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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十五年祭-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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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记起了一件事情。1985年春节过罢，我去省作协小住、改稿。路遥领我到门房，去讨客房的钥匙。或许是门房老汉不想给，或许是他真的不拿钥匙。他支吾其词，说是等一等，他去寻钥匙。路遥听了，不再理他，径直走到客房门口，大吼一声，用肩膀将门推开了。“你就住在这里！”他说。
7、？路遥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也许，他的本身，比他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更精彩、更复杂和更具有文学的独特性，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可能再去表现这一切了。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人类整体利益的损失！我曾经多次给路遥说过，我说，如果让你经受一次大的打击，脱离现在的生活轨道，而走向内心反省，一定会有比《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为精彩的伟大作品出现的。这次，命运为他提供的打击是疾病，可惜，他没有能战胜它。我在无限的惋惜哀痛之余诅咒命运。
患病期间，我曾三次去看望他。两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西安，第一次看他时，我将洛川县委书记送给我的、自己舍不得抽的一条红塔山带给他，妻子说医生肯定不让他抽烟的。我说，只要他是路遥，只要还活着，他就一定要抽烟，果然，他欣喜地接过我的烟，开始抽起来。路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就是作家的悲剧，我愿意用一切得到的来挽回它（指身体）。他要我一定要珍惜身体，最好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他接着问起我的孩子的情况，他说他该上四年级了吧。他说疾病使他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他爱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说这话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我坐在床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说不要这样，传染。但是我一直固执地抓着，直到离开。看到在床上蜷成一团、瘦得不成人形的他，加上这间充满压抑感的小屋，我想起《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在狱中的最后情景。我终于没有能抑制住自己的眼泪。“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了？”我说。第二次，是我陪王巨才同志去看他的。第三次，是在西安，我从北京回来，专门在西安逗留了一天，请远村领路，去看他。结果没能见到他。医生让留个条子。我在条子上说。路遥兄，所有的朋友都祝你好，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一定会迈过这个门坎的。我将为你祈祷。
高建群：扶路遥上山（3）
事隔几天，我去省作协开会，前去探望，仍然没能见到他。13号晚上，听到见到他的作协领导说，路遥状况很好，每天能吃四两饭了，大约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后来，观胜又来了，说路遥曾谈到我，说：“建群是个好人！”这是路遥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了。谢谢你，亲爱的朋友。我是在15号离开的，路经黄陵，在那里讲课，我欣喜地对朋友们说，路遥好多了，他终于跨过这个门坎了。谁知，就在第三天头上，他竟然撒手长去。
今年（1992年）3月，我葬埋父亲，路经西安，曾经见到他。他的小了一圈的蜡黄的脸，他的像灰烬一样贴在头皮上的头发，很使我吃惊。我问他是不是有病。他摇了摇头，说是创作期完了后正在恢复。行色匆匆，我留下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他，就离去了。这几年，我们接触少了。我一直认为，他大约是头戴荆冠，怀抱鲜花，身边拥有一大群崇拜者，生活得很惬意，这几天看了一些悼念文章，才知道他这几年的境况那么狼狈，可怜，那么，他为什么掩饰自己呢？为什么不能像十年前那个寒冷的秋天那样，握着我的手，说一声我很苦，我需要帮助，请你再为我长歌一曲呢？如今我感到深深的内疚，如果我能至死至终地守在他的身边，也许，他不会那么悲惨和凄凉地死去的。然而，现在，说这一切又有什么意？##？
8、？路遥在《平凡的世界》接近进入实际创作阶段，曾经就小说的大体轮廓，与我有过几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说这种长谈很有好处，可以帮助自己完善作品和人物。记得，那时候，他还将小说的总标题定为《走向大世界》，将三部分标题分别定为《黄土》、《黑金》、《大世界》。他后来是怎么灵感突来，选定《平凡的世界》这个既有覆盖性，又有深刻内涵的雍容大度的名称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将这些写出来，也许会给文学提供一点史料吧。后来，我又陪同他到黄陵店头煤矿，到矿井里去采访了几天，收集素材，以求达到准确的描绘。
路遥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小说家，我想我的这个估价应当说是公允的。路遥作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形象，将不断地刺激这块黄土地上新生一代的梦想，我想这也是确凿无疑的。
9、？陕北，这块焦土；北斗七星照耀下这块苍凉的北方原野。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各种因索，使这里成为产生英雄和史诗的地方。原因之一，是物质的贫困滋生了人们精神上的丰富想象，一个乞丐的梦最富有，一个小学生在学了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后，光着脚丫跑到黄河边，等待着这样的金鱼出现；一个中学生饿着肚子站在夜空底下，想象着那颗运行的星上载着加加林少校。这种想象力，是苦难给予陕北人的补偿。我曾经陪着一位地委副书记下乡，当招待所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时，他释然说，我是要饭出身，这样的伙食，我还有什么弹嫌的？光为了他这句话，我一直从那时肃然起敬到今天。原因之二，我认为这是民族交融的缘故，即就是路遥而论，他的身上明显的有少数民族的特征。我曾经望着他耳朵眼里的那一撮毛，说他一定有匈奴的血缘（我的另一位朋友，杰出的散文家刘成章，就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有匈奴血统）。马克思说过，民族交融有时候是历史前进的一种动力。陕北的各种大文化现象，陕北人性格中那种显明的优点和缺点，也许只有用这种民族交融的原因才能解释清楚。第三种原因，我想说是历史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追溯到光辉十三年的毛泽东，追溯到罗宾汉式的英雄（斯诺语）刘志丹、谢子长，追溯到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甚至一直远溯到民族蛮荒时期的半人半神人物公孙轩辕。
