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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齐齐哈尔芥子气“8·４”事件。

2003年8月4日，从地下挖出5个金属桶，其中一个不慎被当场挖破，桶内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之后不久就被两个民工买下对其进行了切割，又造成两个桶内的油状物品外泄。这两个民工将金属桶全部转卖给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由于挖出金属桶的工地上受到污染的残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了污染扩散。傍晚时候，就有三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当晚8点，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马上介入调查。

经技术分析，防化专家一致认定，诱发这次事故的5个金属桶，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桶内的油状化学物品为芥子气。芥子气是一种糜烂性毒剂，对眼、呼吸道和皮肤都有作用，中毒严重可引起死亡。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已将其确认为致癌物。

自“8·４”中毒事件发生后，女军医颜新就一直在隔离病室，见证了病人入院和出院的前前后后，也见证了他们的痛苦。她说：“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动病人！”她不是对病有恐惧心理，而是害怕病人痛苦。“你眼睁睁看着那肉一点点溃烂，你都不敢用手动，一动那皮肤就烂了！平时接触的病人不少，可哪见过这样的病人啊！”

治疗期间，医院里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澳大利亚籍的扎伊卡先生，他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捐赠药品的。扎伊卡的外祖父曾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1945年被日本人杀害。扎伊卡生在哈尔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做手术时，中国人为他输了血，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自己身体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扎伊卡先生所赠的26盒药品是从一种名叫鸸鹋的鸟身上提取的专门促进皮肤愈合的药，非常昂贵。但这种昂贵的药也没有能挽救李贵珍的生命。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伤害并未停止，中国人还在因为那场侵略战争而受伤，从精神到肉体。

2003年5月26日，《解放日报》记者陈煜骅和郭泉真，来到上海浦东新区牡丹路，走进了王岩松的家。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不过分——没有空调、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电扇，仅有一台电视机，也是9寸黑白的，再有就是摆满一屋的各式各样的消炎药瓶。王岩松也是一名毒气弹的受害者。

不等记者坐下，老人就迫不及待拿出厚厚一个资料袋，全是她受难毒气弹的照片、字据。“我们家按知青政策迁回上海时，最要紧就是带上这包东西，铁证呐！”

老人回忆说：那是1987年10月17日下午3点，王岩松工作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机械厂油料科办公室，大家被一杯神秘液体难倒了。听厂医说，附近工地偶然挖出个一米来高的大圆铁桶，不见任何标记，开盖满桶黑褐色液体酸臭扑鼻，用医院放射仪测试毫无反应，便一头雾水来求援。是不是特种石油？有人提议“烧烧看”，忽听一声巨响，大祸临头了！一股刺鼻气味使人窒息，王岩松本能就想逃，可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好一晌才连滚带爬跌撞出门。

当天晚上，临睡前她一照镜子，把自己吓一大跳——嗓子眼、眼皮底、鼻孔里，全发起一排排恶心至极的大脓疱！呼吸困难，喉咙嘶哑，眼睛肿得像鸡蛋，王岩松说着说着，手微微颤抖起来。

后来经医疗机构测定，这罐“怪液”正是侵华战争期间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氮芥气混合毒剂，灌入炮弹爆炸后，毒液一沾人体就糜烂皮肉甚至致死，是二战毒剂之王。

王岩松嘶哑着嗓子告诉记者，她虽然捡回一条命，可是苦头吃足了，有时甚至是生不如死。由于毒气破坏了黏膜，16年来，喉咙一直红肿疼痛，说话超过半小时就哑声，眼皮翻开永远“结膜炎”，30多岁就戴老花镜，身体虚弱，出门散个步就会感冒。

最要命还是手指头，长年累月从指甲盖缝里往外冒脓水，又恶心又烦心，只能永远带瓶消炎水，没几年就不得不提前病退了。在家也难，洗个碗还得戴上胶皮手套，至于搓洗衣服就纯属痴心妄想：“脓水多时，我干脆把指头浸在消炎药水里一泡半天，明知这样对肾不好，可又能怎样？”

据王岩松说，当时中毒的其他6人中，有两位没多久就突然得癌去世。16年来她一直提心吊胆，能活到现在是赚的。“我当原告就为个公道，可铁证如山却败诉，连句道歉都听不到！”

王岩松提及的败诉，指的就是2003年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5名中国原告因遭受侵华日军毒气弹伤害而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的诉讼作出的判决。

