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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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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少奇这是第三次到苏联了。1921年到苏联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带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坚持正确主张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现在，刘少奇再次来到莫斯科，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就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磋商，征求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找一条道路。
同样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现在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
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
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
27日夜间，刘少奇一行驱车前往孔策沃别墅。从车里出来，刘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宾主互致寒暄后，进入大厅。
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一切都是在宴会中进行的。斯大林设了国宴来招待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非常随意。但在会谈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说，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并已经准备好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报酬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将由苏联政府向专家们补足。
刘少奇强调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刘少奇提出，希望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苏联学习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以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斯大林很爽快，答应代表团的这一要求，并表示，苏联准备在学习国家机构、工业和中共代表团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帮助。
由于没有同苏共中央会谈的经验，代表团对这次会谈没有进行详细的记录。到公寓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会谈的情况，并拟出下一次会谈的提纲。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的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能够有所依循，使会谈更有条理，更为系统，既使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对中国问题有个透彻的了解，也使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7月2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情况，提出问题和征求意见。
3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并提出问题和要求。
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
刘少奇的报告送到斯大林那里后，斯大林在报告上作了诸多的批注，能够反映出斯大林的一些真实想法和认识。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5）
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在中国革命已基本上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今后中国的任务，是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现正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新政府中，设立军事委员会，内阁之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并设立各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内阁总理，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相近于苏维埃制，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刘少奇提出，中国不能过早地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斯大林在旁批注说：“对！”
刘少奇还提出：“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因此，要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同时，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在后来的会谈中，斯大林就此表示同意，说，劳资矛盾暂时不要加紧、扩大，工人斗争不破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订劳资合同，避免破坏此合作。要使资本家变为友朋，使合作能长远。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刘少奇在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以下几项原则：（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刘少奇提出，束缚条件是不能答应的，但可以采取积极的办法，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刘少奇还希望，新中国成立时，苏联能够率先承认中国。
斯大林批注说：“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对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斯大林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对的，“最好不急。”在会谈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即可承认。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特点就是，“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6）
刘少奇还提出，在外交问题上，“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斯大林对这一段批注说：“好！”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种处理方式：（1）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3）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刘少奇说：“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斯大林批注说：“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斯大林批注说：“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准备在莫斯科学习苏联有关方面的问题。它包括：（1）苏联的国家机构；（2）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3）苏联的文化教育；（4）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
刘少奇还提出，学习苏联方面这些内容的方式是，最好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刘少奇并在信中提出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培养新中国的政治干部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这个专门学校没有在苏联开办，而是在中国北京开办的。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11日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苏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柯瓦廖夫等。会议多是斯大林谈话，其他人多是静静地听，很少插话、发言。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并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但明确说：“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中就中苏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涉及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是肯定要面对的，而且肯定要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因此，预先探一探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中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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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7）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回国后详细地进行了讨论，以准备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进行充分的谈判和磋商。
毛泽东后来与斯大林谈判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国的关系问题，从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从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废除旧约，另签订新约。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然可做修改，但毕竟是两年后的事情，虽然是大的修改，但毕竟是在旧的条约基础上的修改。这一修改是“实质性的”抑或是“小手术”，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内容基本上不变？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当然，他是希望维持旧约的，一方面可以使苏联在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妥协得以继续，保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也可以保证旧约中所规定的给予苏联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坚持“另起炉灶”，坚持中苏关系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毛泽东坚持另行签订新的条约，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两个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即放下千头万绪的国内大事而留在苏联两个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伙伴关系、同盟关系，而且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
在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由高岗代表中国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布高岗率中国东北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但是，学习苏联的“取经”，难免会出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矛盾，既吸取了先进经验，也搬来了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东西。这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逐步暴露出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那已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一种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苏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提出：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关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在当时，刘少奇提出中共与联共这样的关系定位，一方面考虑到苏联实际上仍然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中共作为成员之一，要服从其决定；另一方面，旨在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是否会变成“铁托式胜利”的顾虑甚至疑虑，表明了中共的态度是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和整体利益的态度。
但是，斯大林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批注道：“不！”
在会谈中，斯大林专门作了说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8）
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考虑是从党的关系而言的，他看到了两党都是国家的执政党，担心党的关系会影响到国家、政府之间的正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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