消耗战。中国很大，所以，有足够的本钱来打持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使日本决定尽快占领法国、荷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佑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其中称“要根据我们皇道之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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