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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十五年祭-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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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想再次提及，路遥出生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渴求知识，酷爱文学，热心创作。他在县城里彷徨，最后进入延安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这段经历当中，中学时代即青少年时期的确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他这个农民的儿子，曾长期被户籍制度束缚在闭塞的农村，上大学意味着他跨出了不平凡的一步，在他的一生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日＇安本实：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4）
从“挑着破烂的行李”迈进县城高小的那一刻起，路遥就陷入了所谓“两个世界”的境地之中。中学毕业以后，他带着对社会闭塞状况的强烈感受在县城“彷徨”。笔者感到有趣的是路遥第三期的作品描写了贫困中的农村青年的矛盾心理，诸如他们的自尊心和自卑感，对农村的热爱和厌恶，对城市的向往和排斥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心理的社会背景是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隔阂，以及使这些隔阂无法消除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路遥所说的“交叉地带”，实际上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状况以及有关形成他思想意识等方面的“交叉地带”。
第三期中，路遥以“交叉地带”为关键词，首先描写了这一地带的一些现象，例如《风雪腊梅》、《姐姐》、《月下》等短篇小说中，描写了生活在“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带有悲剧色彩的、没有结果的爱情。然后又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九六一年纪事》塑造了一个“农民的儿子”马建强的形象。描写了马建强在县高中读书时饥饿贫困的生活、所遭受的屈辱以及自尊、自强的性格，从中折射出路遥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心态。在马建强这一形象的基础上，路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角度出发，又塑造了高加林这一新的生活在“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企图摆脱农村的束缚，然而却受到了挫折。《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是高加林的延伸，或者说是高加林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路遥把孙少平放置在陕北农村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描写了孙少平自己确立的人生道路。《平凡的世界》显示了路遥在创作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①路遥把“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给予了陕北农村。特别是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所引起的矛盾冲突。他以时而冷静、时而冲动的笔调，描写了农村青年在时代矛盾冲突面前表现出来的希望的期待、欢快和抑郁、激情和冷静等等。作为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始终关注着现实社会，并且以真挚的态度进行创作。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能忘记亲自体验过的陕北农民的苦涩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犹如浮萍般在“交叉地带”彷徨的生活感受。他情愿一直把自己“囚禁”在“交叉地带”这一创作领域。
刘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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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1）
——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
很多时候，让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被所有人认同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个真理如果与文学有关，似乎就更难让它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本来，文学是一种应目会心的艺术，而关于文学的知识，也大都是目击道存的常识，既不神秘，也不深奥，然而，正是这些常识，却常常是言人人殊，异见迭出。例如，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样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似乎很好解答，但实际的情形，却是聚讼纷纷，莫衷一是。
相对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艺术样式。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只可描述而不可界定的。文学就是你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样子，就是你所理解的那个‘具体’的样子。因此，如何认识文学的真假，如何判断作家的优劣，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并无一定之规。”
然而，这样的取消主义态度，并没有说明问题，因为，在那些优秀的作家身上，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些共同的东西，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克服种族、地域、时代、信仰、性别、年龄等复杂因素的窒碍，赢得读者普遍的认可和长久的热爱。事实上，关于文学的真假和作家的优劣，人们已经从由经典文本提供的可靠经验中，提领、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判断尺度和批评原则，而这些尺度和原则，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文学认知和评价的可靠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
唯美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是一种纯粹的审美现象，是超功利的、无目的的，与道德、宗教、政治和价值领域的事情毫不相干。因此，作家倘若想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想成为真正的文学，就必须把‘如何写’当做问题的全部，唯一应该关心的是语言、技巧等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
这种饮风餐露的“唯美主义”观念，无疑是一种狭隘而片面的见解。完全没有伦理内容的“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要是经由人的心灵产生的事物，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人的情感态度，都潜含着人的道德反应，都存在一个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事实上，在那些真正的作家看来，与认知相关的“真”，与伦理相关的“善”，与诗意相关的“美”，乃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例如，莎士比亚就在《十四行诗》（第105首）中说：“‘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
“身体写作”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就是‘欲望’的别名，就是‘身体’的镜像，或者按照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你是一条鱼》的序文中提供的信息：‘文学就是性！’而‘道德诗意’和‘伦理境界’则是一些与文学无干的伪概念，本质上是压抑甚至扼杀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关心的，就不是价值和意义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感官体验，尤其是性的压抑和苦闷，而真正的文学，天经地义地就是释放里比多等内在压抑的秘密通道。”
这种停留于“原始群”时代的观点，本来不值一驳，然而，真是令人费解，它竟然是我们时代最为嚣张的一种文学理念。其实，除非一个作家承认自己属于完全与众不同的“另类”，否则，他的“身体”里必然有一个已经“人化”的灵魂，而他的‘肉身’的苦闷和焦虑，也必然要从心灵这个“镜像”上反映出来，必然要被升华为精神意义上的复杂感受。如果非得把文学变成“身体”的奴隶，非得通过渲染“性”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来表现自己敢于堕落的潇洒和敢于无耻的勇气，那就不仅显示着作家精神的贫困和危机，似乎也在证明着“身体”的病变，践踏着“身体”的尊严。当然，作家应该关心一切与人相关的事情，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倾向于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人，更倾向于把文学当做与读者的道德升华、人格发展和精神拯救密切相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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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2）