担任该案审判长的法官斋藤隆在宣读判决书时这样说道：“原告等深受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侵华日军曾大量制造毒气弹，并将大量化学武器部署在中国，为了销毁证据，日军把这些毒气弹隐藏起来，战后仍继续隐瞒这一事实。”

但斋藤隆最终宣判说，在日本主权涉及不到的中国调查和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异常困难的，所以法院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万枚化学炮弹，这些炮弹仍在不断给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遗弃国有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而日本政府方面，虽然被迫承认5名中国原告受害事实，却强调在其他国家回收被遗弃的毒气弹是不可能的，因而拒绝给予赔偿。

得知这个判决的时候，王岩松老人正在上海家中看电视，她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说：“记住，我这辈子等不到胜诉，你等。你等不到，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

临别前，王岩松翻出电话簿，叫记者联系同批败诉的另3起受害案原告，“他们比我更悲惨。”

其中一位是崔英勋，两条胳膊从肘到手全是大脓疱，烂得像根“炸油条”！1950年他在齐齐哈尔当化学老师，那天见学生端来一碗浅黄液体，说是学校工地挖出个大罐，民工们撬开后舀来的。见像甘油，崔英勋沾了点抹在手上，谁想立马钻心疼，赶紧冲洗还是晚了，没几分钟脓疱起满两条手臂，很快皮肉一层层往里溃烂，直至露出血管在跳动！

赶紧上报查明，是无药可治的芥子气毒剂。有位民工喝了一口，没半小时就死了。无奈，崔英勋只能长一层脓疱剪一层，惨不忍睹。50年了，现年80岁的崔英勋一提这事就发疯，不停地喊：打倒帝国主义。家人要不给他吃“安定”药，便从早喊到晚！

还有一位叫张岩，脚背烂个大口子，白骨森森可见！家住黑龙江龙泉镇，1976年在镇里铁匠铺看稀奇，一颗大炮弹撬开全是毒液，张岩脚上溅了几滴，立马就连皮带肉烂开了。实在忍受不了，他用粗糙的泥巴蹭，用烧红的铁铲烫！还从此一“痨”不愈，至今咳不停。

还有一位张喜明，自己也说能活到现在是奇迹。1980年他在黑龙江依兰县自家院里刨土，没想一镐子炸响颗毒气炮弹，当场烂得体无完肤，在医院昏迷20多天才顽强苏醒，醒来了却也废了，两眼失明、全身偏瘫，还硬生生把这个18岁棒小伙逼得天天“羊癫风”。无法成婚、无法工作，老父临死直愣愣望着他不肯合眼！

东京方面宣判结果出来后，电话里，这几位原告最后问了同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如此痛苦，他们认个错却这么难？”

第二章　认个错很难吗

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了结。在中国民间，化学武器受害者一直在诉求着一个公道，2003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判决日本政府向中国日遗化武受害者赔偿1。9亿日元。在这场胜利的背后，就是一位中国律师持续8年的不懈努力。

1995年9月3日，齐齐哈尔《生活日报》一篇题为《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报道引起了一名律师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决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遭受日遗化武伤害的同胞。8年时间里他自费调查取证，共接触芥子气受害者200多人，取证1000余份，并两次以中国公民身份起诉日本政府。8年后，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13名日军毒气受害者全面胜诉。这位律师就是苏向祥。

苏向祥对《生活日报》的记者说：“诉讼和调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事件发生在很久以前，事件的跨度从1950年一直到1982年，进行了七个事件的调查。我们为了获得证据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文·冇·人·冇·书·冇·屋←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都全部予以认定，包括历史资料。因为化学武器的事件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日本政府一直生产化学武器、使用化学武器，1992年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我们通过诉讼，把历史的真相还原出来，这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正义的路上并不孤独，还有一位律师和他一样，也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开始为正义讨回公道。她就是王选。

王选，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生于上海。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到崇山村插队，在那里生活了四年。1995年，王选很偶然地了解到：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这让王选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述13岁的小叔叔被鼠疫夺去生命临死前的悲惨情景。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著地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1997年她被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评价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在日本，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731部队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把整个生命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

她说：“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的。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的最罪恶的一次犯罪，日本政府应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并积极调查事实真相。我和所有的原告将非常乐意全力协助。如果日本政府仍然拒不承认，拒不谢罪，最后的结果将不利于中日友好。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的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的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然而，无论是苏向祥还是王选，他们选择的这条斗争之路注定是漫长的。2003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对东京地方法院要求其赔偿中国化武受害者1。9亿日元的判决提起上诉，拒绝提供赔偿。