我在刚刚完成的长篇《最后一个匈奴》中，试图对这种人类类型心理进行分析。小说曾经有一个题记，看过病危的路遥后，我对命运的这种不公正勃然大怒，换了另外一句话用作题记，以志我对命运的蔑视和死亡的抗议，这句话是，“让我像白天鹅歌尽而亡！ ”我节省下来的这原来的题记，我将它献出来，写到这里。
高建群：扶路遥上山（4）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堂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座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作‘上山’，把出生叫作‘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受苦’。”
10、？写到这里，我不能不遗憾地认为，在一切金子般闪闪发光的优点之外，路遥有一个最大的不足，这就是欲望太多。他不明白该放松时要坚决地放松。他不明白人生只能干成一件事情。他不明白不要去同时去追两只兔子这个道理。结果，兔子没有追到，自己倒先累病了。这样，使他很难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相处。我想，苦难的童年带给他许多优良品质之外，这也是带给他的缺点。陕北是一块“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土地，这带给了这人类一群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和斯巴达克式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激情，但同时，它让我们少了点中庸之道。大得而小失，如此而已。
11、？我的尊敬的朋友路遥活着的时候，有一天，他对着这个世界说；“谁能够评论我呢！”我说：“有一天让我评论吧！”他说：“也许，你能够评论的！”那么，现在，我怀着无限的爱心和兄弟之情，怀着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用我的形式评论你和总结你，你能接受吗？我为什么不在你活着的时候为你说这些话呢？不管你当时高兴不高兴，我此刻想。
让我们哭泣吧。如果不会哭泣，那么因为路遥之死，让我们学习哭泣，以便用哭泣作为武器来应付这个苍凉世界。乌讷木诺说：“我们必须学会哭泣。也许，这是人类最高的智慧。”我们的哭泣当然主要是为了死者，但是，也有一半原因是为了尚且混迹于尘世、被种种琐碎人生任务所纠缠的我们。我们将在哭泣中暂时忘却了痛苦，继续行走，至于我来说，我希望这篇短文完成以后，我的手捉起笔来不再颤抖。
“先走为神”，这句话是我从街头那晒太阳的老汉那里逮来的。这句饱含深意大智大慧的话令我惊讶不已，陕北人那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态度，通过这句话用平静的口吻说出来了。这句话令我的哀痛减弱了许多。那么，这样说，先走的路遥是幸福的，让我们节哀，并请所有为路遥之死而痛苦的朋友们节哀。
路遥兄，你的灵魂愿意栖息在这块黄金高原的哪一个山头呢？请唢呐吹奏起来，请引魂杆高张起来，且让我扶你上山。
1992年12月1日夜至2日凌晨？急就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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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悼路遥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
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其时我已经坐上了轮椅，路遥到北京来，和几个朋友一起来看我，坐上轮椅我才开始做文学梦，最初也是写诗，第一首成形的诗也是模仿了信天游的形式，自己感觉写得很不像话，没敢拿给路遥看。那天我们东聊西扯，路遥不善言谈，大部分时间里默默地坐着和默默地微笑，那默默之中，想必他的思绪并不停止，就像陕北的黄牛，停住步伐的时候便去默默地咀嚼，咀嚼人生。此后不久，他的名作《人生》便问世，从那小说中我又听见陕北，看见延安。
第二次见到他是在西安，在省作协的院子里，那是1984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陕北看看，路过西安，在省作协的招待所住了几天，见到路遥，见到他的背有些驼，鬓发也有些白，并且一支接一支抽烟，听说他正在写长篇，寝食不顾，没日没夜地干，我提醒他注意身体，他默默地微笑，我再说，他还是默默地微笑，我知道我的话没用，他肯定以默默的微笑抵挡了很多人的劝告了，那默默的微笑，料必是说，命何足惜？不苦其短，苦其不能辉煌。我至今不能判断其对错，唯再次相信“性格即命运”。然后我们到陕北去了，在路遥、曹谷溪、省作协领导李若冰和司机小李的帮助下，我们的那次陕北之行非常顺利，快乐。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电视上，“正大综艺”节目里。主持人介绍那是路遥，我没理会，以为是另一个路遥，主持人说这是《平凡的世界》的作者，我定睛细看，心重重地一沉，他竟是如此的苍老了，若非依旧默默地微笑，我实在是认不出他了，此前我已听说他患了肝病，而且很重，而且仍不在意，而且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奋争不已。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此后不足一年，他会忽然离开这个平凡的世界。
他不是才42岁么？我们不是还在等待他在今后的42年里写出更好的作品来么？如今已是“人生九十古来稀”的时代，怎么会只给他42年的生命呢？这事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哭的问题。这事，沉重得不能够哭了。
有一年王安忆去了陕北。回来对我说：“陕北真是荒凉呀，简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儿生活。”王安忆说：“可是路遥说，他今生今世是离不了那块地方的，路遥说，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我稍稍能够理解路遥，理解他的心是怎样碎的，我说稍稍理解他，是因为我毕竟只在那儿住了3年，而他的42年其实都没有离开那儿，我们从他的作品里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写他的作品，可惜还有很多好作品没有出世，随着他的心，碎了。
这仍然不止是一个哭的问题，他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声音，这声音流传得比42年要长久得多了，就像那块黄土地的长久，像年年都要开放的山涧的那一树繁花。
1992年12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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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黄土的儿子（1）
去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后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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