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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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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教得特别多：《罗蕾莱》，《菩提树》，《野玫瑰》，《鳟鱼》……舒伯特的《冬之旅》里许多歌是我们从小就学唱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我后来到了德国，发现德国的孩子竟然不听不唱这些歌，我有多么惊讶。好像你到中国，发现中国孩子不读《论语》一样。
《菩提树》这首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因为舒伯特的音乐哀愁，因为穆勒的歌词美丽，可能也因为，菩提树在我们的心目中牵动了许多与智能、觉悟、更高层次灵魂追求有关的联想。
菩提树，桑科，学名叫Ficus religiosa，属名Ficus就是榕属（又称无花果属），而种名religiosa说明了这是“信仰”树。2000多年前，释迦摩尼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伽耶城南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此这个在印度原有“吉祥树”之称的毕钵罗树，就被称为Bodhi－druma，菩提树，“觉智”之树。而后阿育王的女儿带了一根菩提树的枝条，到了斯里兰卡古都的大眉伽林（Mahamegha），深深种下，到今天，那棵树仍旧枝叶葳蕤，而中国也在南朝时，也就是1700多年前，引进了菩提树，种在广州。我在今年1月到了广州光孝寺，去看六祖慧能剃度的那株菩提树，心中仍然万分的震动。你不知道慧能，我只能比喻，就仿佛你看见马丁？路德亲手植的一棵树吧。
然后我发现，你们根本不唱舒伯特的歌。是的，音乐老师教你们欣赏歌剧，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分析舒伯特的《鳟鱼》，但是我们在学校音乐课里被当作“经典”和“古典”歌曲教唱的德国艺术歌曲，竟然在德国的音乐课里不算什么，我太讶异了。
“这种歌，”菲利普说，“跟时代脱节了吧！”我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曾经感动了多少“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歌，被他说“脱节”；这种歌怎么会“脱节”？我怒怒地瞪了他一眼。
舒伯特这首歌的德文名称是Der Lindenbaum，中文和日文都被翻译做《菩提树》，于是当我到了东柏林那条有名的大街，Unter den Linden，以为夹道的应该就是菩提树了，但是那立在道旁的，却完全不是菩提树，而是一种我在台湾不曾见过的树。这究竟是什么树呢？它既不是菩提，为什么被译成《菩提树》而被几代人传唱呢？
我花了好多时间搜索资料，查出来Linden可能叫做“椴树”，但我没见过椴树。打听之后，朋友说北京有我描述的这个树，于是我搜集了Linden树的叶片、花、果实，带到北京去一一比对。总算确认了，是的，舒伯特《冬之旅》中的这首曲子，应该翻译做《椴树》。
椴树，学名是Tiliaceae，属椴树科。花特别香，做出来的蜜，特别醇。椴树密布于中国东北。欧洲的椴树，是外来的，但是年代久远了，椴树成为中欧人心目中甜蜜的家乡之树。你知道吗，安德烈，从前，德国人还会在孩子初生的时候，在自己花园里植下一株椴树，相信椴树长好长坏就预测了孩子未来的命运。日耳曼人把椴树看作“和平”的象征，它的守护神就是女神芙瑞雅，是生命和爱情之神。
追究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水井之处必有椴树，椴树对一个德国人而言，勾起的联想是温馨甜美的家园、和平静谧的生活、温暖的爱情和亲情。因此歌词是：
井旁边 大门前面
有一棵 椴树
我曾在树阴底下
做过甜梦无数……
舒伯特这个漂泊旅人，忧苦思念的是他村子里的水井、椴树，和椴树的清香所深藏的静谧与深情。
安德烈，我被这个发现震住了。因为，“菩提树”所蕴含的意义和联想，很不一样啊。菩提树是追求超越、出世的，椴树是眷恋红尘、入世的。
至今我不知那翻译的人，是因为不认得椴树而译错，一错就错了将近一个世纪；还是因为，他其实知道，而决定以一个美学的理由故意误译。如果这首歌译成《椴树》，它或许不会被我们传唱100年，因为“椴树”，一种从未见过、无从想象的树，在我们心中不能激起任何联想。而菩提树，却充满意义和远思。
最符合椴树的乡土村里意象的，对我们生长在亚热带的人而言，可能是榕树，但是对黑龙江植满椴树的地方，这首歌或许就该叫做“椴树”？
回到你的“嘻哈”音乐，亲爱的，我想可能也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种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跨海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的意义就变了质。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被当作“酷”，而欧洲你认为是Kitsch的，可能被别的文化圈里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里，它可以像一条变色龙，我觉得不必太认真。
我的“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是什么？亲爱的，大概就是去找出椴树和菩提树的差别吧。
深爱你的MM
第十六章 藏在你心中的小镇
毕业
MM：
我毕业了。
我正坐在阳台上，近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林，把长长的树影洒地面上。刚下过一阵雨，到处还是湿的。我点起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看天空很蓝。烟，缓缓地缭绕，又消失，我开始想那过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想，我的“家”，究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别生气啊），是我的朋友。怎么能忘记那些星期天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最后一刻，假装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里，我们挤进小镇的咖啡馆喝热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一声飞过我们的头顶。
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得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
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杜拜、突尼斯长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儿们，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意第绪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之间还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
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管认不认识，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然而然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国际队去了。这和种族主义没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而受到过任何歧视。而且，我们常常开种族差异的玩笑。
昨天我和佛瑞弟，还有佛瑞弟的金发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赛。刚好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当然很激动地在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给阿根廷队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很快我们就变成真正在争吵，到底是巴西人还是阿根廷人比较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问：“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粹德国人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
多国文化，就像汤里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我怎么跟10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往前走，但是知道我来自哪里。
安德烈
第十七章 你是哪国人？
背影
安：
我也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你毕业了。好几个镜头重叠在我眼前：你从幼儿园毕业，因为不了解“毕业”的意思，第二天无论如何仍旧要去幼儿园。到了那里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见了。你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又不愿离去，就站在那门口，小小的脸，困惑、失落。“他们，”你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是上小学第一天。老师牵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绿绿、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你走进教室。我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你的背着书包的背影。
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土地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她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
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惟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从哪里来？
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殊。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8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
学会尊重异文化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1950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1950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儿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环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10个评审分别来自10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而原始的问题。
伊里亚出生在保加利亚，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6岁时，父母带着他逃亡到德国，为他取得了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他在肯尼亚上英文学校，所以他会英语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毕业之后他回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变成他写作的语言。之后他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
“你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大流动的21世纪，真的愈来愈不好回答呢。然后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个印度名字，长得也像个印度人，有着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条街上，人们可能直觉地以为他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满街的香港中国人要香港得多。他讲英语，拿英国护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于血统，他又不被承认是“中国”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关系不深……
“你来自哪里？”你要他怎么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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