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指出：旧日军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问题，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属于国家行使权力所为。作为日本国，明明知道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所具有的危险性，可是一直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国家行使权力所为。本来，日本政府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有关者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相当详细地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等情况。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日本国完全可以向中国方面提供这些信息，以避免伤害，但它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以至于屡有伤人事故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日本国家赔偿法应对受害者予以赔偿。

但是，就在这么浅显的道理面前，日本政府还是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说是因为日本司法部门对类似事件判决不一致。据报道，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对“齐齐哈尔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诉讼律师团提出的会见要求，公然拒绝，并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件的赔偿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谈，此时会见诉讼律师没有必要。”

2004年7月1日，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中国，帮助指认二战时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并且在吉林省敦化市对当年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辨认，由于多年过去了，记忆的模糊使他们并没有确定准确的埋藏地点，可是他们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

小林利男时年84岁，户口好太郎时年82岁，他们是跟随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前来，其中包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律师。据《巷报》报道，这几位日本老兵关于化学武器埋藏地点的指认资料，将会通过中方律师团提交给中国有关部门，作为勘查化学武器的依据，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也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对日本政府不作为态度是个有力的回击。”

老兵们来到敦化市沙河沿镇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东机场进行了辨认。下午，到敦化市大桥乡河东村拜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遗孤。之后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位于敦化市西北的吉林省航空护林站，这里曾是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西机场，当年，两名日本老兵就是在这个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带到了西伯利亚的。

当记者问小林利男为何产生出到中国辨认二战遗弃化学武器地点的想法时，他说：“60年前战败的时候遗弃在中国很多弹药，其中有化学武器。我们心里一直留着这个伤痛，化学的东西腐烂以后，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说到此，小林利男流下了眼泪。

民众比政府更有良知。2005年6月，《哈尔滨日报》记者何秀丽随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赴日本跨国取证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原队员田村良雄，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怕的事情”：

我进入731部队是1939年，在哈尔滨我们作为少年队的成员接受培训，当时我15岁，从那时起，我便渐渐地失去了人性。第一次进入解剖室时，我腿直发抖，浑身打颤。那个人被运到这里后，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我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脸也刷洗，剩下的情况我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取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菌。做完手术后，现场并不清理。

原侵华日本士兵松下胜治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追悔不已：

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了，天将亮的时候，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长山下政义中佐带领100多名军士、军官，悄悄地向村庄北面树林子的背后移动过去，周围的村庄还沉浸在睡梦中。联队长发出命令；演习开始！就在瞬间，一股白烟腾空而起，转眼间就吞没了村庄。村民们连滚带爬地抱着孩子，背着老太太，拼命地跑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吸入毒瓦斯昏死过去。

大约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受山下联队长命令进行现场调查的军医中尉带着几名军士、军官若无其事地向村民走去。军医满脸堆着假笑说，唉，这真是对不起，本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突然风向变了。当时，部队长官说“这次毒气演习只不过是对部队的官兵进行防毒训练，后果是无意识造成的”等等，我听信了这种鬼话，真是个糊涂虫。

如果还有谁至今相信这番鬼话，我倒想问问，首先从放毒地点来看，为什么选择了四周都是村庄的中间地带呢？而且处在上风头的兵营里的军人们都戴着防毒面具，就连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能说附近的村庄没有危险吗？当时向日本驻军事先通报，令他们不要进入该地区，为什么却不通知处在该地区内的村庄呢？当天联队把全体军官集合起来，让军医报告了调查情况，然后强调说明毒瓦斯的功效，这又意味着什么？从这些事实看来，绝不能说是无意识的行为，事实正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多么周密地策划了这一罪行。

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他们践踏国际法，制定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来实现侵略的计划，他们反过来经常中伤别国使用毒瓦斯。其实，日本早就使用过毒瓦斯了，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日本军队不顾道德，无视神圣的国际法，还要隐瞒事实，他们在发射毒瓦斯的同时，还发射了大量的烟雾弹，日本政府还装聋作哑地向世界声称，日本军队绝对没有使用毒瓦斯。残暴与欺骗，这就是侵华日本军队的实态。

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心里很解脱。不管怎样，我要一直讲下去。

伊藤影明，侵华战争期间担当的工作是以老鼠为载体饲养跳蚤。伊藤说：

当初不知道饲养跳蚤有什么用处，最初认为是提供给731部队，可能是从卫生角度考虑，进行防御之类的研究。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跳蚤是为了制造炸弹。饲养跳蚤作为杀人的武器，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