功利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不是空中楼阁，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经过市场的验证，在流通过程体现出来。因此，那些印数甚巨、发行量很大、码洋很高、能被市场认可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那些能经受住市场考验的作家，就是成功的、优秀的作家。”
虽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很有市场的一种文学价值观，但也实在是一些本质上反文学的理念。因为，好的作品当然可能是洛阳纸贵、获得市场成功的作品，但商品价值不过是文学的从属价值，而不是主体价值。所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作家很有名，但并不优秀，有的作家很优秀，但知名度并不高；同样，有些作品很畅销，但并不优秀，有些作品很优秀，却并不畅销。因此，对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我们要保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它不仅会导致文学评价上的鱼目混珠，而且还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沦为“拜钱教”的牺牲品。
“未来主义者”会这样回答：“文学即‘创新’，即对传统的‘超越’。真正的文学是指向‘未来’的文学，而只有敢于在文化上‘弑父’的作家，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此，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怀疑并否定传统，必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发明一种全新的写作技巧和叙事策略，重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价值体系，甚至像罗伯－格里耶那样把人当做物来写，都是应该鼓励的创新。”
然而，这种庸俗的进化论思想和盲目的“拜新教”倾向，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蔑视和抛弃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文学传统，却对西方的“现代”观念和“新潮”方法，低首下心，顶礼膜拜。“现代主义”的作品，被当做新的文学“圣经”；“现代主义”的“大师”，被想象成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埃及的摩西。在这样的情势下，一个作家倘若要做一个“传统主义者”，要利用那些旧有的经验进行写作，就需要有清醒的头脑、稳定的立场以及承受误解甚至嘲笑的勇气。
事实上，反传统的“未来主义者”似乎没有弄清楚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论现象，因而，高度信息化的电子时代的文学，也并不比前工业化时代的文学更高明、更先进。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人类的创造力，而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有着不同于科学的轨迹和模式：如果说，科学发展是淘汰式的，即通过否定性的超越，来开拓前行的道路，那么，文学的发展则是累积式的，即通过肯定性的吸纳，来强化、提高创造的能力；如果说，科学的发展呈现出“线性”的延伸状态，新的必然要比旧的更高、更深，那么，文学的发展则表现为“面性”的共存状态，旧文学完全可能与新文学一样好，甚至比新的更高、更好。因此，南非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说，科学“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文学上，即使“这一代”的天才，也不可以用“超越”这样的话，来表示对“上一代”的轻慢，因为，“这一代”的“天才”，未必较“上一代”的“天才”更高明、更优秀。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路遥，谈谈这个对我们理解“真正的文学”和“优秀的作家”，提供了“支援意识”和经验资源的人。在路遥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宝贵的经验，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比照路遥，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问题，也看见了应该选择的一种方向和路径。
显然，路遥既不是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者，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者；既不是利用“性”作诱饵谋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者，也不是目空一切的“未来主义者”。那么，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呢？有的作家让人羡慕，但却不让人尊敬——路遥不是这样的作家；有的作家让人尊敬，但未必令人羡慕，具体地说，没有谁愿意像他一样生活——路遥或许就是这样的作家。路遥是一个把自己献给文学事业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诗性情调和英雄气质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充满责任意识的“为人生”的人道主义者。如果说，《幻灭》作为书名，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说的那样，是“富于巴尔扎克特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巴尔扎克所有作品的书名”，那么，《人生》作为书名，则是富于路遥特征的，它完全可以说是路遥所有作品的书名。当然，如果再加上“困难”、“平凡”，那就更能概括路遥文学创作的精神特征。“人生”、“困难”、“平凡”，路遥书名里的这些关键词，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路遥是什么样的作家，显示着他的文学立场和创作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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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3）
对于文学，路遥有着明确的目标感和良好的道路感。他相信文学是有用的，是改善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真正的文学都致力于向上提高人类的生活。他知道文学的发展不是“弑父”的结果，而是一种你中有我、血脉相连的代际传承，所以，他对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现实主义大师充满敬意。他懂得怜悯、同情和爱的情感对于文学的意义，所以，虽然他有过少年时代被寄养的伤害记忆，体验过贫穷的屈辱和饥饿的折磨，经历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和严重的精神危机，但是，他没有被不幸和苦难摧毁，没有变成自哀自恋、怨天尤人的“恨世者”，没有把文学降低为羞辱别人和发泄不满的工具，没有把写作异化为彻底意义上的“消极写作”，而是努力克服冷漠、仇恨和敌意对自己的影响，对一切生命都心怀善念，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赞美和热情的态度——他赞美大地，赞美天空，赞美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热爱生命，热爱人们，尤其热爱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他知道文学的生命和价值源于精神世界，而不是来自“肉体”，所以，在他身上，没有风流名士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放纵和高自标树的傲慢，而在他的作品里，也看不到某些作家对“性景恋”的近乎疯狂的渲染，对女性的近乎野蛮的羞辱和伤害——路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表现上，充满对爱情、友情、亲情等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诗意描写，虽然从艺术上看，他的描写有时尚显稚拙，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却是那么真挚，那么朴实，那么感人。
是的，正是在“先锋文学”的狂风横扫一切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路遥。他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形单影只，静静地看着那些“弄潮儿”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他镇定而自信。他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他经受住了考验，用他的话说，就是没有被来势汹涌的浪潮“裹挟而去”。他获得了成功，得到了赞许和奖赏，但也经常被人误解甚至被嘲笑。他被许多人当做一个文学观念滞后、创作方法陈旧的“落伍”作家。那些被“新观念”武装起来的批评家，怀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那些受新潮批评家影响的编辑，拒绝出版他的作品。勃兰兑斯说，巴尔扎克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被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就连圣伯甫那样杰出的人，也不能理解他的伟大，但巴尔扎克依然“过着孤独的生活”，“他违反巴黎习俗，不采取任何步骤使他的作品获得赞扬”（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1月版）。路遥也是这样。虽然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但是他拒绝妥协。我听一个与路遥过从甚密的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研讨会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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